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上海小三线人记忆中的原古田医院（中）
编者按：对于很多人而言，“小三线”是一个陌生的名词，而对一些上海人来说，这个词却有着非同寻常的含义。四五十年前，他们响应国家的号召，从都市走向山村，生产军工，一呆就是十余年。岁月无情，曾经的少年已然两鬓双白，回想起当年的奋斗历程，却依旧记忆犹新。温故过去，才能烛照未来。今天带来的是上海小三线原古田医院陈正康的口述史文章，听他讲述故事。
采访者：陈莹颖（上海大学历史系硕士研究生）
整理人：陈莹颖
采访时间：2018年6月24日下午
采访地点：上海市黄浦区肿瘤防治医院会议室
第三部分 点点滴滴 为医院稳定发展增砖添瓦
第三部分是“点点滴滴，为医院稳定发展增砖添瓦”。这第三部分包含六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医务人员、技术人员严重缺额，要怎么解决呢？
1.如何解决各类技术人员缺额
医院的发展，首先是大量医技人才的发展。包建单位上海仁济医院根据“政治第一”“历史上有污点的人员不能进山”的要求，派出了各科重量级的医科带头人，时至今日我们仍可如数家珍报出这支老专家队伍，他们大多是教授副教授、主任副主任医师，譬如陈曙霞（中西结合内科）、周连鸿（普内科）、蒋惠人（胸外科）、姚培炎（普外科）、姚德鸿（泌尿外科）、薛春大（脑外科）、汤希伟和周良玉（妇产科）、颜子武（儿科）、潘根长（耳鼻喉科）、陈维真（眼科）、沈崇欣（神内科）、张子应及杭燕南（麻醉科）、邓杏邨（放射科）、燕山（B超科）、徐学芳（心电图科）、万仲棠（药剂科）、乔心敏（护理部）等等。医生坐诊是轮流值班的，用现在的医院运行规则看当时的情形，说句不中听的话，医院初创时期，三线职工和当地老百姓真的好运气，看的全是专家门诊。那时医院也没有专家门诊、特约门诊或特需门诊的设置，病人挂号之后，就是由这批高年制医生给他们诊治，所以，从某种角度来说，他们享受的全是专家门诊、特约门诊或特需门诊的待遇，因为医生少，只能这样，患者是受益的。我们今天还没有这么好的机会，现在去医院看病，挂专家门诊、特需门诊还得预约，有时候还要提前一个月预约，挂号费也明显高于普通门诊。
正是由于这些老专家的传帮带，手把手的教授、指导，又成就了后来古田医院的第二代医技专家。随着医院正式开张发展，院领导十分重视医技队伍建设，在引进人才的同时，着重以各种形式自己培养和委托培养各类人才，以适应新形势的需要。我们采取的措施有：
一是建立护士培训班，由护理部乔心敏等老师依据正规护士教材进行授课。我本人曾担任护士班的政治老师，那时还年轻，学员们都亲切地称呼我“小陈老师”。培训出来的护士都要经过严格的专业考核，才能取得护士资格；第二是创办“七·二一”大学，培养医学专科生；第三是保送医院职工去二医大学习，培养工农兵大学生，那时候我们送去了好几个，如顾云生、瞿潮英、唐美球等等，这些保送的工农兵大学生，遵循的是从哪里来回哪里去原则，医院现在送你去二医大学习，学成以后，仍要回到古田医院，继续为三线职工和当地人民群众服务；第四是委托培训驾驶员，医院委托培新汽车修理厂代训，地点在歙县岩寺镇。我一开始进医院的时候，医院领导也是要把我作为驾驶员去培训的，但因为我眼睛近视，不符合规定，所以就没有去；第五是培训水电工、司炉工、机修工等，送到外面去代训以后，经过考级，让这些同志从普通工成为技术工。正是在“委培、自培”两条腿走路的形式下，我们这些从农村出来的“愣头青”，好多人也都成了干实事的医技人员或技术工人，工作在为三线工人和当地群众服务的岗位上。
医院领导通过培训护士、医专生、医学生、驾驶员、水电工、司炉工、机修工等各种、各类专业技术人才，以适应医院的发展需求。
当时去的医生都是非常优秀的，“好人好马”。“好刀枪”就不一定了。一般常用设备都有的。但后来随着医院的发展完善，医用设备如X光机、彩超设备等也在不断更新。缺医少药基本是不存在的，无论是生活用品还是各种药品、设备和工具，都是由上海这边发过去的，而且上级每年都有批复给医院大修、大购资的拨款。
图为原古田医院食堂
2. 如何稳定在职职工安心扎根
