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重复合的绿洲空间：区域视野下的“内陆边疆城市”
文章从方法论意义上反思了“内陆边疆城市”概念背后的欧洲中心观与单线进化论，认为“内陆边疆城市”长期代表着落后、边缘的意义，而在强调人地关系的“区域与空间”研究的视野中，可以将其还原为“游牧”或“绿洲”空间形态，以超越定居者视野中静态的城市空间分析架构。同时，基于绿洲“聚落”的复合空间形态来尝试重新认识“绿洲城市”，指出连接农耕与游牧两大体系的绿洲城市在中国大一统历史进程中的粘合作用。
“边疆”与“边境”“边界”与主权、边界、边防的意义相连接，主权、边界等概念是现代国家合法性来源的基础，在语义上具有较大的重合性，其重要性是不可动摇的，边疆是国家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鲁西奇教授指出，边疆不仅体现了“中国化进程”的结果，而且也体现了国家政权主导边疆中国化的进程。另一方面，也需要关注“边疆”的区域属性——集中体现在人地关系。这就提出了一个被忽视的“日常生活”的经验：地域和空间是历史经验的基本概念。中国从“天下”转入“民族国家”，十九世纪的史学家的历史书写基本上都是倒叙的，“时间优于空间”是民族主义历史书写的典型特征之一。“‘民族’一词的界定或多或少要以一个国家的地理边界为准，已经存在或正在确立的国家边疆目前所占据的空间范围也从时间上被回溯至过去。”
在“时间优于空间”的叙述下，中国史出现了某种断裂。游牧与农耕之间的南北关系是二千多年来中国历史主导力量，这种历史特征正如拉铁摩尔所指出的是位于长城两侧“过渡地带”。近代以来的中国史的叙述中心从内陆的西安、北平和玉门关转向沿海的上海、广州和天津，中国历史的时间、地域和空间的关系被割断了。正如“边疆”概念的产生，从主权、边界角度看，中国有陆疆和海疆之分；城市有内陆边疆城市与海疆城市之别。海疆作为现代化的中心，被称为“沿海城市”，而无“海疆城市”之称。反而是在社会观念层面形成了“落后”的内陆边疆地区与“发达”的沿海地区的观念，形成了鲜明的二元结构。在西方建立的社会科学体系中，民族国家是世界体系中的一个可以计量和识别的单元，正如世界地图中每个国家的颜色只有一种。“按照社会科学家的照定，人类生活必须要通过一组空间结构来加以组织，而这些空间结构便是共同界定世界政治地图的主权领土。”社会科学假设领土空间是均质化的，这实际以一种特殊的空间性观念为基础。如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等不同学科，分别关注“社会”“国家”“国民经济”“民族”——其实都是一种“空间参数”，均假定在政治、社会和经济过程之间存在着基本的空间一致性，现代国家被预设为一个“均质化”的空间。因此，沿海区域作为“冲击——回应”最为强烈的外层带，也是现代化起源和发展的中心，以东南看西北，西北内陆被视为“落后”“欠发达”地区，将其“边缘化”、边疆化，这是早期社会科学存在比较严重的“欧洲中心论”所导致的认识。
鲁西奇教授反思了“国家同质性的演进路径”，批评了两种单线化的历史叙述模式，一是假定中国各个地区的历史发展走过基本相同的道路、遵循大致一致的历史发展模式。以社会形态演进为核心线索的叙述与阐释体系，强调人类历史均经历了由五个社会形态的演化进程，是中国各个地区都必须遵循的道路。二是“汉化”的阐释模式，“以汉文化为中心的扩张、移民和文化传播的叙述，被看作为一种不可逆转的单向同化方向，从而将中国文化不断吸收各种异质文化、并逐步形成自己特点的过程简单化了”。他进而提出恢复“空间”的意义，从空间观念出发，阐述区域多样性对中国统一道路的影响，从人地关系的视野来分析和解释多民族统一国家在形成发展过程中的历史地缘结构的形成与演进，不同的地缘结构对地区开发模式、经济格局之演变、文化区域的分合等方面的影响，进而分析区域差异及多样性与中国历史的总体发展之间的关系。中国历史发展道路的区域性差异即：南方道路、中原道路、草原道路、高原道路与沙漠－绿洲道路，这五条道路的形成根源于各地区生存环境的差别、生存于其间的各种人群的不同，以及不同的人群对其所处环境及其变化的“适应”与“应对”采取了不同的策略与方式。将“边疆”的认识还原到历史区域空间结构中，“草原道路”与“沙漠－绿洲”道路的提出，是对“边疆”本质化误读的澄清，从区域概念上给予“边疆”以对等的地位。
