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刘云军：唐宋之际的文武分途
台湾大学历史系方震华教授长期以来一直关注中国历史上文武关系的演进， 2001年，他在布朗大学完成博士学位论文“Power Structures and Cultural Identities in Imperial China ：Civil and Military Power from Late Tang to Early Song Dynasties (A.D. 875-1063)”，探讨了晚唐至北宋中期的文武关系。2019年4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了这部博士论文的同名中文版《权力结构与文化认同：唐宋之际的文武关系：875—1063》（以下简称“唐宋之际的文武关系”），使国内读者可以更方便地利用这部学术著作。
《唐宋之际的文武关系》一书除绪论、结论外，正文共六章，并在全书最后附录了一篇作者发表于2012年的文章《才兼文武的追求——唐代后期士人的军事参与》，分析了“安史之乱后唐代文武势力的消长，以及文士对军队、战争的态度”（中文版序言）。以下是各章的内容简介：
第一章《文武分途的序曲》，讨论了黄巢起义前唐朝文武之间的关系。作者指出，唐朝建立后，虽然文武官员职能有所分别，但唐初三朝时，“文武合一”传统得到充分的发展。武则天掌权时期，由于“文治”重要性增长，文武官员开始更为剧烈的分化，而府兵制的废除，加剧了武官地位的急剧下降。到唐玄宗时代，“文武合一”传统完全过时。安史之乱后，武官与朝廷关系紧张，“唐朝后半叶，由于不同的社会、知识背景，以及政治上的各分轸域，文人与武人逐渐形成两个相互敌视的群体。然而，他们之间的权力平衡预防了严重冲突的发生，也阻止了双方关系的进一步恶化。”（第31页）
第二章《武人权势的扩张（875—950）》，讨论了从黄巢起义到五代后周建立前这段时间内武人权势的扩张。作者指出，黄巢起义导致唐王朝权威的崩溃，瓦解了文武官势力之间的平衡，武人权势扩张，控制了中央政府，文官的政治活动失去了实质影响力，“被缩限至文书与议论的范围”。（第46页）五代梁、唐、晋、汉诸国，内外战争频仍，地方节度使强横，君主注意力放在军事方面，武人在中央和地方权势均十分强大。
第三章《文武关系的转变（875—950）》，讨论了从黄巢起义到五代后周建立前这段时间内文武关系的转变。作者指出，这一时期军事力量的扩张，“并没有毁灭中原的文治传统。官僚与文士尽管在政治上权力式微，却依旧享有声望与地位。坚守着对文治传统的信念，他们不屈不挠地试图复兴唐代的政治制度，并发展儒家教育。他们也热衷于与武人权贵合作，以求恢复文人的政治影响力。”（第110页）并且由于现实统治的需要，在10世纪中，许多军人家庭历经了一场急遽的文儒化过程，“正是这些文儒化的武将，缓解了文武精英之家的相互仇视，且最终在10世纪后半期与文人联手，共同在中原地区重新建立文治政府”。（第93页）
第四章《文治政府的复兴（951—997）》，讨论了后周、北宋太祖、太宗朝的文武关系。作者认为，从后周开始，文臣的力量随着中央权威的提升而扩展。北宋建立后，宋太祖、宋太宗均重视文治，不断采取措施，扩张文臣势力，压制武人的政治影响力。但出于与武人的情感与统一全国以及防备契丹、党项的现实需要，皇帝仍然重视武臣，所以一部分武臣仍然保有相当的影响力。
第五章《文臣的全面性胜利（998—1063）》，讨论了北宋真宗、仁宗朝文臣势力的高涨。作者指出，随着澶渊之盟的签订，宋辽之间结束战争状态。宋真宗又通过岁赐稳定了党项。外部军事威胁解除后，随着军政重要性的降低，武官失去了一个得以发挥其长才的舞台，武人从中央到地方受到进一步压制，最终在宋仁宗朝晚期，确立了“一个完全由文人支配的政权”。（第184页）
第六章《文武对立的深化》，讨论了北宋真宗、仁宗朝的文武关系。作者指出，虽然文人势力自后周广顺元年（951）以降不断扩张，文武官员在政治和文化领域的分化更加明显。然而，在10世纪的下半叶，官员们并没有因此而分裂成两个对立的阵营。到了11世纪，文人对武人负面评价越来越多。随着文官逐渐支配北宋政府，他们对于文武区分的理念逐渐落实到官僚体制中。通过政治制度，宋仁宗时期，“文官不仅确立了与武臣的区隔，更将双方的隔阂延续到后代子孙身上”，“全体官僚被区分为两个具有某种敌对意识的阵营。”（第208页）
