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蝙蝠侠到复仇者联盟：超级英雄和美国权力的神话
美国超级英雄是门大生意。最早出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漫画书里，美国战后腾飞是他们的黄金年代，这些超级英雄是美国军事霸权的文化产品，是代表美国这个国家的小小的强壮标志。现在他们又回来了。2001年以来，美国电影公司拍出了八十部超级英雄真人电影，几乎是之前十五年的两倍。在危难之时，找超级英雄是有道理的。把宏大而复杂的国民性放到一个身体之中，意味着一段时期之内的地理政治纷争都可以重新包装成心理压力。在超级英雄这面镜子里，美国确认它自己是好的。身体强壮是好的，在压力之下说俏皮话也是好的。男子气概是好的，女人也凑合，但她们一定要说俏皮话的时候还得大踢腿踢很高。只要美国出场，秩序又可恢复。
当代的超级英雄故事都不出意料充满了“后9·11”的焦虑。这个十年目前为止票房最高的两部电影：一部是漫威的全家福电影《复仇者联盟》（The Avengers）——集合了一组超级英雄，包括钢铁侠、浩克、雷神索尔和美国队长，另一部是克里斯托弗·诺兰（Christopher Nolan）的最后一部蝙蝠侠电影《黑暗骑士崛起》（The Dark Knight Rises）。两部电影推出的是大致相仿的故事：一个才智过人但心有烦忧的亿万富翁，有一个超级英雄的身份，在寻找无污染可再生能源的时候遇到了麻烦。
《复仇者联盟》和《黑暗骑士崛起》都抽起当代政治的线头，牵动它们的故事前进，虽然方向不同。最明显的是《复仇者联盟》（编者注：指《复联1》）把它生灵涂炭的战场放在了纽约市区，甚至不忘让慢镜头扫过焚烧的废墟和哭嚎的百姓。电影的主角和反派好像都不住纽约，电影的大部分情节也发生在其他地方，但到最后一场大戏，象征主义终究占了上风——还是得放在纽约。另一方面，《黑暗骑士崛起》描绘的是主角的奋斗和他继承的庞大帝国，并在其中戏剧化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因为蝙蝠侠毕竟是超级英雄，他最后还是战胜了严重的伤病和大众对不平等的反抗，但过程并不容易。如果说《复仇者联盟》是外星人来袭的“9·11”，《黑暗骑士崛起》就是“1%富人”的精神胜利。这个电影类型之所以如此吸引人，上面说的是部分原因。我们被带入一个与我们相邻的世界，里面的文化危机很像我们自己的危机，但这些问题都能被解决，说到底，解决它们的就是一些穿着戏服的男人：布鲁斯·韦恩的蝙蝠侠、托尼·斯塔克的钢铁侠、史蒂夫·罗杰斯用五角星装点的美国队长。
那干嘛这么执着于"无污染能源"呢？两部电影从头至尾，都“含蓄”得差不多要让角色一脸肃穆地念出这个词组才对。“无污染能源”激励亿万富翁、摧毁政府、威胁大工业，而且总有可能引发大规模的毁灭与杀伤。在《复仇者联盟》里，这种能源取自一种能量无穷的宝石；而在诺兰的电影里，这种能源取自一种能量无穷的科学仪器。电影反复且长篇累牍地告诉我们，宝石和仪器都能用在正道上，但都被邪魔外道当成了武器。当然了，可以武器化的能源不仅仅大电影会用，就在这两部电影问世前一年，国际原子能机构（International Atomic Energy Agency） 刚发布一份重要报告，谴责伊朗的核研究。炫目的科学进步除了给人信心之外，也往往同样让人觉得是种威胁。
但超级英雄电影在意识形态上有更深层的潜台词。
蝙蝠侠是资本主义贫富悬殊的产物。布鲁斯·韦恩自己是没有超能力的；他的厉害是在“韦恩集团”控制多数股权，而这个公司是个不太光明正大的联合企业，其中有个军火分支。他住在一个继承来的豪宅中，用先进科技武装自己，打击犯罪。因为他是一个代替警察执法的人，所以警察时不时会来惹他麻烦。《黑暗骑士崛起》中，他们甚至一时间还想逮捕他，但他肤色太白、太有钱，这条故事线实在让人难以投入。正要将他逮捕的时候，蝙蝠侠只是在警察眼前乘着一台浮夸的、价值连城的飞行汽车飞走了，而警方的直升飞机甚至都没费劲去追踪他。如果只是照字面理解，这样的情节毫无合理之处，但它不必合理；从象征义上，戏剧有所谓的“解围之神”，而布鲁斯·韦恩用来逃脱警方的“戏剧之神”就是他非比寻常的个人财富。这样的比喻很让人动心。
