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翻译家胡志挥忆杨宪益：去他们家，带瓶酒就可以聊天了
杨宪益是我国首屈一指的翻译家，被誉为“翻译了整个中国”。他不仅中译作品颇丰，而且在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学方面居功甚伟。杨宪益与夫人戴乃迭共同献身翻译事业半个世纪，从《红楼梦》《离骚》《儒林外史》《魏晋南北朝小说选》到鲁迅、巴金、沈从文，让西方人读懂了红楼旧梦、魏晋风骨，读懂了中国文化。另一方面，杨宪益完整的中译作品共有九部，均为世界名著，且在成书年代、语言、体裁等方面跨度极大。这些作品充分展现了他包揽古今、学贯中西的素养和笔力，更打开了中国读者阅读西方经典的窗口。今年适逢杨宪益逝世十周年，世纪文景首次集结他的完整中译作品，出版《杨宪益中译作品集》，世人得以全面地领略近代翻译大师的风采。
《杨宪益中译作品集》（全五卷）收录了杨宪益翻译的《奥德修纪》《鸟》《凶宅》《牧歌》《地心游记》《罗兰之歌》《凯撒和克莉奥佩特拉》《卖花女》《近代英国诗钞》等九种作品，上至西方文明发源的古希腊时代的史诗、戏剧，下至近现代欧洲工业文明崛起之后的新式文学体裁——科幻小说及现代诗歌，可谓时跨古今、无所不包。其中，《凶宅》《凯撒和克莉奥佩特拉》《卖花女》等均为杨宪益独家的珍贵译本，而《奥德修纪》《地心游记》《近代英国诗钞》等经典作品已然断版多年。
这部作品集将篇目依年代体裁整合为五卷。《奥德修纪》采用突破性散文体翻译，是西方文明源头——荷马史诗独一无二的译本；《鸟·凶宅·牧歌》涵盖了“喜剧之父”阿里斯托芬唯一神话类作品，影响了莎士比亚的普劳图斯之代表性喜剧，及但丁、雨果追怀的古罗马桂冠诗人维吉尔的扬名之作；《罗兰之歌·近代英国诗钞》是中世纪英雄史诗与现代诗歌的隔空相遇；《凯撒和克莉奥佩特拉·卖花女》囊括了爱尔兰剧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萧伯纳的两篇经典作品，既有对历史的回望，也有对现实的批判；《地心游记》则是科幻小说之父儒勒·凡尔纳代表作品之一。
译著等身的另一面，是杨宪益、戴乃迭伉俪沙龙交际，携掖后辈的佳话。台湾音乐人侯德健曾在《杨宪益二三事》一文中回忆到，“1980年代，‘混迹’于杨宪益家的还有驻北京的外国记者、大使、专家，也有杨宪益的老朋友们——1940年代，一群知识分子曾在重庆搞过一个‘二流堂’，后来随着大时代的变迁而搬到了北京，从重庆‘二流堂’到北京‘二流堂’，杨宪益始终是其中一位并不怎么活跃的成员。‘文革’结束后，老朋友们又开始互相往来了，杨宪益把自己家的聚会戏称为‘新二流堂’。”
彼时的聚会上，既有黄苗子、郁风、丁聪，这些民国时期便结交的好友，还有很多在华的留学生以及两人的中国同事和学生。当年供职于外文局《中国文学》英文版编辑室的编辑胡志挥告诉笔者，作为刊物主编的杨宪益不仅是他的领导，“有的时候更像是师长和父亲。”他回忆说，无论是外国朋友还是中国朋友，只要是到他家去做客，夫妇两人都会拿出威士忌或是白兰地，“所以常到他家去的客人都知道，别的东西都不用带，只要带一瓶酒去，就可以聊天了。”
如今已是耄耋之年的胡志挥同杨宪益夫妇和女儿都私交甚笃，1999年戴乃迭去世后，杨宪益甚至把夫人生前用过的墨镜全部交由胡志挥收藏。
以下是胡志挥接受澎湃新闻记者专访时的口述：
1950年代我第1次来北京工作，当时是在俄语学院教书，教俄语（笔者注：1955年北京俄文专修学校改为北京俄语学院。1959年北京俄语学院与北京外国语学院合并成立新的北京外国语学院，设俄语等6个系）。1969年珍宝岛自卫反击战后，中苏彻底交恶，我就被调到了新华社摄影部工作，就是给一些图片配英文说明，也做一些翻译的工作，英翻中、中翻英都会做。我在新华社呆的时间并不长，因为我是一个教书的，觉得呆在那里有点大材小用，所以就跟领导提出来，还要回去教书，于是被调到了科技大学，在钱学森手下为他的研究生班培训外语。再后来我就到了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又认识了钱锺书先生，他和杨宪益先生是朋友，当年都在英国牛津读过书。
1979年春，钱锺书向杨宪益推荐了我，到杨宪益主编的《中国文学》英文版当编译，开始翻译英文版的《中国文学》杂志，算是杨先生的同事了。我们的关系是多方面的，既有师生关系，也像父子关系，他知道我的英文很好，对我很关心。其实，在社科院的时候我就认识了杨宪益，那个时候要编译介绍外国古典文学的书，就请他来翻译。
