瞄准“第四增长极”，沿淮河29市县抱团求解“洼地崛起”
4月29日，江苏淮安。会议中心外的停车场，十辆车里有一半都不姓“苏”：两辆“皖”牌，两辆“鲁”牌，还有一辆，来自河南。
会场内，淮河生态经济带首次省际联席会议召开。以“淮河”之名，参会的29个沿淮市县来自江苏、安徽、山东、河南和湖北五省，区域覆盖总人数达1.46亿。
淮河流域曾经繁荣，但止于黄河夺淮，自那之后便水患无穷。这也使得，沿淮城市在各自的省份都属于相对落后地区，并一度长期游离于各类国家发展战略之外。
转折发生于2018年10月，国务院正式批复同意《淮河生态经济带发展规划》。这一国家层面的引领性纲，使淮河上下游区域为之跃动，也直接促成五省29市县春暖花开后齐聚淮安。
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在现场看到，不少参会城市的市领导都用了朴实而真实的“激动”二字，形容到淮安聚会的心情，尽管一路折腾不堪。因为，“来一趟淮安，比去北京和上海时间还长”，与会代表呼吁，建议抓紧谋划建设沿淮高铁。这也成为了不少参会者，尤其是湖北、河南嘉宾共同的“槽点”和心声。
基础设施落后，这无疑是淮河流域的现实。然而，正在苏醒的淮河生态经济带却有着鲜明目标，那就是力争成为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之外，“中国第四增长极”。
底气何在？
被“牺牲”的淮河
千里淮河地处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之间，是我国重要的南北分界线。但几百年来，淮河一直扮演着“牺牲者”的角色。
史料记载，明弘治年间，为遏制黄河北流，封建政权采取了分流入淮的策略，苏北、皖北以及鲁南地区开始饱受水灾之患。
清康熙三十五年，位于淮河下游，有着“东方庞贝”之称的古泗州城，因水患完全沉入洪泽湖底。此前，因城内大水，泗州地方官员不得不在城楼上理政达11年。
1938年，淮河流域再成保全大局的牺牲品。为了阻止侵华日军西进，黄河南岸的花园口大堤被炸开，黄河水狂奔南下，形成大片“黄泛区”，一时民不聊生。
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曾亲笔题词“一定要把淮河修好”，要求河南、安徽、江苏“三省共保，一齐动手”。
现如今，得益于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伟大探索实践以及奠定的基础，沿淮城市，让联动治理成为了可能。澎湃新闻记者注意到，在本次淮河生态经济带省际联席会议上，多位参会城市代表均提出联动治理的重要性。
安徽淮南市市长张孝成提出，淮河生态经济带，或是第一个以流域为主线的区域合作战略。他直言，如果在生态治理方面各干各，上下游不协同，将很难真正形成“生态带”。
河南商丘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吴祖明讲了一件尴尬的事，“我们关掉的一些污染企业，跑到了隔壁城市继续开，就开在边界上，结果大气污染还是我们来承受”。
安徽蚌埠市市长王诚提出，可参照新安江跨流域生态补偿模式，协同治理。
2011年，新安江生态补偿机制试点启动，浙江安徽两省共治新安江。第一轮试点，两省签下“对赌”协议，若年度水质达到考核标准，则浙江拨付给安徽1亿元；若年度水质达不到考核标准，则安徽拨付给浙江1亿元。如今，新安江及千岛湖水质已获明显改善。
澎湃新闻注意到，本次省际合作框架协议的第一条重点内容，便是打造绿色生态走廊。
协议提出，要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首要位置，近期要协同构建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构建我国南北气候过渡带重要生态廊道。
共抓治理，如何实现“洼地崛起”
生态带之外，还是经济带。
目前沿淮各城市仍是所在省份的“发展中”地区。比如，江苏沿淮7市都集中在苏中和苏北；山东4市都位于相对困难的鲁南地区；安徽有8个设区市属于“淮河系”，但其经济总量之和，仅占安徽全省的38.6%。