在这个警方因为种族施暴的时代，这个环境危机渐渐显露的时代，这个贫富差距史无前例的时代，这个大众被监视的时代，“邪恶”到底是长什么样的？“好人们”抗争的到底是谁，是什么？因为蝙蝠侠的超能力是私有财产，所以他真正的敌人是对私人所有制的动摇。《黑暗骑士崛起》处理这个话题出手很重。电影里的反派叫贝恩，他是一个保持着近似无政府主张的极权主义者，一边说着“把这座城市还给人民”，一边引爆一系列炸弹，威胁用核武器抹去大片人口。这可算不上什么直击人心的伎俩，但哥谭市的百姓群情激奋。仅仅一段蒙太奇之后，群众就把一个贵妇从她公寓里拽了出来，这个妇人一边哭号一边最后还紧紧攥着最爱的皮草大衣。一座了不起的美国城市，它离被推翻似乎只差有人威胁要用核武器炸掉它。如果你这一点上认同诺兰，那你会很喜欢电影结局的。
1949年，詹姆斯·鲍德温（James Baldwin）写道：“多愁善感是铺张地展览过度和虚假的情绪，这是不诚实的标志，是这个人并无力感受；一个多愁善感者湿润的双眼出卖了他对体验的排斥、对生命的恐惧，和一颗荒芜的心；所以，这也永远标示着一种人性的缺失，这种缺失是隐秘的也是暴烈的；它是残忍的面具。”用理智无法说通的东西，你用眼泪也是无法说通的。《黑暗骑士崛起》向财富提了一些问题，但它提供的答案都是多愁善感的。安妮·海瑟薇的猫女扮演的角色是一个后悔的左派：一开始革命似乎很好玩，可之后革命又让她哭泣。在一个被清空的富人家里，她看着一张被砸碎的相片，低语道：“这是某个人的家啊。”她的朋友半开玩笑地反驳：“现在它是所有人的家了。”这在我听来确实是种进步。但你跟多愁善感是无法辩论的。电影有自己的逻辑，这种逻辑隐藏在“平等”或者“论证”的那个层面之下，它告诉我们应该同意猫女：你要跟随音乐的引导，看那个流连在照片上的镜头。“某人的家”似乎就该扯动观众的心弦，而“所有人的家”是找不到心弦的。
这部电影的故事线要讲得通，还必须剥除“现代文明”。资产被清除了，法院被摧毁了；很重要的是，警察和监狱系统也不能留。贝恩称哥谭的监狱“象征着压迫”，很快把囚犯释放到了街头。我们知道他这样做肯定不对，因为他是反派啊，肯定干的是坏事。为什么这些人会在监狱里？从电影的叙事来看，这并不重要，因为这是在美国，我们可以认定他们大多数人都是暴力的罪犯。2012年，关在美国监狱的囚犯之中，只有不足一半人是暴力犯罪者。但哥谭的囚犯不管这些，他们全都为电影里这个变态恶人欢呼，被释放之后迫不及待地成为他装备了大量武器的党徒。这是好莱坞在提醒我们，有些人在监狱里虽然可能只是因为贩卖大麻，但他们道德上都是有污点的，一样期待着大肆屠戮。
2011年，也就是《黑暗骑士崛起》问世前一年，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 Žižek）向“占领华尔街”的民众演讲。他说：“看一看一直在影院里放的那些电影。想象世界末日多容易——小行星消灭一切生命之类的——但我们无法想象资本主义的终结。”对蝙蝠侠来说，这两种灾难是同一种。资本主义的终结也就是文明社会的终结、生活社群的终结、英雄之死和最后抹杀一切的核爆。资本主义被想象成一种无穷净化的仪式，它可以抚慰穷苦，可以降服罪人，革命不能丝毫损伤它，以后它还可以产生“无污染的能源”。
二十一世纪，有没有比不合法的境外战争从本质上更具美国特色？这是一个纠缠当代超级英雄的鬼魂，他要么实施这种战略，要么就谴责它。2008年的《钢铁侠》（Iron Man）中，托尼·斯塔克被阿富汗的恐怖分子俘虏。钢铁侠电影已经收获数十亿的票房，它们的主角斯塔克是个武器制造商，去阿富汗是为了卖武器。从非法战争中不知廉耻地获利不过是我们这位主角众多的性格缺陷之一，但这一点在结构上是很重要的。囚禁斯塔克的人有盗来的导弹图纸，命令他重新造出斯塔克本人开发的导弹，而斯塔克因为受了伤，只靠胸口暂时安装的电磁铁维持生命。正是在这段时间里他设计并打造了最原始的钢铁侠超级装备，最终狂轰滥炸逃离了危险。在帝国边缘面对抵抗势力之时，美国人的第一场胜利让斯塔克成为了英雄。
