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从政治科学家到人类学家——斯科特及《弱者的武器》
詹姆斯·C·斯科特（James C. Scott）是耶鲁大学政治科学和人类学斯特林教授，研究方向包括农业社会、底层政治、阶级关系、无政府主义等。1985年，其名著《弱者的武器：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Weapons of the Weak : Everyday Forms of Peasant Resistance,，中译本2001年由译林出版社出版，本文所读为2011年4月增订版）出版，随即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讨论，在中文学界尤其受到社会学者的欢迎。他们借鉴作者关于农民反抗的概念如“弱者的武器”、“公开的文本”、“隐藏的文本”等，用来分析中国社会（应星：《草根动员与农民群体利益的表达机制——四个个案的比较研究》，《社会学研究》2007第1期；董海军：《“作为武器的弱者身份”：农民维权抗争的底层政治》，《社会》2008第4期）。而实际上，此书的意义不仅囿于为社会学者提供分析工具，其对作者本人和人类学界都具有重要意义。
在出版此书之前，斯科特作为一名政治科学家，完成了一系列的相关著作，如《马来西亚的政治意识形态》（Political Ideology in Malaysia: Reality and the Beliefs of an Elite, 1968）、《比较政治腐败》（Comparative Political Corruption, 1972）等。1976年，在《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The Moral Economy of the Peasant: Rebellion and Subsistence in Southeast Asia）中，斯科特尝试探讨农民的生存与反叛问题。然而由于缺乏具体“细节”，作者对此书并不满意，他在许多年后表示，《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一书最大的遗憾就是未能进行田野调查工作，并在革命的语境中去理解农民的文化和宗教（James C. Scott, “Afterword to ‘Moral Economies, State Spaces, and Categorical Violence’”,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Vol. 107, Issue 3, 2005, pp. 395-396）。
《弱者的武器》的出版可谓是作者从政治科学家转向“人类学家”的一次尝试，因为此书，斯科特在某些学术场合被当作“人类学家”介绍，而他本人也十分满意这一“误解”。这种转变也带来了研究方法的转变，以及研究内容的深化。基于严肃的田野考察，此书实践了人类学家认为再正常不过的事，即不存在抽象的力量，如集体或制度。没有土地贵族，只有特定的地主在特定地点，有着独一无二的性格和家庭历史；没有大而化之的资本主义，只有放债者、贸易者、工厂老板、工头，各有其性格、种族和惯行。作者力图在活生生的生活经验中探讨阶级与意识形态，而非基于政治科学和社会学的抽象性（Scott, “Afterword,” p. 398）。有学者就认为，《弱者的武器》可被视为对《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中主题的详细阐述，其关于实证细节以及理论与实证的清晰阐述“令人印象深刻”（Frederick H. Buttel, Book Extraordinary Insights on the Ordinary Conflicts: Review on “Weapons of the Weak”, Contemporary Sociology, Vol.16, No. 3, 1987, p. 301）。
一、写作背景及内容简介
此书写作源于对已有关于农民反抗和农民革命研究的不满与反思。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北美学界涌现出大量关注反抗与革命的著作，尤其是在越南战争和民族解放战争的背景下，大规模的农民运动或起义受到密切关注，如巴灵顿·摩尔的《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Barrington Morre, 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Lord and Peasant in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1966）, 艾瑞克·沃尔夫的《20世纪的农民战争》（Eric R. Wolf, Peasant War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1969）以及萨缪尔·波普金的《理性的农民》（Samuel L. Popkin, The Rational Peasant, 1979）等。