那么，如何在打造淮河绿色生态走廊的同时，形成产业走廊，助力淮河流域“洼地崛起”？
首先，基础设施短板太过突出，也曾为了各市代表的集中“槽点”。
河南信阳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王新会，在会议当天凌晨一点半才赶到了淮安。他说，从信阳到淮安，得绕道郑州、徐州，然后再乘坐汽车到达淮安，得花费六个多小时。
山东济宁市长石光亮也是感同身受。他说，济宁两个小时到北京、三个小时到上海，但来趟淮安却得四个半小时。
要致富，先修路。不少与会城市代表均提出了建设“沿淮高铁”的可能性，即沿着淮河流域建设东西高铁走廊，补上基础设施短板。
王新会说，淮河生态经济带内部交通畅达，才可能是真正的经济带，否则会显得相对破碎，被周边其他经济带所“瓜分”掉。
而在产业协同发展方面，不少城市均提出以重大项目撬动区域发展，尽快编制和打造一批覆盖全域的项目。
江苏徐州市长庄兆林建议共建产业合作体系，推动区域内产业转移和升级，打造竞争力强的产业集群。在园区共建方面，积极探索飞地经济发展模式。
同时，建议协同推进公共服务提升，共建社会事业融合发展格局，完善区域内教育交流合作，让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和产业发展紧密衔接。
位于淮河源头的湖北多个县市则提出，区域合作可以先易后难，比如先从文化、旅游等方面做起，成立淮河旅游发展战略联盟，推动旅游产业一体化发展。
国家发改委《淮河生态经济带发展规划》中，提出了几条明确的产业思路。比如，以盐城乘用车制造基地为龙头，打造沿淮汽车产业走廊。
还有，推动徐州、淮安、临沂、枣庄等地通过产业链协同、专业化整合，打造世界级工程机械产业集群，等等。
一带三“核”，“沿淮朋友圈”的特殊性
本次淮河生态经济带省际联席会上，参会的29市县共同签署了省际合作框架协议。
会上还确定，淮河生态经济带城市合作市长会商会，作为城市合作的决策机构，每年召开1次会议，轮流举办，以落实省际联席会议的决策部署。
国家发改委地区司副司长张东强提出，省际联席会不能流于形式，每年开会前要对前一年的工作进行梳理和通报。
不谋全域者，不足以谋一域。张东强表示，和其他区域合作战略不同，淮河生态经济带覆盖五省，人口高度密集，历史欠账多，没有现成经验可用。
的确，淮河生态经济带这个“盘子”，不可谓不大。规划中，淮河生态经济带以千里淮河为东西通道，从东到西分别有淮安、蚌埠和信阳三座区域中心城市（“三核”）。
这和以某个大城市为核心，呈放射状的都市圈并不相同。淮河生态经济带中，并没有一个绝对核心城市。
然而，正是由于沿淮城市都长期处于长三角、京津冀、中原都市圈的边缘地区，淮河流域城市“以淮河之名”抱团联动，整体发展势在必行。
安徽淮南市长张孝成认为，淮河流域要把握“内协同外开放”的原则，不能仅仅盯着淮河内部，而是要对外联动长三角、京津冀、中原都市圈。
安徽亳州市委常委、副市长李胜辉认为，要加强和中原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合作，推动基础设施和产业对接。蚌埠市长王诚也提出，要注意积极承接长三角的产业梯度转移。
湖北广水市副市长刘晓界认为，广水是淮河源头，但“源头不是尽头”，还可以积极向上对接，连通长江经济带。
作为本次会议的东道主——“淮河生态经济带”首提首推城市淮安，在江苏省内也曾经一度长期和“中心”二字无缘。要知道，在之前数百年的“大运河时代”，淮安曾和扬州、苏州和杭州齐名。
2010年，淮安首次提出了淮河生态经济带战略构想。直到2018年10月，国务院批复同意《淮河生态经济带发展规划》，淮河生态经济带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
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淮河生态经济带规划牵头制定者郑新立认为，“十年磨一剑”，本次市长会商会召开恰逢其时。
郑新立认为，淮河可以成为长江和黄河之间，中国的“第三条出海黄金通道”。而打造为珠三角、长三角和京津冀后的“中国第四增长极”，当为淮河流域城市共同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