但这些钢铁侠电影又没有这么容易把控。第一部电影中捕获斯塔克的恐怖分子，后来发现领的是他自己公司“斯塔克工业”的钱。推动《复仇者联盟》剧情的“无污染能源”并不是被电影中的敌对势力开采成武器的，而是被美国政府的一个秘密项目。钢铁侠从来没有跟恐怖分子战斗过，他的敌人实际上是“反恐战争”的边缘效应。在钢铁侠电影中反复出现的反派不是极端分子，而是美国原教旨主义：失控的军火交易、激进的国防政策和大众的妄想症。这些电影焦虑的是美国穷兵黩武在道义上的不可接受，而所谓焦虑，是它能让戏中的白人男主角晚上失眠。
很多时候钢铁侠的敌人是一个军火商。第一部电影里，“斯塔克工业”故意延长中东的对抗，大大增加了他们的收益率。卖武器的公司不免希望客人一直有理由来下单——怕我们第一次没留意，这样富有教育意义的段落又在接下来两部续集上各强调了一遍。为了再拿到几个附加分，电影还让“斯塔克工业”戏仿真实的军火巨鳄洛克希德·马丁（Lockheed Martin），首先公司商标就是仿制的，还特意提了真实的武器系统，比如F-22“猛禽”战斗机。不够光明正大的军火大公司纵然不算是软柿子，但要批判起来还是不难的，可只靠它们自己并无法发动战争。
美国2003年入侵伊拉克，反对声最后联合在“不要沾血的石油”这句口号周围，并非巧合；在一个矿物石油逐渐耗尽的年代里，能源政治就是军事政治。《复仇者联盟》关于无污染能源的剧情线就是浅浅地在这个暗流中点了一下。把发展新能源科技作为借口，一个美国政府部门用这种科技制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不出所料，这个秘密的军备项目引来了激烈的军事干涉。提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自然让人想起关于伊拉克的一些论调，但故事线又把它折射走了：美国对造武器兴致刚起来，突然发现自己被外星帝国主义奴役了。虽然是一种叙事技巧，它还是在更粗略的框架中重申了能源和战争的潜在关系。美国人对新能源的无止境追求最终造成的星球级别的灾难。
钢铁侠是在阿富汗打造的，而不是在美国，因为如果没有阿富汗，就没有美国。美国在全球统治力的场域，它作为一个帝国在中东的战斗，划出了美国权力的边际，说明了它行使权力的方式。作为这种权力的化身，托尼·斯塔克进入那个恐怖分子的洞穴就是进入他自己：他终于直面那个被压抑的创伤，而正是这种创伤构建起他在祖国那种美好生活。在逼问斯塔克的时候，恐怖分子把他的头摁倒了水下。在“水刑”（waterboarding）中重生。他从水里出来就成了英雄，真是恰如其分。
超级英雄的形象让霸权式的阳刚之气不至于太过头，挽救它的方式是让它给你在地缘政治上获胜的希望。这种带着超能力的男性气概很粗暴直接，只关注外在，而在象征意义上代表它的就是体积。对于超级英雄电影的领衔主演来说，他们的身躯往往会引来如邪教般的着迷：网上的论坛里解析他们大致增重了多少、他们举重很可能是怎样一套动作，还有永远不能完全排除的滥用类固醇的可能。漫威影业在安排训练计划的时候很强势，那些可怕的要求不仅是给大牌的，也给一些边缘角色。在超级英雄的世界里，身体强健是这个类型的架构原则。在两次拍摄间歇，精疲力竭的主演依旧在片场举重。