然而，斯科特发现包括他在内（《农民的道义经济学》）的许多研究，农民要么是对国家和既有秩序造成威胁的起义者，要么大多数时候是作为“征召、税收、劳动力流动、土地所有和粮食生产的统计数字而默默存在”。他指出，无论哪种革命的成功，几乎总是造就出更为强迫性的霸权的国家政体——靠农民而壮大自身。很多时候，农民发现自身处于一个颇具讽刺意味的位置上，他们帮助统治集团获得了权力，但统治者推行的工业化、税收制度和集体化却与他们为之抗争的目标大相径庭（James C. Scott, “Revolution in the Revolution: Peasants and Commissars,” Theory and Society, 1979, Vol.7, No. 1/2 , pp. 97-134）而实际上，他认为，农民真正反叛的情况十分罕见，更不用说农民革命。
1978年至1980年，作者在马来西亚吉打州水稻主产区的塞达卡村（此村在1972年后引入“双耕”）展开了十四个月的田野调查。以此为基础，他立志书写农民“未被书写的反抗史”，这也构成了此书的核心观念，即农民通常会与榨取其劳动、食物、税收、租金的人，展开平淡无奇却持续不断的斗争，斗争方式包括纵火、怠工、私下抗议、偷窃等等，而这一切均可被看成“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也即“弱者的武器”。作者在关注反抗实践本身的同时也关注村庄内的意识形态斗争。
此书关注的主要问题是，20世纪60年代起马来西亚政府推行的“绿色革命”（又称“双耕”）使富人更富有，穷人更为贫穷，这对马来西亚农村阶级关系产生了怎样的影响。第一章以贪心懒惰的拉扎克和贪婪吝啬的哈吉·布鲁姆分别作为穷人与富人行为的典型，展现了二者对彼此展开的宣传攻势和意识形态斗争，达成所谓“权力的象征性平衡”。 第二章阐述了作者的研究动机和研究方法，意图分析农民的行为，创造的象征、规范和意识形态，关注思想与行动间的复杂关系。
第三、四章从经济史和社会史的角度，描述了马来社会的地方性事实，展现了塑造阶级关系的主要因素，包括后殖民主义国家和经济的基本情况，比如马来西亚实行“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后出现的水稻自给危机、贫富差距扩大等；引入“双耕”后村庄土地所有制、收入分配、人口流动、社会分层、社会结构以及政府活动范围和性质的变化，以及租佃谷物地租被现金地租取代、农业生产机械化带来的影响。
第五、六章探讨了村民对上述地方性事实的反应，而这取决于村民的个性、地位、产权关系（即阶级状况）等，村中的穷人和富人对“绿色革命”导致的村庄巨大变迁给出不同解释，构成“一场意识形态的斗争”。第六章具体展现了富人与穷人以“口舌之战”展开的意识形态斗争。作者通过三个冲突场景——提高地租或解雇佃农的企图、有关村庄“大门”的争论以及围绕村庄改进计划的政府基金分配而进行的指控和反驳，展现了富人和穷人各自如何歪曲事实，以服务于各自阶级的目标。穷人通过诉诸当地要求行为适当而不能傲慢自大的共同价值观来要求富人遵循秩序，而富人也以同样的方式控制穷人（斯科特：《弱者的武器》，第292页）。
第七章超越“口舌之战”，考察了穷人为改变生产关系而进行的实际反抗，如纵火、怠工、联合抵抗等。作者超越“生存伦理”和道义经济，探讨了农民公开抗议面临的障碍，包括复杂的地方分层、生产关系变化，镇压以及对镇压的恐惧等（斯科特：《弱者的武器》，第299—300页）。最后第八章，作者将塞达卡本土的见解与更大的关于阶级的社会经验以及典型的阶级斗争语境联系起来，试图探讨在何种程度上统治阶级能够将其自己的公正社会秩序的设想，不仅强加给从属阶级的行为，而且强加给他们的意识。
二、对核心概念的检视
此书出版后得到了广泛赞誉，但其中一些概念的界定及理论适用性，也受到学界质疑。反抗是本书的核心概念之一。作者在第七章中讨论了穷人的反抗模式，随后集中讨论了“反抗”的定义。他强调，穷人的各种反抗形式，无论是抵制机器收割、工资谈判、偷窃稻谷事件等，其特点是“阶级之间公开对抗的相对缺乏”；塞达卡村的反抗同任何更大的外部政治运动、意识形态或革命骨干等都没有关系，都是村庄范围内完全本土的斗争形式。然而，当论及一般意义上的“反抗”含义，界定何为“真正的反抗行动”时，问题就复杂起来。
斯科特对反抗与自利及犯罪行为的界定，似乎并不令人信服。作者提出这样的问题：从富人田里“盗用”一麻袋稻谷的穷人应该称其为小偷，还是反抗者？打谷者故意在秸秆上留下许多稻穗以便他的孩子老婆收集，这属于小偷小摸还是反抗行动？随后他试图弄清行动者的动机从而对其行为定性，但却发现行动者“连行动本身都不可能承认，更不用说解释其内心的想法了”。而当涉及偷盗一类的行为时，直接的个人获利和可能的反抗则合二为一，因此该如何判断哪个目的是主要和决定性的？斯科特本人并未能给出答案，或者说不知如何判断。