第二件事情是如何稳定在职职工安心扎根。对于扎根三线的归属感、认同感，不同年龄、不同文化层次、不同工作经历、不同家庭环境的职工，其感受各不相同，一般来说，对于远离上海，家里上有老人需要伺奉，下有未成年子女需要照顾的中老年职工来说，他们有着个人发展理想与地理环境限制的现实困难，有着工作重任与家庭负担的双重压力，身在异地心系两头，你要他们安心，确实勉为其难，后方三线厂也不乏父母工作在皖南，留守子女在上海因无人照管而走上歧途的例子；而对于我们这些刚从农村出来或刚从学校毕业的年轻人来说，则精神负担相对较少，除医院初创时期由于条件所限，加上初来乍到对当地环境比较陌生，业余生活比较枯燥和个人发展空间受到地域限制之外，尚没有更多的烦恼，也很少家庭拖累。当然从医院领导的角度考虑问题，职工队伍的思想情绪是否稳定，直接影响医疗服务工作的质量和成效，所以也就尽可能通过各种形式和途径，予以引导和关心：首先是进行政治指导，医院广播台早中晚一天三次广播，宣传政治形势、先进人物、先进事迹等等。每周一上午干部晨会，每周五下午全院政治学习。干部参加后方基地五七干校。五七干校我也去过两次，在那里学习《共产党宣言》《反杜林论》、毛主席哲学著作《矛盾论》《实践论》《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时事政治。在五七干校，我们既室内学习又下地劳动，种菜、摘豆什么都干。其次是生活上关心职工，党政工团齐上阵，做好职工的思想政治工作，进行慰问鼓励，对极个别家庭特困职工给予特殊照顾，“回借”包建单位上班。第三是解决大龄青年婚姻，三线单位毕竟不同于部队，部队是铁打的军营流动的兵，但是小三线职工一旦进山，就意味着要扎根山区一辈子，你总不能要求男女青年不成家立业，但分散、隐蔽在荒山野岭中的大龄男女怎么谈恋爱？交通不发达，又不像现在这样有那么多私家车，想什么时候走就什么时候走。就像我刚才说的，厂与厂之间相距几十公里，甚至车间与车间之间相距几十公里，那些男女青年怎么谈恋爱！所以出现池州八五钢厂大龄青年上街打出“我们要老婆”这样的横幅也就不足为奇了。这也是没办法，毕竟年岁大了。你让他找三线厂的上海籍女青年，相隔那么远，怎么找；你让他谈上海城里的女青年，人家女方也不愿意啊；找当地女青年，以后的家庭生活、就业、子女落户等众多麻烦事怎么解决，男青年也不愿意。如此棘手的矛盾怎么办？正因为这已经变成了一个社会问题，引起了上级组织的重视，促成了新政策的出台：就是三线厂的职工可以和当地男女青年谈恋爱，结婚以后，可以把当地人吸收进三线厂做合同工，这样就从青年的切身利益上，稳定这部分人安心扎根山区。钢厂是男多女少，我们医院特点则是女青年多，所以就招来了不少上门女婿。三线厂男青年来看病时，通过相互交流谈成男女朋友，变成我们医院的上门女婿，然后从三线厂调到我们医院来当然也有我们医院的女青年调到三线厂去。第四是解决新婚青年配偶就业，像我本人就是这样的情况，我老婆是上海郊区崇明县人，那时我们也结婚没有多久，医院就把她从乡下招收过来做临时工。像这样情况医院有好几对，这既解决了就业，也稳定了新婚青年安心下来做好自己的工作。第五是医院自己建立幼儿园，招收的都是医院职工的小孩，解除青年职工的后顾之忧，让他们可以安心上班，不然两个小青年父母远在上海，就夫妻两人的话，小孩子让谁带呢！
图为古田医院幼儿园合影
我1971年参加工作是33元一个月，因为是事业单位，没有奖金。四年以后加工资，变成39元，拿了几年以后，又增加工资。有一次是按照觉悟高低，贡献大小，分三六九三档加工资。我当时也是增资工作小组成员之一，当时矛盾弄的很大，不管是上海还是后方，普遍如此。我们的书记王兴山，他是部队团级干部转业来地方，他的指导思想是，不管怎么样，指标不上交。打个比方说，国家给我五千块的指标，这些钱要加到每个职工的头上去，可能有的加三块，大部分是加六块，少数加九块。有的单位吵得弄不下去，剩下一部分指标干脆上缴。而我们不上缴，他说就算是加错了也要把它加下去。从长远来看，比如张三不该加的却加在了他头上，那下一次再加工资的时候，不给他加或少给他加不就行了！有矛盾我们不回避，把工作做好。我赞同这种观点，有利于职工。新参加工作的同志拿新工资，老职工拿原工资，“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不然的话，老职工该想不通了。
3. 如何满足在职职工吃住行娱
第三件事情是如何满足在职职工吃住行娱，这也是稳定工作。一是定期或不定期从上海满车满车进货日常生活用品，保证职工生活需求，哪怕是肥皂、香烟都是上海拉过去。有一次突发事件，皖南地区发生流行性霍乱，又叫二号病，为了防止疾病的扩散，交通被封闭。这样麻烦事情就来了，医护人员加上住院病员几百号人，吃饭问题不是小事情，医院立即向当地政府求援，确保粮食供应。我们也曾开着大卡车去江苏昆山采购阳澄湖大闸蟹，每户职工配给10多斤，才八毛钱一斤。大年三十，职工食堂会利用当年结余，烹调丰盛的套餐菜肴，免费或超低价出售，改善职工伙食，犒赏在山里留守的值班人员，因为这些人回不了上海和亲友团聚。二是新建职工住宅,解决小青年的婚房,当然也有集体宿舍。三是早期医院有一辆交通牌大卡车充当客车，后来加焊一个钢结构棚子，里面固定几排座位，改装成简易大客车。再后来医院又自行购买大巴车，就这样定期不定期接送职工往返沪皖两地。