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制的狂欢｜逝去的大师与日常状态，一种海德格尔的解读

2019年5月15日，华裔美籍建筑大师，“现代主义建筑”的最后一位大师贝聿铭先生于纽约逝世。一时间，人们纷纷分享着贝聿铭的故事、作品、思想，借此来纪念这位大师。在去年10月30日金庸先生去世之后，网络上也掀起了通过分享自己与金庸作品的故事来悼念金庸先生的活动。在这些活动兴起的同时，一些声音却认为这样的悼念行为无异于跟风或是盲从，于是一些网民通过分享错误的名人照片，编造名人语录等行为来讽刺这样的悼念活动。就在我本人的朋友圈中，也有人开玩笑说道：“今天大家都格外懂建筑设计。”

当然，哪怕一位网民此前从没有发表过关于贝聿铭先生的任何看法，我们也不应该轻易说他的纪念行为是不真诚的跟风。这并非是站在纪念者的角度来赞美这一行为，而是我们没有办法完全获取这位网民所有的生活信息。或许，在多年前，他或她曾在苏州博物馆前久久驻足，在卢浮宫的玻璃金字塔前等待日落，只是我们对此不得而知。因此，我们既不能肯定也不能否定他或她的悼念行为的真诚性。如果我们不去揣测纪念者的动机，不轻易将纪念者都定义为跟风或盲从者，那么我们或许会问出这个问题：为什么只有在具有“冲击性”的大事件发生后，我们才会去表达对于大师或名人的看法或态度？对此，我们或许可以从海德格尔的著作《存在与时间》中找到这一问题的答案。

海德格尔的日常状态

对于一些读者，包括我自己而言，海德格尔的语言较为复杂晦涩，所以我会尽量提炼归纳他的思想而不直接引用他的原文，并在这一部分中用较为通俗的语言阐述我认为最重要的部分。在《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将人类（Dasein）的生活本源（ontological structure of living）分为三类，筹划（projection），被抛出性（thrownness），与沉沦/堕落（fallenness ）。人类来到这个世界上时，并没有明确的目的或目标。与设计出的电器不同，人类并没有明确的目的和“唯一”的最终功能，所以人类不可避免地发现自己被抛出在这个世界上，而我们所能做的就是通过宗教，各种理论或是科学来给人类出现的这一事实给予各种解释。但是，人类也有着筹划自己未来的能力。对于人类而言，我们能够找到一种或多或少令人满意的生活方式，虽然我们并不一定能够实现或达到这一生活。而最后，我们却发现人类有着沉沦/堕落的本性，这一本性并非宗教意义上的堕落，而是出现在我们存在于世界上的方式之中。而正是这一沉沦/堕落，与我们纪念大师，与我们的日常生活都有着重要的联系。而建立这一联系的桥梁，正是我们的日常状态（everydayness）。

日常状态是无处不在的，我们的日常闲谈，无关紧要的好奇心，明知错误仍要进行的信息交流都是日常状态的一部分，我们时常听见上班族们抱怨自己的生活像一个机器人一样，重复、无趣、机械，海德格尔或许在这一点上可以同意苏格拉底的名言，“未经审视的人生不值得一过”。对于海德格尔而言，我们的生活是由不反思式的事件所组成的。我们心安理得地去接受习俗，民间智慧，文化上的枷锁，而不去质疑，反抗这些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的部分。因为我们已经害怕离开舒适的日常生活，逃避对自己本身的追问，也不再了解本真自我（authentic self），所以我们变成了芸芸众生里的一员（anonymous they）。

让大师带领我们去反叛？

现在承担打破日常生活这一任务的，是小说，电影，哲学，而人们对与这些作品或思想的渴望正是对日常生活的反叛。导演姜文曾经说过，“对现实没招了，我才拍电影假造一种生活”。甚至资本主义本身也意识到了这一问题，它将旅游，购物，消费行为包装成为对日常生活的逃离，包装成“做自己”（一种模糊的真我概念）的行为。而这些行为是否真的是对日常生活的反抗呢？某些旅游最后回到购物，某些做自己最后使得消费者迷失，不由得让人质疑资本主义是否真的关心每个人能否找到真我。

也正因如此，每当大师去世时，很多人抓住这一机会说出自己日常生活之外的想法。在漫长的，令人疲惫的日常生活之外，这或许是个绝佳的表达自己想法的机会，不显得矫情或者无病呻吟，毕竟悼念的行为是善意的。在白天996、空余时间669的生活之外，人们需要有共鸣和表达的空间。或许很多人去过苏州博物馆，很多人读过金庸，那些玻璃、钢材、石头、水和植物让人体会到与日常城市建筑不同的建筑之美；那些无法重现的生离死别、国仇家恨、英雄豪气、义薄云天、儿女情长，都曾出现在我们的梦里，脑海里。所以当有人放出一张贝聿铭先生作品的图片时，我们或许可以想起自己遇见它时的情景；有人引用一句赵敏的“我偏要勉强”时，我们会知道那是怎么样的敢爱敢恨。

或许只有少部分的人可以逃离996，有大把的时间去思考什么才是本真自我，而更多的人只有在柴米油盐的空余下，面对大师逝世，大师得奖，这些冲击性事件之后，才能也才敢写下那么一些句子，分享自己的一些经历，有时间回到过去，短暂地脱离窒息的日常生活，回到精神家园，面对大师和精神世界里的自己。

在日常生活中存在的诗意

法国哲学家伊曼纽尔·列维纳斯（Emmanuel Lévinas）曾提出过针对海德格尔日常状态的批判，列维纳斯认为，日常状态未必会导致沉沦/堕落，自古以来许多伟大的小说家记载了许多日常生活，然而我们仍然将他们称作伟大的。我的好友刘天依表示，“海德格尔或许会认为写小说这个行为本身就是不俗的，一般俗人是不会写小说的”。但是我们也同意，海德格尔并没有解释为什么不俗的人记录日常的俗事就变成了伟大的作品。或许他们记录这些事情的目的是强调了“日常状态”这一现象的问题；又或者，在这些现象的背后藏着更大的矛盾和意义。以《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为例，我们可以说修昔底德是在详细记录当时的事件，虽然是战争，但也是当时人们的“日常生活”。然而，当我们读到伯里克利的《在阵亡将士葬礼上的讲话》时，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这不仅仅是一本历史书籍。伯里克利的名言，“一个不关心政治的人，我们不说他是一个注意自己事务的人，而说他根本没有事务”。在今天看来仍是讨论公民与国家关系的重要材料，其背后的政治和哲学意义远远不是简单一句“日常生活”可以概括的。伯里克利做了一个伟大的决定，将这一演讲记录下来，它属于生活，却又高于生活。金宇澄先生的《繁花》也是记录了上海男男女女的日常生活的片段，却让人读出背后的细腻情感，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个人在时代中的追求，上海人“不响”的文化，以及个人的渺小，和道德与生活的关系。或许在作家决定选取生活作为他/她记录的同时，他/她也看到了远高于生活的那一面。

结尾

正如王小波先生在万寿寺中所言，对于日常的我们来说，“长安城里的一切都已经结束。一切都在无可挽回地走向庸俗”， 但是在内心深处，我们也深深明白，“一个人只拥有此生此世是不够的，他还应该拥有诗意的世界”。 所以我们完全可以抓住日常生活里的诗意，爬上高耸的梯子，回到我们的精神世界，诗意地栖居在这世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