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上海小三线人记忆中的原古田医院（上）

编者按：对于很多人而言，“小三线”是一个陌生的名词，而对一些上海人来说，这个词却有着非同寻常的含义。四五十年前，他们响应国家的号召，从都市走向山村，生产军工，一呆就是十余年。岁月无情，曾经的少年已然两鬓双白，回想起当年的奋斗历程，却依旧记忆犹新。温故过去，才能烛照未来。今天带来的是上海小三线原古田医院陈正康的口述史文章，听他讲述故事。

采访者：陈莹颖（上海大学历史系硕士研究生）

整理人：陈莹颖

采访时间：2018年6月24日下午

采访地点：上海市黄浦区肿瘤防治医院会议室

我是1950年11月出生的，在进古田医院之前在上海崇明县裕安乡务农。我是“老三届”，1967年初中毕业，毕业以后就下田劳动，做过小学代课老师，当过生产大队的民兵连第三排排长。1970年乡里试办两年制高中班，我被生产大队保送进入了高中。在离高中毕业还有一个月的时候，我就进入了古田医院。我进入古田医院，是因为我老爸是下放工人。1959-1961年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党和政府动员城市职工回乡支援农业生产第一线，大办农业，大办粮食，以农为荣，以农为家，那时回乡是自愿的。我老爸原来在上海闸北区一家化工厂工作，为了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积极申请去农业生产第一线，因而回到乡下。在生产队当队长一干就是十几年。1971年的时候，党和政府为感谢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为国家做出贡献的老工人，这些老工人如果自身还能劳动，可以重新参加工作。如果体力不支，可以有一位成年的子女顶替招工解决就业。1971年6月，我进入古田医院，先后在医院政工组、党总支办公室任办事员，兼任团总支委员、医院基干民兵排排长、后勤党支部委员，在古田医院工作生活15年，1986年4月返回上海。我去的时候还没结婚，是一个人去的。后来医院为了照顾新婚青年的团聚问题，又把我家属招来做临时工。后期撤回，我夫妻两个差不多是同时回来的。

我记忆中的古田医院的历史是一段发生在50年前而后又尘封了30年的历史。一九六八、六九年的时候，就开始三线建设，距离现在已经整整五十年了；1986年前后小三线从安徽撤离，回来以后没有了声息，到现在，可以说又尘封了三十年。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来,改革开放40年,我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纵观世界风云,也是变幻万千，战争环境、战略战术、战场格局，早已今非昔比。但我们都是从那段历史走过来的见证人，回忆这一段历史，我想分四个部分，对我在古田医院十五年的经历做一个简单的回顾。我是1971年6月5日参加工作，同年7月正式进山，一直到1986年4月撤回上海，在古田医院工作、生活差不多十五年。

第一部分： 开山筑路  艰苦创业  医院初具规模

首先我要讲的第一部分是开山筑路、艰苦创业到医院初具规模。也就是说这个医院是怎么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上海后方古田医院，是一所为小三线军工单位和当地人民群众服务的综合性战备医院，地处皖南山区宁国县胡乐乡，一个名叫祠堂坞的山沟内。1969年，为了配套上海后方小三线地区的医疗服务，根据中共上海市委、市革委会的指示，（那时因为“文化大革命”还叫市革命委员会），由上海第二医科大学的前身，也就是上海第二医学院及其附属仁济医院，负责筹建上海后方古田医院。同年10月，以原仁济医院党总支书记陈一诚同志为组长的四人筹建组奉命进驻皖南，另三人是魏升科、茅妤娟、刘俊。陈一诚同志是我们仁济医院党总支书记，他又是二医大的统战部长，参加过朝鲜战争。四人筹建组在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征用荒山地11亩，组织民工劈山筑路，平整房基……开展基建工作的前期工程，着手古田医院的组建工作。