在某种意义上，照传统眼光打量，美国队长是当代超级英雄中最具男子气概的一个。不管怎样，他是具有超能力的。史蒂夫·罗杰斯本是个普通的小孩，1940年代注射了神奇的超级血清，成为美国队长抵抗纳粹，冰里冻了一段时间之后，于2011年电影《美国队长：复仇者先锋》（Captain America: The First Avenger）的末尾醒了过来，完美的身体毫发无伤。他跑得很快，揍起东西来力气很大。但美队没有钢铁侠在道德上的莫衷一是：他这个角色不需要被刻画成两害取其轻，或者是犹豫的坏人最终变好。他是个道德上完美的耶稣形象，可以不带讽刺意味地在胸口刻一个五角星。或许真因为他不知害臊的高尚，美国队长的电影比蝙蝠侠、钢铁侠在票房上更平庸一些。
在银幕上有无可匹敌的身体象征着高度的男性气概，但它也包含着某种让人不安的美学理念。美国队长壮硕的、闪着光的身躯不仅有力，而且美丽，而美带着一种威胁，那就是超级英雄会因此失去英雄气概。在这个新的电影化身中，史蒂夫·罗杰斯甚至没有布鲁斯·韦恩或者托尼·斯塔克那样的粗糙感：他金发、蓝眼，不留一丝胡茬，体态优雅如同一个舞者。在这个系列的第一部中，他还曾在战时的官方宣传电影里当过演员，劝大家去买美国的战争债券。电影很快就要我们明白，这一切都是很屈辱的。在美国劳军联合组织（USO）的一场海外演出上，一个脾气不好的观众喝倒彩，对着美国队长喊”小仙子”（Tinkerbell）。他的导师菲利普斯上校也不满意，叫他“歌舞队女演员”。这里要发出的讯息是明白的：任何一个为了他人的审美愉悦而出借自己肉体的男人，就跟个女人一样。这是对于整个超级英雄电影类别的探讨，它透露了一些内在的焦虑。这些角色的发达肌肉和阳刚之气是他们作为票房巨星的一部分，但在这背后隐含着一种“选美冠军”般的担忧：要成为真正的英雄，罗杰斯首先要杀死自己身体里的那个“歌舞队女演员”。
美国队长从无名小辈变身为超级英雄那一幕，也是把相同的矛盾戏剧化了。他进入电影的时候是主体，一个有良知和呼吸问题的瘦小子，是我们进入故事那个自我认同的点。然后他被注满超级血清、关进一个发光的密封舱里，打开的时候，全身是汗，大口喘气，已经成了个高大到不可思议的运动健将。观众看他是从下往上的，就好比摄影师无助地躺倒在他脚下。银幕上，一队科学家站在旁边看他，而在二楼的观看房间里，政府和军方的代表隔着玻璃看着他们的最新实验。在这一刻，罗杰斯不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身体；不再是主体，而成了一个客体，一个观察对象。他是国家意识的投射：不仅仅是个白种男人，而且指代“白肤色”和“男性”这两个概念本身。他半闭着眼睛，眼睑颤动，但眼里什么都没有。他是被看的那个人。他成了浓缩美国特质的符号。
其他的超级英雄艰难地抑制着自己的施虐冲动，而美国队长是个受虐狂。挑动他情爱的往往是在工作中对他发号施令的女性，而且往往有过于夸张的暴力倾向。在第一部电影里，他爱上一个因为性妒忌朝他反复开枪的女特工。续集里，跟他调情的那个同事喜欢用大腿杀死男人。出于某种原因，这些感情从来没有修成正果。还没有被超级血清改造之前，他会毫无缘由地跟比他高大的人找茬。他的挚友和帮手巴基·巴恩斯有次评论道：“我觉得你喜欢被揍。”巴基说得没错。续集《美国队长2：冬日战士》（Captain America: The Winter Soldier）非常卖座，高潮是罗杰斯躺在地上，任由自己的对手残暴地殴打自己，直到失去意识。这处情节意图是展现道德上的顽强，但或许在我们的电影潜意识里，也是获得满足的时刻。
美国队长的男性气概是一种强调禁欲、孤独、身体上严格自我要求和个人良知的男性气概。他独自生活，陪伴他的只有道德上的纯粹感。越战时他没有醒，醒来之后似乎对这件事不太满意。他不需要去一趟阿富汗的山洞才能成为英雄，因为如果他当时醒着的话，我们估摸着阿富汗战争大概根本不会发生。美队不是一个代替警察执法的人：他是一个士兵。他为政府部门工作，遵循部门主管的命令。他杀几十个人不觉悔意，只因为有人要他这样做。蝙蝠侠和钢铁侠是体制之外的人，用这种身份挽救、歌颂自由国家的美好，但“叛变”的却正是美国队长这种终极内部人士。2014年的《美国队长2：冬日战士》里，史蒂夫·罗杰斯攻击自己的政府，在网上泄漏机密通讯，最终摧毁了一整个隐秘的国家机构。就像一个有超能力的爱德华·斯诺登（Edward Snowden），美国队长放弃了内部人士的特权，既成为了国家敌人，也成为了公众的英雄。
