对谈｜母女关系间的纠葛和羁绊
“我和我妈，相爱相杀。”
中国电影《柔情史》的这句宣传语描述了一种复杂矛盾的母女关系：爱与不满、怀疑、抱怨，甚至恨意相伴相生。这种关系在丹麦小说《缩头鸟》（暂译名）中展现得或许更加极端：性取向不被家庭接受的女儿，直到母亲辞世也未能与其和解。
5月16日晚，电影《柔情史》导演杨明明与小说《缩头鸟》作家莱诺拉·克莉丝汀娜·斯科夫（Leonora Christina Skov）共聚北京丹麦文化中心，讲述她们与母亲的关系，探讨家庭、人性和爱的奥义。对谈由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李文婕主持。
莱诺拉出生在一个丹麦小镇。“我的家庭看起来很普通，但在和谐的外表下，我的父亲严厉专制，母亲谨小慎微。”19岁，莱诺拉到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念大学。21岁，她爱上一位女牧师。父母不能接受莱诺拉的性取向，烧毁了关于她的一切。此后多年，她都没有见过父母，直到母亲罹患乳腺癌。在母亲生命的最后几年，莱诺拉试图尽己所能接近母亲，修补这段关系。“但无论我做什么，似乎都无法走进她的内心，而且，她不喜欢我。”
母亲于2015年与世长辞。莱诺拉决定写一本自传，讲述她与母亲之间支离破碎的关系。母亲生前的许多言行举止对她来说仍然是个谜，她决定不再继续解读，而是将一切写进这本《缩头鸟》，留给读者。
杨明明的电影《柔情史》则展现母女关系更为琐碎、庸常的一面。由杨明明本人饰演的女主角小雾和男友分手，靠一笔意外的稿费在北京胡同里租下一套房子，期待一人世界；不料无法与家中老人相处的母亲搬来同住。两代人的差异在小小的空间里被无限放大，从起床时间、洗碗顺序，到人生观、价值观，彼此挑剔、攻击，“相爱相杀”。
《柔情史》
虚构的《柔情史》也有杨明明真实生活的影子。父亲在她很小的时候就离开了这个家庭，母亲尽力保护女儿长大。女儿长大了，母亲老了，渐渐有了更多龃龉。母亲总是很担心杨明明，担心她出车祸，担心她用洗发水会得癌症，挑剔她的姿势，希望两人能每天打个电话，她有时候甚至觉得母亲在“控制”自己的生活。“都是一些很小的事情，但就是很让我抓狂。”杨明明说。
这些“很小的事情”呈现在大荧幕上，收获了海内外观众的笑声。起初杨明明以为外国观众大概很难理解这部电影，因为在她看来，电影里的情感是私人化的，母女关系是更偏向中国传统的。但事实证明，欧美的观众毫不费力就能体会到她的黑色幽默，有女性观众观影结束后告诉她，天呐，这就是我和我妈／我女儿的关系。
杨明明想，这世界上的母女关系，大概都是很相似的。相似的，或许是母女之间难以言明的纠葛和羁绊。
对谈中，几位听众讲述了自己与母亲的关系。有人和杨明明一样，有一位完全以子女为中心、丢失自己生活的母亲，子女长大了，离开家去远方求学，母亲一下失去了生活的重心。有人觉得自己和母亲是“太不一样的人”，自己恨不得把作业写两遍，母亲却总是问“你为什么不能休息一下”。
种种羁绊不仅存在于过去，也影响着未来的人生。有人不喜欢、害怕母亲的个性，却发现恋爱中的自己渐渐有了母亲的影子。有人成长于一个父亲压迫、暴躁，母亲不能独立的家庭，长大后发现自己再也无法相信任何人际关系，更无法步入恋爱关系；试图做出改变时，只被深深的无力感束缚。
羁绊也表现为负罪感。莱诺拉的妈妈总是将癌症归因于女儿，让她充满愧疚。莱诺拉记得，自己小时候想尽办法“赢得母亲的爱”，但母亲似乎总是不喜欢自己。“出柜”以后，母女关系更加跌入冰点。即使她在母亲最后的时光试着修复，也于事无补。她有时会怀疑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主持人李文婕也提到，有时父母甚至“利用”这种负罪感，将想法强加在子女身上。