1970年6月23日，离“六·二六”还差三天，仁济医院首批支内医务人员一行19人，告别亲友，离开大上海，奔赴贫穷偏僻的小山沟。当时是学习武汉第二汽车厂“边设计、边建设、边生产”的先进经验，进山第三天，也就是毛主席关于把“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六·二六”指示纪念日当天，在住院大楼刚建好底层，各方面设备十分简陋的情况下，当即开出门诊、打着手电筒施行手术。那时的条件确实是很艰苦的，古田医院医务人员一方面积极热忱地为三线工人和当地人民群众防病治病、培训医务人员、开展爱国卫生工作；一方面以旺盛的斗志继续投身医院基础设施的艰苦创业，因为还有大量基建任务没有完成。

图为原古田医院大门

我是第三批进山的崇明籍34位支内职工之一，我们1971年6月5日离开家乡，先是在上海仁济医院人防工程干活，7月份正式进山。

进山后的第一项任务就是参与筑路，那时胡乐镇进古田医院的主干道尚未建成，所以每人发一顶大草帽、一个小板凳、一把小铁锤，每天敲石子充填路基，为铺设水泥路面作准备。古田医院的主体建筑都由上海市市建四公司承建，我们进山就住进了新建的集体宿舍，虽然白天很热，但夜里还是比较凉快的，这和上海不一样。我和朱锡仁、顾兴邦、徐元福同住一间底楼宿舍，推窗即是山脚。有一天清晨起床，朱锡仁掀开枕头，一下就懵了，床头竟然整整齐齐盘了一条二尺来长的蛇，就惊叫起来，用扫帚柄挑出去放生了，后来才知道这条蛇正在蜕皮，否则真不知道会惹出什么祸来！从此就再也不敢开窗睡觉了。但是这一观念在那年冬天又差点给颠覆了，大年三十，因为回不了上海过年，为了取暖也为了改善伙食，我们就用木炭在室内煮了一锅黄豆，准备做咸肉黄豆汤，一直到半夜我头痛欲裂翻来覆去睡不着，我就说我怎么头疼的要命，朱锡仁、顾兴邦也说头疼，一下就意识到是不是一氧化碳中毒了，赶紧打开门窗流通空气，第二天大年初一，人家在过年我们在吃药……

1971年10月，随着住院大楼的基本落成和第二、第三批医务工作者的陆续进山，正式开出病床104张，医院初具规模。1973年10月，根据后方的实际情况，医院又扩建了隔离病区。至此，上海后方古田医院已建成一所虽然规模不大，但小而全，各医务科室比较完整的综合性战备医院，设有门诊部、急诊室及包括内、外、妇、产、儿、隔离各病区的住院部，配有检验、放射、病理、药剂、心电、脑电、超声、理疗、血库等各辅助科室。虽然医院规模不大，但可以说是五脏俱全。同时又有职工食堂、技工组、锅炉房、汽车队、电话总机、物资供应、小卖部、幼儿园等部门作为后勤服务保障。“前勤”和“后勤”都有了，就是一个“小社会”。

古田医院的职工队伍主要由包建单位老职工、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支农职工本人或其子女顶替招工、当地征地农民工及72、73届中专技校毕业生以及之后分配而来的历届工农兵大学生、在后方毕业的三线厂职工子弟、为照顾夫妻团聚调配而来古田的外地职工等五部分人员组成。