《冬日战士》很显然唱的歌词本上写着的都是同时期的大新闻。一个秘密的美国政府机构大规模监视公众，并运用到能定点杀人的无人机项目中去。美国队长在电影初期提出了一些担忧，但只是让大家看出他是一个惹人厌烦的道德家：虽然担忧，他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而且继续为这个部门工作，大概是认定这些无人机只会杀坏人。直到我们发现这个技术已经落入邪恶的纳粹集团手中，观众才真的被调动起来，不出所料，美国队长和他的私人朋友都在一张“威胁”名单上，要被“扫除”。当美国想要谋杀他们自己的吉祥物时，我们自然知道它已经偏离了航道。但如果那些“威胁”只是2004年在巴基斯坦被无人机杀掉的三千人，我们还会为美队加油助威吗？或许，还得要托尼·斯塔克也出现在那个名单才行？
超级英雄这个电影类别把典型的美国公民放在一个白皮肤的身体里，因为在这些故事里，白人是公民的典范。我们知道《冬日战士》里对公众的监视已经失控，因为被监视的不是在现实中被纽约市警察局（NYPD）骚扰了的美国-穆斯林群体，也不是此刻正被国土安全部特别关照的“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民运分子——这次被监视的是白人。是无辜的人。像“我们”这样的人。实际上，《冬日战士》里差不多所有反乌托邦的元素都有一个前提，就是白人在道德上的特殊地位。如果说，一旦美国政府可以在法律之上随意刺杀自己的公民，就应该有超级英雄来拯救我们，那2011年一场无人机定点空袭杀死了美国公民安瓦尔·奥拉基（Anwar al-Awlaki）的时候，超级英雄在哪里？电影里那个罪恶的法西斯集团实际上干出了些什么事呢？他们不过是在美国政府本就实施的政策中添加了一些人人称道的民主和平等而已。
《冬日战士》在结构上是保守的，这种保守是指它要求我们想象一种更可怕的邪恶，比美国现在为自身利益所做的更邪恶。但美国队长的回应是激进的，至少在某些地方是这样。他没有将技术还给"好人"；他把它摧毁了。他把机密讯息泄漏到网上。他毁掉了一整个政府机构。然后，就像一个坚不可摧的个人主义者一样，他独自骑着摩托车走了。
这些电影卖座，部分原因是它们讲的故事是我们想要相信的。它们告诉我们，资本主义是我们的最佳选择；资本主义可能不完美，但至少我们的军队是尽力的；或许，军队也没有那么了不起，但至少我们需要的时候会有一个大救星来救我们。到最后，这个大救星总有点像基督教里的救世主：《黑暗骑士崛起》《复仇者联盟》《美国队长2：冬日战士》到结尾处，都是英雄平静地接受死亡，然后不可思议地逃生。
每一年，用几百万上千万美元，超级英雄为我们的罪孽而死。然后每一年他们都死而复生。超级英雄这个电影类型为美国提供各种各样的意识形态，但在某些点上，它们始终是一模一样的：它们都要有俏皮话；壮观的暴力场面，只要小心运用，就能让世界成为一个更安全的地方；还有，肌肉无比发达的白人男性如果能战胜自己的心魔，可以拯救我们所有人。这是我们的希望所在。
作者萨莉·鲁尼，1991年生于爱尔兰西部的梅奥郡，2013年毕业于都柏林圣三一大学英文系，作品发表于《纽约客》《格兰塔》《白色评论》《都柏林评论》等杂志。她创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聊天记录》于2017年出版，其中文版也即将与中国读者见面。2018年，萨莉·鲁尼出版了第二部长篇小说《正常人》。
本文原刊登于2016年的Stonecutter杂志，标题为编辑所加。本文经萨莉·鲁尼通过经纪公司The Wylie Agency (UK) Limited授权澎湃翻译发表。 © 2016, Sally Roone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