“区域”概念正如地理学家格拉内（J．G．Garon）指出的：“地理区域是现实的基本部分，是靠着把现实中实际观察到的复杂性，有目的地化繁为简得出来的。”“胡焕庸线”就是典型的“区域”分界线。鲁西奇教授则指出，中国西高东低、面向大洋逐级下降的地形特点，有利于来自东南方向的暖湿海洋气流深入内地，对中国各地区的气候、植被、土壤和水文都产生深刻的影响，形成了大致与之相对应的东部季风区、西北干旱半干旱区、青藏高寒区三大自然地理区。地貌与气候是形成三大自然地理区的两个核心地理因素。东部季风气候区内，秦岭—淮河一线将地理分割成南北迥然相异的两大区域。东部季风区不仅是中国，而且也是世界上少见的人口众多的发达农业区。秦岭－淮河线以北属暖温带季风气候，适应旱作农业；秦岭－淮河线以南属亚热带或热带湿润气候，适应水田稻作农业。此外，就是总体以游牧、畜牧经济为主、旱作农业为辅的西北干旱、半干旱区和青藏高原以及部分北方草原和东北草原－森林区。这三大经济地带构成了中国历史的基本经济格局。历史上，一些地理条件和资源禀赋较好的地区形成“核心经济区”，提供了国家和区域统一的基础。由大小不一的“核心区”共同构成了解释中国历史演进的空间路径，而最能表现这种空间性路径的就是区域的中心——城市。
吴良镛院士曾经指出，“城市史除了时间线索外，不能忽略了区域性，历史地理的空间差异。”这个意见中肯指出了城市史研究实现区域转向。内陆边疆城市史研究必须要超越以往只重视历时性的研究思路，增加共时性的空间视野，从人地关系视野下考察沿海城市、内地城市、边疆城市的区域特质，会发现不同城市演进路径与特征。
二、绿洲城市的复合型空间形态
在胡焕庸线以西至天山之间的广袤的干旱半干旱地域中，以长城和天山两侧，还存在着一种特殊城市空间形态，这就是在点缀在茫茫沙漠或戈壁中的绿洲城市。我国绿洲主要分布在西北的新疆和河西走廊两个地区，在世界绿洲中很具有代表性。绿洲是干旱地区通过灌溉而使农牧业发展的地方，是荒漠地带特有的地理现象，也是人类长期改造利用自然环境的产物。干旱地区不仅粮棉等农牧业生产要靠绿洲，聚落、城市也全分布在绿洲之上。潘伯荣先生认为，干旱、半干旱地区的特殊景观类型，是镶嵌在荒漠、半荒漠中的“绿色岛屿”——嵌块体和廊道，是人类赖以生存的重要地理环境。从绿洲形态上区分，由于不同时期人类活动的干预，绿洲又有天然绿洲（自然绿洲）、人工绿洲和老绿洲（古绿洲、旧绿洲）、新绿洲之分。笔者倾向于潘伯荣先生的观点，视绿洲是与沙漠、戈壁对应的一种地理景观。而美国学者拉铁摩尔区分了沙漠绿洲和草原绿洲两种不同的形态。草原绿洲的形成主要靠河流，能发展起来的草原绿洲主要依赖于山岭当中。他们的集中定居点大多在山岭中间，气候较为宜人，水泉丰美，宜农宜牧，垂直的山脉提供了不同的农牧资源，而成为游牧民族的汇聚中心。这些水草丰美的胜地是在草原绿洲和山地的基础上形成的，以游牧为主、农耕为辅，形成各种大小不一的定居点，不过，一旦形成财富之地，这里很容易被更远的游牧民摧毁和劫掠。
包慕萍则指出“都市”古典定义是在农耕文明基础上产生的定居性集住形态。但游牧社会也有集住现象发生，只是他们不定居。这种非定居的集住形态假定义为“游牧都市”。这一类型的城市以呼和浩特为典型，包慕萍讨论了在16世纪70年代内蒙古土默特部的阿勒坦汗与明朝议和、与西藏的格鲁派佛教领袖索南嘉措会见，以及创建达赖喇嘛转世制度的政治举措的背景之下，建造呼和浩特汗城的经过，阐明了阿勒坦汗的呼和浩特城与敖伦斯木并用的游牧都市体系。随后，至18世纪20年代为止，呼和浩特城经历了向佛教都市功能转变的历史时期。作为城市移动空间的一个景象是，游牧民每到秋季就要到呼和浩特进行动辄上万、甚至几十万头的牛、羊、驼、马等活畜到买卖，城市空间结构这时就会发生一次变化，形成众多的市场。这些活畜在呼和浩特进行一部分处理之外，大部分运往北京等内陆城市。卖羊的市场称之为羊桥，卖牛的市场称之为牛桥。成为呼和浩特一个重要的城市空间。呼和浩特位于长城塞外之地，其城市建筑以及空间受到游牧、佛教以及内地建筑的多重影响，在不同时空视野和尺度中，都市形态与长城以内的都市还是存在着一定差异，形成了动态城市空间与静态城市空间结合的“定居－游牧”的二重复合型都市。