他随后转向杰拉尔德·马林（Gerald W. Mullin, Flight and Rebellion: Slave Resistance in Eighteenth-Century, 1974）与尤金·基诺维斯（Eugene D. Genoves, Roll, Jordan, Roll: The World the Slaves Made, 1974）的研究，指出马林将奴隶的“懒惰”、消极怠工和小偷小摸划归为一种“有限的、或许是自我放纵的造反类型”，以区别更具“政治性”的后果且表现为对奴隶制本身的反抗；而基诺维斯则将奴隶的日常反抗行动，如偷窃、撒谎、伪装、开小差、谋杀、纵火等，视为“前政治的”，以区别对奴隶政体的反抗（斯科特：《弱者的武器》，第354页）。斯科特认为，基诺维斯和马林进行此种划分是基于奴隶日常反抗缺乏革命性成果的事实，但他坚信“几乎没有任何一种现代革命能在不精确参照此类行动（即“自我放纵的”、个人化和非组织化行动）的情况下成功地得以解释”（斯科特：《弱者的武器》，第355页），随后举例称1917年俄国革命中军队的瓦解源于微不足道的、利己主义的不顺从或开小差行为，循此思路接着解释1948年蒋介石的国民党军队的溃散和1975年西贡军队的瓦解也是由于此种因素。
以此为基础，作者进而声称，不该区分“自我放纵”的个体行动与假定的有原则的、非自利的集体行动，并将前者排除在真正的反抗范畴之外，否则“会造成误导、没有结果和社会学上的天真”（斯科特：《弱者的武器》，第359页）。换言之，他不准备清晰划分自利与真正的反抗，他认为这种区分只会让人们忽视“农民政治的真正来源”，“面包与黄油”的问题是低等阶级的政治与反抗的本质所在。于是作者巧妙地回避了这个问题，将读者的视线成功转移到他后续的分析当中。由于斯科特并未对“反抗”的边界作出清晰划分——何为“自利”？何为“犯罪”？何为“反抗”？反抗便存在着“泛化”的危险。“广义地说，被支配者与支配者之间只要存在互动，被支配者的一切行为都会或针对或影响到支配者，这样的行为岂不是全都成了抵抗 （Asef Bayat, “From ‘Dangerous Classes’ to ‘Quiet Rebels’: Politics of Urban Subaltern in the Global South,” International Sociology, Vol. 15, No.3, 2000, pp. 533-557）?”这因此成为斯科特的“日常抵抗”概念面临的主要危险之一（徐小涵：《两种“反抗史”的书写——斯科特和底层研究学派的对比评述》，《社会学研究》2010年第1期，第217页）。
此外，斯科特关于塞达卡村的阶级关系的研究结论，即阶级之间相对缺乏公开的对抗，并不能直接证明他提出的观点——个人化和非组织化的行动会导致革命性后果。求助于其他学者关于其他阶层的研究成果，只能进一步说明他在此问题上的模棱两可。有学者就希望他能解释“由隐蔽的、非组织化的反抗形式引起的主要的社会结构变化”，以及“为什么在持续千年富有成效的、隐蔽的反抗之后，农民以及无产阶级依然大多生活在暴政与压迫之下”（Rejoinder by Matthew C. Gutmann to James C. Scott’s Reply on “Rituals of Resistance: A Critique of the Theory of Everyday Forms of Resistance,” Latin American Perspectives, Vol. 20, No. 2, 1993, pp.96）。
对于斯科特强调的“日常反抗的形式”，避免关注公开的、有组织的抗议活动，裴宜理认为，这种研究虽然充满同情，将眼光放在更为普通的民众行动之上，但她却认为比起旷工、偷窃、怠工或毁坏等“小打小闹”，罢工之类的对抗由于影响面广，具有更为直接的政治效果，因此她集中关注罢工这类公开的反抗。也正如米切尔佩罗在其研究法国工人骚乱的著作中指出的，罢工是一种为改变经济和政治关系而刻意进行的努力（裴宜理：《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刘平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斯科特和裴宜理的研究实际上代表着两种不同的研究取径，从不同角度探讨了底层民众的反抗方式。
而关于斯科特的底层农民反抗理论的适用性，古特曼也提出质疑：“我批评的不是对反抗的日常形式的重新评估，而是斯科特声张的不仅为东南亚（如他1976年所做）的农民，也为贯穿历史的各地农民（1985），最近更要为一般意义上的下层阶级说话（1990）”（Rejoinder by Gutmann, p.95）。斯科特确实是要纠正以往研究的弊病，但却在另一个方向走得太远了。“他不仅是将隐蔽的反抗形式视作最普遍的，且将其视作在暴政和迫害下‘政治生活’的全部。”古特曼强调“研究的平衡”，关注所有反抗与叛乱的形式。“这是当今在拉丁美洲唯一的有效方法，拉丁美洲正经历着多样化的发展以及新的社会斗争。”（Gutmann, p. 95）