在准备打仗的大环境形势下，医院也是一支编制完整的预备役队伍，建成一个普通民兵连和一个基干民兵排，依据“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战备需求和医院特点，编制为医疗救护、后勤保障、医院保卫三大职能。朱院长和退伍军人老顾任连长，那时我是基干民兵排排长。在战备最紧张的时刻，医院进行过全员“三角巾”救护包扎训练，要求每个人都要会。普通民兵进行灭火器消防训练，基干民兵进行消防栓灭火训练，帆布消防水管拿出来一甩（指铺设）就是十几米远。民兵连配有一支六三式全自动步枪和十多支五六式半自动步枪，作为训练用枪。基干民兵排进行过多次实弹射击训练和手榴弹投掷训练，姚乐平、董维军、我本人都能在100米半身靶实训中打出8环以上的好成绩，即使是150米距离的半身靶也能做到不脱靶；当然也闹出过有的女队员手榴弹投掷掉在身旁的笑话，所幸是纸质的训练弹，没有危险。小三线的工作环境和生活环境是艰苦的。小三线单位选址遵循的是毛主席他老人家“进山、分散、隐蔽”原则，所以都分布于荒山野岭之中，生产的是枪炮、雷达、火箭筒等等，企业与企业之间，甚至同一企业的车间与车间之间都可能相距几十公里。我们所在的宁国地区，据说在抗日战争时期，日本鬼子都没敢进山，因为在这里只有挨打的份！在小三线工作生活，交通条件尤其重要又尤其艰苦，从上海到古田医院，车辆路过浙江省泗安、界牌进入安徽境内，所过之处坑坑洼洼，晴天尘土飞扬，雨天泥浆四溅，哪有现在全程高速窗明几净这样的条件啊!每次进山或出山，由于路况不好，坐车颠簸8～10个小时，一路之上总能目睹车祸现象，无论进山或是出山，经常能看到翻车的、撞车的或故障的，虽然客车的事故相对较少，但说实在话，一旦碰上也伤不起啊。我记得很清楚，在宁国与胡乐之间要经过一个180°大拐弯，那里经常出事故，所以被称为 “鬼门关”；从旌德来胡乐途中，也就是靠近曙光电料厂的地方，要经过一处连续两个180°大拐弯的“之”字形陡坡路，这里也是经常发生事故。驾驶员遇到这些地方都得减速慢行谨慎通过，这也足可想象军工企业职工来医院看病有多不易。如果遇上大风暴雨、大雪封山等极端天气，更是寸步难行！我都亲眼目睹过山洪暴发给当地人民群众造成家破人亡的严重损害。

记得有一次我在后方基地五七干校轮训学习，那时正好连续几天暴雨，引发了山洪暴涨，平时流水潺潺甚至河床裸露的温顺小溪，几天时间里就变成了面目狰狞、波涛翻滚的狂暴江河，冲刷一切卷走一切。溪流里的水湍急得不得了，上游地方的房子被冲垮了，房梁啊、茅草啊、箱子啊、衣柜啊……什么东西都从浑浊翻滚的洪水中直冲下来，溪流上的石桥，面向上游方向的桥墩都是船尖形状的，为的是化解桥墩对于流水冲刷的阻力，从上游冲下来的木柜“轰”的一声在桥墩上被撞得粉碎，那些碎片瞬间飘向下游，消失得无影无踪。我当时还听说，有个当地老乡看到上游冲下来一根木头，他想捞上来自己用，结果一不小心自己也滑下去了，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水中石头、杂物什么都有，所以人被裹下去是很危险的。

刚进山的时候，在计划供应的体制下，香烟、白糖、洗衣粉、肥皂等等都是凭票供应的，当地基本买不到，医院职工也有拿这些日用品去跟当地老乡换鸡蛋、芝麻、板栗、山核桃等农副产品。在我女儿出生的时候，我也串村走户去买鸡蛋，买不到鸡蛋，鸭蛋也行！

不过，那个时候人们的思想觉悟确实比较高，也比较单纯，只要组织上一声号令，不管份内份外，大家都会抢着干，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成为大家的口头禅。有一次七、八月份刮强台风，把我们医院在喇叭口（医院去交通主干道的三岔路口）的380伏架空电缆刮断了。医院是不能长时间停电的，否则碰上群体性急救病人怎么办？按照院长要求，我跟随技工组姚乐平，一起脚踩锯齿形登杆套、腰系安全带，像猴子一样一步一步爬上十多米高的水泥电杆，紧急抢修电缆线。那时台风余威尚在，登高在摇晃的电杆上俯首脚下，真还有一种晕乎乎的感觉，事后我也感到后怕，后来确有人评论此事属于违章指挥违章操作（因为我既不是电工又没有登高作业资格），但当时也确实没有考虑那么多，想的是医院必须及时恢复通电。