大雪封山的时候就给车轮裹上铁链防滑。记得有一次春节大雪封山，不少职工要回上海过年，因为下雪以后第二天路面结冰。客车在过“强盗坡”地段（竹峰附近，后已往下深挖好几公尺）时熄火，这就比较麻烦了，用人推，路面很滑也推不动，我们只好赶紧从山脚边搬来石块先堵住车轮，耐心等候路面解冻。还有一次，我乘坐大客车从上海回医院，有我们医院也有其他单位的人，从上海出发一共是三辆大客车，然后到了浙江长兴那个地方，一辆大客车撞了人家“屁股”，跑不了了，只好三车人并成两车，这就是超载了嘛，不过也没办法。然后车又继续开，来到大约是安徽广德还不到的地方，第二辆大客车又出故障，那就更没办法了，只好一辆车先回医院，一半乘客在原地等待救援，让医院再派车接人，那辆车到医院的时候，已经是深夜两三点钟了，当时的条件确实是很艰苦，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医院从大卡车改建成简易客车再到自购大巴车，都是在逐步解决职工的出行困难。四是后方基地电影队每半个月来医院放映电影。因为是露天电影很难伺候，所以收取一定费用，职工是在工资中扣款,当地农民则半价买票，我们一毛的话，他们就是五分，我们两毛，他们就一毛，在门房间对外窗口买票。说实话，当地农民他们也很艰苦，很多人就是一毛他也不愿意出。有一次因为这个事情吵起来了：一般来说，我们是电影放映二十分钟左右就把大门敞开，那次时间可能稍微晚一点。老乡们就嚷着“怎么还不开门！怎么还不开门！”几十号人就在医院的大铁门外，“哐……哐……”的用力往里推，把铁门推倒，差一点就出事，幸亏里面没人走动，而推门的农民则后面人压前面人跌成一堆，看完电影以后，他们把我们的大铁门抬出去，丢在路边的水稻田里，第二天我们医院的职工又去把它抬回来。那时候有的三线厂因为看电影的事与当地农民发生矛盾，当地老乡把进出厂区的公路也给扒了。当然，总体来说还是友好多于矛盾，产生一点矛盾也是正常的，毕竟工农差别是个现实问题。我们也享受过雨天撑着雨伞、冬天裹着毯子在广场上看电影的特殊待遇……放映队是不管下不下雨的，它是根据排片来的，排到几月几号就是几月几号。放映队没有车子，一般来说，都是医院派车子去接，第二天下一个厂家再到我们医院来接，就这样轮流放映。为了解决看电影难的问题，后来医院自购小放映机又培训放映员，有了放映机，还需要片子啊，我们与当地县电影院取得联系，到他们那里借片，放完以后再送还给人家，这样职工又增加了很多看电影机会。第五是在行政楼后面山顶建造电视差转台，山脚下是电视室。从此我们每天又多了收看电视节目的机会。电视室经常爆满，一个屋子里面里三层外三层都是人，黑压压的一片，就一台电视机。有的人是坐着看，有的人是站着看，也有的人站在凳子上看。有时医院职工也会与当地农民发生纠纷，甚至打架。因为当地没有电视，只有我们这里有，所以很多老乡都来我们这里看，尤其是年轻人。我们也是造了电视差转台才能接收的，不然也看不到。第六是我们医院也有图书馆和阅览室，有书籍、杂志、画报、报纸等等，品种繁多。第七是医院自己设有小卖部，日常用品能基本保障。第八，医院领导也通过工会组织，多次购置各种体育文娱用品，如篮球、乒乓球、排球、羽毛球、足球、小提琴、手风琴、扬琴、竹笛等等，分发到各班组或爱好者，供职工们业余锻炼娱乐之用。九是我们也多次邀请宁国县花鼓剧团来我们医院义务演出，剧团演艺人员刘明玉、方艳姣、小罗等等和我们都有很好的私交。
图为原古田医院职工集体宿舍
陈正康，1950年出生，大学文化程度，中共党员。1971年6月5日作为“下放工人”子女顶替招工进入古田医院，先后在医院政工组、党总支办公室任办事员，兼任团总支委员、医院基干民兵排排长、后勤党支部委员，在古田工作、生活15年。1986年4月返城回沪，在上海第二医科大学纪律检查委员会办公室工作。期间通过文化补习，完成大学学业。之后又在校内多次调动工作。历任纪委办公室科员、卢湾区检察院助理检察员、校监察审计处办公室科员、校分部行政科副科长（主持工作）、校后勤处膳食科副科长、校物业公司总经理等职。2010年11月退休。
（ 本文鸣谢项目：2013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小三线建设资料的整理与研究”；2017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三线建设工业遗产保护与创新利用的路径研究”；2018年度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三线建设历史资料搜集整理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