另一值得思考的问题是斯科特对霸权意识形态的讨论，他从葛兰西的“霸权”观点出发，探讨了塞达卡村霸权意识形态的存在情况——塞达卡村的霸权意识形态较弱，穷人对霸权存怀疑态度，有时甚至公开表示敌对。随着“绿色革命”后新的社会关系占支配地位，有产阶级财富的社会性使用减少，其社会权威随之衰落，进而丧失对穷人的社会性控制。然而，斯科特未能解释以下现象，即穷人实际上倚赖的是绿色革命之前的霸权意识形态以及村庄秩序；同时只考察单个村庄且只探讨政治经济问题，恐怕无法充分理解霸权意识形态（Michael Adas, Book Review on “Weapons of the Weak”, 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 1987, Vol. 21, No. 1, pp. 149-152）。
三、对相关研究的启发
尽管此书的某些论证仍存探讨空间，但作者却通过此书完成了一次自我超越。此书既是一部充满洞见的人类学著作，又可视为具有长时段眼光的史学作品。作者依托长时间的田野调查，揭示了“绿色革命”给塞达卡村带来的社会性变化，以及在此基础上引起的村庄阶级关系变化，以及塞达卡村民“丰富”的精神世界。作者提醒，不仅要考察国家和地方精英所宣扬的社会秩序观，同时也要关注农民在何种程度上、以何种方式接受这种秩序观，要关注农民由经验形成的文化，包括其“幕后的”评论和交谈，谚语、民歌、历史、传说、笑话、语言、仪式和宗教，如此才有可能认识农民实际上在何种程度上和以何种方式接受了精英（斯科特：《弱者的武器》，第47页）。农民的反抗既包括匿名的反抗行动，也包括意识形态上的反抗行为，出于自身立场与目的去解读特定事件。
这对于社会学、历史学的研究均具有启迪意义，作者揭示了大的历史进程中底层人民并非一味被动的接受者，而是不断创造反抗策略的历史主体，而这也是斯科特在其另一部著作《不被统治的艺术：东南亚高地无政府主义者的历史》（2009）中所揭示的，东南亚的山地居民创造出各种方式来逃避国家的控制。当前中共革命史研究也注重考察作为革命主体的民众怎样对于革命动员的反映，比如中共土地改革过程中，农民的传统心态、惯行与土地政策既有暗和也有冲突之处（李金铮：《土地改革中的农民心态：以1937—1949年的华北乡村为中心》，《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4期），农民参与革命的动机也尤为复杂，有人是出于民族主义或阶级斗争情绪，有人则源于家庭贫困想获得土地，或者只为满足个人对权力的欲望，而当中共动员参军时，农民则表现出怯懦，并创造出各种逃避策略（李金铮：《农民何以支持与参加中共革命》，《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4期）。
另一方面，对于当代口述史研究，作者也为我们示范了如何做一个好的倾听者，使被调查对象作为一个个体主动讲述，在此过程保持一种“审慎的中立”，“在参与者所能提供的最好的描述中消除异常或增加新的信息”，写作完成后再回过头收集村民的意见与评论，这些评论充满着一系列针对他所忽视问题的富于洞见的批评、修正和建议（斯科特：《弱者的武器》，第6页）。
值得说明的是，斯科特从《农民的道义经济学》开始集中关注底层民众的反抗，几乎同一时期，底层研究（Subaltern Study）在印度兴起。但二者似乎长期处于“相互隔离”的状态，甚至连评述和引用他们研究的西方学者也很少将二者并提和对比。徐小涵对此的解释是，二者“隔离”的根本原因在于斯科特视底层为有统一意识形态而无共公开行动，而底层研究学派视底层为有公开行动而无统一意识形态（徐小涵：《两种“反抗史”的书写》，第211-227页）。且不论此种解释是否正确，许多年后斯科特本人接受采访时解释，不提及底层研究原因在于个人写作风格。他举例《支配与反抗的艺术》本可以写成引述福柯、布尔迪厄以及霸权理论等理论的社会科学著作，但他没有那么做，因为想使自己的书拥有更多的读者，而不是局限于社会科学圈中；这样写作也更为有趣，不是简单地引用科学思想家的观点去论证自己的观点。（Nils Gilman & Nicolas Guilhot, “‘Transforming the Nature of the Struggle’: An Interview with James C. Scott,” Humanity, 2014, p.117）。
在当今社会学界关于支配与反抗的著述汗牛充栋的情形下，此书尤为引人注目并具有原创性，因为斯科特是从反抗者的视角来研究支配（Nils Gilman, p.113），连同其著《统治与反抗的艺术：隐藏的文本》（1990）、《不被统治的艺术》（2009），作者均探讨和分析了底层农民的反抗策略。而从宏观层面看，此书在某种意义上关注的是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国家的各项政策和措施引起了怎样的社会反响, 从而引导我们思考如何弥合国家治理与民众实际需求之间的鸿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