第二部分  救死扶伤  履行医疗救护时代责职

“让高山低头，要河水让路”,三线职工凭着战天斗地的革命精神，硬是在穷山僻壤安营扎寨下来。古田建院十多年，全院医务员工在上级党委和主管部门的领导下，克服远离家乡的种种困难，发扬“救死扶伤，实行革命人道主义”的精神，热情收治伤病员；解除疑难杂症；开展针刺麻醉胸外科手术（那时流行针刺麻醉，一根银针开心脏）；多次应急处理施工塌方、交通事故等突发事件；下厂下乡巡回医疗，开展普查保健，为三线厂职工体检；去交通不便的深山老林蹲点巡回医疗。我们的医疗队去过宁国地区方塘、板桥、东岸、立新、高村和歙县深渡等乡村，蹲点进行巡回医疗。医疗队都是分期分批去的。在方塘和高村这两处设了两个点，本来歙县是瑞金医院的服务范围，但是在歙县的深度也有我们的一批工农兵大学生搞实习。医疗队下乡属于义诊，所以门诊费之类的就省去了，但是药品还是要收费的，没有折扣，收费标准是单一的。三线职工基本没有欠费，因为都有劳保，是厂方与医院结账。但农民来看病都要实打实的付钱，但收费标准是一样的。一开始葡萄糖盐水大输液都是从上海运过去，后来医院自建葡萄糖盐水生产线，免去了往返上海长途运输的麻烦，同时节省了成本支出。我们还组织医务人员翻山越岭采集中草药；对肺吸虫、血吸虫、老慢支（注：老年性慢性支气管炎）等寄生虫病和常见病进行科研活动。

因为仁济医院是教学医院，古田医院也是教学医院，所以有带教大学生实习的任务，一般不是教学医院的就只有主任医生和副主任医生，如果是教学医院就有教授、副教授。根据职称可以很容易辨别是不是教学医院。这些学生下去实习都是最好的老师（医生）带教，但要分两种情况。一种是上海的医学生来山里进修实习，有些病种上海不一定有，但安徽这里有，所以可以学到上海学不到的东西。但是我们这里的医学生到上海医院去实习，上海地方大，病人多，病种也多，接触实习的机会和面也更广，所以各有利弊。

我们医院还帮助三线厂和当地医疗机构培训医务人员。每个三线厂都有医务室，黄山茶林场还有一个小医院。我们也组织三线厂医务室和黄山茶林场医院、当地县医院医务人员来医院进修交流，巡回医疗时帮助当地培训乡村卫生员；协助农村地区搞好“二管五改”（管水、管粪；改水井、改厕所、改畜圈、改炉灶、改环境）爱国卫生运动。通过群防群治，预防和控制农村地区的传染病和寄生虫病……做了大量工作，完成了后方小三线宁国、旌德、临安等地区30多个军工单位，大约三万余职工、家属和当地三四个县部分人民群众的医疗任务。甚至有很多病人是从很远的地方慕名而来，都说上海医生服务态度好，医疗质量高。截止1984年底，共收治病人2.6万人次，门急诊总人次达67万多（这些数据是可靠的，是我自己从医院档案室的统计资料抄录过来的），不仅治愈了大量的常见病、多发病，对一些在上海地区少见的如嗜酸性细胞增多症、重症肌无力等疾病也都积累了一定的医治经验，赢得了广大三线工人和当地人民群众的好评。

陈正康，1950年出生，大学文化程度，中共党员。1971年6月5日作为“下放工人”子女顶替招工进入古田医院，先后在医院政工组、党总支办公室任办事员，兼任团总支委员、医院基干民兵排排长、后勤党支部委员，在古田工作、生活15年。1986年4月返城回沪，在上海第二医科大学纪律检查委员会办公室工作。期间通过文化补习，完成大学学业。之后又在校内多次调动工作。历任纪委办公室科员、卢湾区检察院助理检察员、校监察审计处办公室科员、校分部行政科副科长（主持工作）、校后勤处膳食科副科长、校物业公司总经理等职。2010年11月退休。

（ 本文鸣谢项目：2013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小三线建设资料的整理与研究”；2017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三线建设工业遗产保护与创新利用的路径研究”；2018年度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三线建设历史资料搜集整理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