让莱诺拉无法理解的，还有父亲的态度。在她眼里，父亲更在乎母亲，总是赞扬母亲，贬低女儿。父亲曾把她和母亲比较：“你妈妈这么漂亮，希望你有一天也会变得像她这么漂亮。”莱诺拉出书后，父亲也不屑一顾。
但她怕父亲看到这本《缩头鸟》，“这本书可能会毁掉他”。
杨明明也有些担心母亲看到《柔情史》之后的反应，虽然这个故事并非讲述杨明明与母亲的真实生活。母亲只看了预告片，她总是说自己晚些再看。杨明明猜想，也许母亲迟迟不看电影，是因为她不相信女儿真能拍出一部完整的作品。妈妈从不相信女儿能成为一名导演，她觉得这不是一份真正的工作。在母亲眼里，成为一名央视女主播是最好的归宿。不过，虽然母亲总是质疑女儿的导演梦，总是说晚些再看《柔情史》，但知道电影即将上映，母亲哭了，给杨明明打来电话，还给周围的朋友买电影票。
或许就像杨明明在谈到《柔情史》中的幽默时所说：“这些桥段很痛，也很有趣。正因为它痛，所以是有趣的。”
伤痕太多，有时候不免让人怀疑爱是否真实：母亲真的爱我吗？
主持人李文婕说，小时候总觉得母亲爱孩子理所当然，但长大后看过更多母亲，才发现母亲首先是一个人，再是一位母亲，并非生而为母；有一些女性，虽然当了母亲，也并不觉得必须爱孩子。莱诺拉的生活中也不乏就是不爱孩子的母亲。
比起思考“母亲到底爱我吗”，问出这个问题本身似乎更艰难，需要更多勇气。一位观众坦言，自己绝不敢思考这个问题，它代表着危险、毁灭。莱诺拉认为，对很多人来说，“怀疑父母”是个禁忌，一丁点儿的怀疑可能意味着整个世界、人生的改变，社会的稳定性将面临挑战。
杨明明则肯定地表示：“我敢，我敢问这个问题。”但是她永远不会去问，因为“爱是答案，不是问题”。
比起“是否爱”，“如何爱”似乎有更多的讨论空间。有观众对“无条件的母爱”提出质疑：母爱是无条件的吗？那么负罪感从哪里来？再进一步讲，这世界上存在无条件的爱吗？人与人之间似乎存在某种权力关系，由此互相期待、要求，甚至挟持，我们真的有可能无条件爱上一个人吗？我们是否将母女关系理想化，浪漫化了？
莱诺拉相信无条件母爱的存在。杨明明持相反观点：无条件的爱是不存在的，“只有老天爷才能无条件爱人”。
对谈至尾声时，有观众关于“如何爱”提出换位思考的重要性，子女似乎习惯于剖析父母的缺点，但对于父母来说，生育、抚养、教育子女也是人生的初体验，他们也是从曾经子女的角色一步步走到今天。况且，“你们认为自己是一个好女儿吗？”
莱诺拉或许明白母亲的消极情绪从哪里来。外婆是一个控制欲很强的人，与母亲关系并不融洽。母亲小时候被同学孤立。《缩头鸟》中有几笔回忆，写到母亲告诉莱诺拉，外婆曾逼她请所有同学来参加生日会，她们手写了邀请信，做了生日蛋糕，摆满一桌子好吃的，但是班里一个人都没来，“我是被孤立的那个，所以当然没人来”，母亲说。长大后的母亲饱受社交恐惧症困扰，在家里面对父亲时，“用眼泪作为唯一的武器”。有时候莱诺拉能感觉到，母亲甚至有些嫉妒自己，因为自己在许多方面比母亲更勇敢。
与家庭、与母亲的裂痕或许会是莱诺拉永远的遗憾。但至少在经过十年的心理治疗后，现在的她敢于直面过往的一切，与读者面对面分享伤痛的故事。如果在自我疗愈上有经验值得分享，她认为“最重要的是找到那些真的是因为你是谁而爱你的人”。
杨明明则认为，谁爱自己，谁不爱自己，或许没有那么重要，最重要的是自我的独立和实现：“你得找到能让你感觉到自己的存在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