《唐宋之际的文武关系》一书某种程度上可以看做是王赓武教授《五代时期北方中国的权力结构》（1963年英文版，中西书局2014年中译本）研究的拓展与细化。本书最大的特色是基于传统史料，采用长时段研究的视角，按照时间顺序，从权力结构与文化认同角度对晚唐、五代至北宋中期文武关系变化的趋势，即“文武官的区别由模糊转趋明确”（第209页）做了细致的梳理。全书采用叙事体写作，语言流畅，正文中较少直接引用大段史料，阅读感很强。
作者指出，“从875年至1063年，武人的权力经历了一场快速扩张，随后又猛然紧缩的过程”。与之相对应的，在唐朝中央权威被地方军阀摧毁后，文官失势，武人政治一直延续到后周建立。后周皇帝开始扶植文官的权势，北宋建立后，文人权力与地位的恢复取得了迅速的进展，并在宋仁宗朝达到最高峰。“从中央朝廷到地方政府，具备儒学背景的文官几乎全面取代职业军人，出掌各个重要的职位。在行政与军事领域，文官的权力与声望都压过了武人同僚”。（第2—3页）在此基础上，本书提出一个重要观点：“在从唐至宋文武权力剧烈演变的过程里，文武官员的分途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第3页）。
这个观点乍一看似乎令人难以接受，因为官分文武是官员分工与职业化发展的自然结果，而且在中国古代很早出现，并非始于唐朝，为何却决定性地影响了唐宋文武权力演变呢？根据作者的分析，唐朝建立后，文武官员之间已经有所区分，并且随着时间推移，文武之间的区隔逐步扩大，但在中央朝廷的调控下，双方仍能保持相对平衡。唐朝的崩溃打破了这种平衡，随后五代武人政治的极端化，使得文官失势的同时，激起了文武分途所产生的区隔与文化认同，这种认同反过来强化了文武彼此之间的区隔。随着文官势力在北宋的全面胜利，为了巩固他们的优越地位，他们进一步调整政策，将文武官员的区别制度化。“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文人精英对自身文化的强大自信，是建立在他们对武人文化的轻鄙之上的。出于此种偏见，文武官员形成了两个拥有不同政治权力与文化身份的群体。他们之间的相互不信任，构成了日后宋朝历史中的无解难题，这正是文、武两个领域不均衡发展所产生的结果。”（第219页）可以说，这个观点不仅指出了唐宋文武关系的矛盾所在，也为理解这一时期的政治运行提供了有益的思路和视角。
事实上，《唐宋之际的文武关系》所提出的宋代文武之间分途所造成的相互不信任，在南宋时期仍在继续上演，最突出的表现是南宋建立后，面对金人的南下入侵和地方上盗贼横行，文官纷纷质疑抗金将领的忠诚度，不断呼吁朝廷收回兵权，最终宋金签订绍兴和议，宋廷收夺韩世忠、张俊、岳飞三大将兵权，杀害岳飞，文官再次压倒武官。
除了这个观点以外，《唐宋之际的文武关系》一书中还提出其他许多富有创建性的观点，如后周政权与之前的五代诸国不同，它“代表一个新政治秩序的开始，而不是统治失序的最后阶段”，其统治者推出的一系列新措施，为宋代皇帝所继承，并持续执行。（第214页）澶渊之盟是北宋文武官权势发展的分水岭，避免了外患影响后，军事工作重要性降低，武臣缺失施展才能的舞台。景德二年（1005）以后，武官势力迅速衰退，文官权势凌驾于武臣之上。（第217页）宋仁宗朝文人拥有的政治权力与对武人的鄙视达到高峰等。这些观点或者已经为研究唐宋文武关系的学者所接受采纳，或者为学者提供了进一步探讨的思路。