杨宪益知道我祖上便是专门从事翻译工作，向外介绍中国文化的，我的太公胡可庄是上海圣约翰大学第一届毕业生，后来在北京燕京大学做教授。我本名叫胡绍渭，渭水在长安旁边，姜太公钓鱼的地方，取这个名字是因为生我的时候，祖父做了个梦，梦到一个渔夫来到家里，告诉他有孙子了。我懂事后，觉得姜太公80岁才成就一番事业，我等不了那么久，就改名为胡志挥，祖父老和我讲做人要“三立”，立德、立言、立功。我说我不要三立，我要“三挥”，想、说、做。
作为翻译，杨宪益是我们最好的领头人。我后来和他聊天，他告诉我当年留学的时候并没有想要把中国文化介绍到国外去，而是想要把国外文化介绍到中国来。他当时觉得通过学英文学习西方文化的根，那就要研究古希腊、古罗马文化。（上世纪）四十年代他回到国内后，当老师也会讲一些古希腊古罗马的东西， 1943年他和夫人去了国立编译馆，共同翻译《资治通鉴》，这才是他们合作以翻译为职业的正式开始。解放后，编译馆被取消，他们二人又一同参加了新成立的外文出版社，全力以赴搞翻译，做了大量中翻英的工作。除了文学作品，也翻译了一些别的材料，有些并非是出于他们的本意。1962年“三年困难时期”之后，周恩来总理对杨宪益说，他过去翻译的东西还可以重新出版，要让外国人知道我们对外国优秀文化还是尊重的，不是要扫地出门。那如果要搞古希腊、古罗马的文化找谁呢？钱锺书就推荐了杨宪益，没有人比他更合适了，他也当然愿意做这些事，这本来就是他的做学问的本行，那时候他便经常在社科院的图书馆里查资料。
“文革”结束以后，改革开放。我们做翻译就不像过去的时候翻什么都不能由自己决定。按我们个人喜好做些翻译的工作就多了起来。1981年杨宪益在《中国文学》出版社主持出版了一套“熊猫丛书”，这个项目就是对着英国“企鹅丛书”来的，当年陆续推出了一百多本高质量的英文版中国经典著作。1984年张贤亮发表了小说《绿化树》，戴乃迭看到后就很喜欢，想把它翻译成英文，放在“熊猫丛书”中。但前言里张贤亮引用了一句阿·托尔斯泰《苦难的历程》三部曲中，第二部《一九一八年》里的一句话话，形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如何困难，“要在水里绞三绞，在血里滚三滚，还要再在苛性碱中煮沸三次。”当时她来找我商量这句怎么翻译合适。
戴乃迭对杨宪益是顶好的，对他毫无怨言，无论是外国朋友还是中国朋友，只要是到他家去做客，夫妇两人都会拿出威士忌或是白兰地。所以常到他家去的客人都知道，别的东西都不用带，只要带一瓶酒去，就可以聊天了。比如翻译《红高粱》的葛浩文来见先生，就会带一瓶过去，两个人边喝边聊。葛浩文翻译萧红的《呼兰河传》，还是杨先生让我来帮忙做的校订。杨宪益夫妇非常好客，也愿意帮助别人，别人家有什么困难找上门他们一般也不会推脱。
说到“新二流堂”，“二流堂”这个名字是抗战时期在重庆，郭沫若给他们起的。（上世纪）80年代后，大家又可以长聚在一起，杨先生家其实也不是很大，也就三四间，但他们夫妇就是好客。（上世纪）90年代以后，他们两位基本就不做翻译工作了，就是广交朋友。我和杨宪益先生既是同事，上下级，也是父子感情一样的。1999年，戴乃迭去世后，他甚至把夫人生前用过的墨镜全部交给了我留念。2009年，他过世前也给我留了个纸条，对我寄予希望，希望我能够在翻译工作上再发挥些作用。
中国有句古话，“滴水之恩，涌泉相报”。杨宪益很早就和我说过他自小深受儒学经典《左传》的影响。成年后，他赴英留学，读的是拉丁文。不久，拜读荷马的名著《奥德赛》后，虽觉非常出色，但总感到《东周列国志》的故事内容远比它精彩、深远得多。为此，他颇想把《东周列国志》译成英文，推向世界。但遗憾的是，新中国成立后奉命英译《红楼梦》，完工后他已步入老年，力不从心了。 我这二三十年来一直就在为他的这个夙愿忙碌。1990年，我在他的推荐下，完成了《左传》全译本的英译任务。接着，1992年，又是在他的建议下，作为练笔，用英文编写了一本汉英对照的《东周列国故事选》。在我翻译《左传》之前，有一个英国人翻译过，但我并很不满意。从1983年开始着手翻译《左传》，完工后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杨宪益给我写的序言，他认为自己曾把国外最好的著作介绍进来，而我的工作则是介绍中国最好的著作出去。他给我写的序言，落款就是杨宪益姓名的汉语拼音拼写，我们都不起外文名字的。
在外文局，我也结识了巴金先生。“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有6箱自己淘来的书都被烧掉了，我这里还有一个发票，是红卫兵当年从我家里把书都带走，是雇了一个拉车的，拉车的给他们的发票。巴金知道后就让我留下这张票据，因为当年他家里也是类似的情况，所有的书都被拉走烧掉了。巴金要建中国现代文学馆，他说这些票据应该展示在里面。当年他说这座文学馆不要弄成一个博物馆，他希望这里是完全向公众开放的，把作家们的书都放在一起，谁来查阅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