从长时段角度来探讨晚唐五代至北宋中期文武关系，作为本书前身的博士论文属于比较早的学术成果，得到学者们的注意（如邓小南教授2006年出版的《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史述略》一书的参考书目中列举了这篇博士论文；王赓武教授在其英文著作《五代时期北方中国的权力结构》2007年的修订本前言的注释中同样提到该论文）。当然，从博士学位论文完成到修改成书出版，期间又经过了近二十年，虽然中文版“增添了许多引文与史实，也改正了原英文版存在的各种错误”（中文版序言），但主体观点并未与博士论文发生大的改变。而这近二十年间，学界对于相关问题有了一些新的推进，如对安史之乱后中央朝廷与地方藩镇的关系研究（李碧妍《危机与重构：唐帝国及其地方诸侯》，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关于唐后期至五代的政治文化（陆扬《清流文化与唐帝国》，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关于北宋前期政治史的研究（邓小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三联书店2006年[2014年修订版]），关于北宋武官的研究（何冠环《北宋武将研究》，香港中华书局，2003；《攀龙附凤：潞州上党李氏外戚将门研究》，香港中华书局，2013；《北宋武将研究续编》，花木兰出版社，2016。陈峰《北宋武将群体与相关问题研究》，中华书局，2004。赵冬梅《文武之间：北宋武选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等。这些新的学术成果使我们需要对《唐宋之际的文武关系》中提出的一些观点做重新审视。
比如本书第三章中举了后梁朱温与宰相裴枢之间因为任用“嬖吏”张廷范为太常卿一事发生激烈冲突，最终导致裴枢等人被处死一事为例，认为这是武臣掌握实权后，“不再容忍文臣精英的傲慢与自我标榜”。（第86—87页）。而邓小南教授在《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中更细致地展现了这个事件的复杂性，并指出这是社会上新起势力对于名流士大夫发自内心的不信任甚至仇视。（第107—113页）
本书第四、五、六章着重讨论了从后周到北宋仁宗朝朝廷的重文轻武，导致文武官势力的此消彼长，文臣最终取得全面性胜利，武人权势彻底没落，并在讨论中多次提及文官对武人的轻或抑，这也是目前学术界对于北宋文武关系的通常看法。但台湾学者柳立言教授指出，北宋的轻武或者抑武可分为合理与不合理两种情况，文人也会被轻或抑，也有合理与不合理之分。另一方面，纵使因为武人的身份而受到轻或抑，但武人在品德、知书或司法上有所表现，便由轻、抑转为重、扬。这对于我们重新认识北宋文武关系，特别是重文轻武说法提供了新的思路。（柳立言：《北宋评价武人标准再认识——重文轻武之另一面》，《历史研究》2018年第2期）
另外，作者主要从官僚制度和文化认同角度对唐宋之际文武关系进行分析，对这一时期的社会环境、经济、社会等变化对于文武关系的影响着墨不多。事实上，晚唐五代时，政治舞台上除了文武官外，当时还有许多其他力量，如宦官、内臣、外戚、外族势力等，这些力量的加入，无疑对当时文武之间关系的演进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
如果对《唐宋之际的文武关系》再苛责一些的话，就参考文献而言，与近二十年前完成的英文博士论文相比，中文版虽然经过修订，但在史料运用上一仍其旧，并未吸收近年来学界特别重视的碑刻墓志等出土文献资料。对于这些年来学界新的研究成果，中文版也没有吸收并展开对话，这令人感到有些遗憾。至于本书所讨论的时间段875—1063年，涵盖了晚唐、五代到北宋中期，这与国内学界所熟悉的“唐宋变革”论的时间跨度非常吻合，但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作者在整部著作中并没有提及“唐宋变革”，也没有对其作出回应。
此外，书中还有一些小错误，如五代人物桑维翰的生卒年，第70页作899—947年，第84页、第104页作898—946年。后汉隐帝刘承祐的生卒年，第77页、第100页作931—951年，而第104页书中作930—951年。第123页第一段第四行：“自北周时代开始，文臣的力量便随着中央权威的提升而扩展。”本书通篇不涉及北周，故此处“北周”应为“后周”之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