草原绿洲与沙漠绿洲呈现的城市空间形态还有些许差别。在沙漠绿洲形成的城市，稳定性则远远强于草原绿洲。草原绿洲，既可以农耕也可以游牧，而且地理形势上看，东、西方向无险可阻，草原的力量可以长驱直入，在草原绿洲上农耕与游牧力量交互兴替，原有的力量都会被摧毁，然后重建，变动性极大；而沙漠绿洲带因被沙漠戈壁分割，牛羊等畜群不能通过。所以绿洲尽管会被游牧力量征服，但不会持久，其社会基础依然存在。这种破碎化的地理单元，使得绿洲空间形态形成了复杂性，既保留了游牧因素，又具有更多的农耕因素。沙漠绿洲，居民即恃本绿洲的土产自给自足，与其他绿洲很少有贸易关系。“绿洲与绿洲间的运输，因沙丘阻隔，供给缺乏，故极感困难，相互贸易，皆有定所，故此交通路线遂有固定趋势。”这也决定了绿洲城市的形成关键在于商业贸易的节点。但是，另一方面，还需要看到的是，绿洲靠山川上的冰雪融水而存在，山脉对于绿洲关系远远高于与绿洲之间的关系。松田寿男则注意了绿洲与山地系统的关系，他强调以地理为主线的观察方式，强调横向空间与纵向空间的互动，由此发现，绿洲与山地、绿洲与草原、绿洲与沙漠、绿洲与绿洲之间，不是孤立的，而是一个立体多维的有机整体，并将长城与天山作为游牧与农耕的“过渡带”联系起来。这种多样性、复合性的空间具有流动性和模糊性。塔里木盆地边缘的策勒县博斯坦绿洲社区，能看到当地人在沙漠、绿洲与高原之间的生态边界相互穿插、交错，但却不妨害人们能够加以清晰辨认。游牧维吾尔人与农耕维吾尔人之间的人文边界线具有稳定性，同时两种文化之间的边界也存着穿插、交错状态，而且人们对两种文化的边界同样不模糊。“他们因生计方式差异而在文化上有差异，但是他们越过文化边界线的流动却是一个常常发生的现象。”共生与流动交融并存，形成一个有趣的文化现象。
绿洲社会空间呈现游牧、乡村、城市并行发展又相互补充的体系。中亚史专家B．A．李特文斯基与张广达指出“西域”的社会形态“可分成三个部分——城市和城市人口，村庄和乡村农业人口，以及草原（有时是山地）及其游牧人口。”草原和半荒漠地带以游牧社会为主，绿洲地带则以乡村和城市社会为主， 在绿洲与游牧社会中间又存在不少大城市。“西域”是由不同的区域相互构成的，它们以游牧、城市和村庄“三种社会形态”为基础，构成彼此关联的整体。绿洲城市不是农耕者视野中定居形态的“城市”， 而是包含着“草原、山地、荒漠、绿洲”的一个系统，更准确的定义是“绿洲城市聚落”。这是现代社会科学体系之下难以对译的一种“城市”类型。这种城市类型或许与当地生态资源之匮乏有关系。人类只能利用一切可利用资源来维系自身社会的发展，发展出生计方式的多样性，也导致文化的多样性、共生性与流动性，从而使得我们不能从农耕定居者的视野中去定义绿洲城市。绿洲城市具有复合型空间特性，没有广阔的农业腹地来支撑城市的发展，不具备精耕细作农业区的“城—乡”关系，而是要补充游牧、山地和远方贸易的视野，要在一个更为广阔的空间网络中去体现城市的意义。
三、连接农牧两大系统的绿洲城市与“多元一体”格局
以往的中国城市史研究中的“内陆边疆城市”，主要关注边疆城市的功能，强调军事和文化等级。某种意义上说，关注的是军事与政治意义的“城”，而非日常生活的“市”。汉、唐、清三朝强盛之时，在东北、北、西北及西南诸边广泛置立边城，直接动因固然是为了据城以守、构建边疆防御体系，却也不无以此作为华夏王化及王朝权威之象征的意味。另一方面，中国的“城”在英文中翻译为“walled town and walled city”，中国的城市是中国文化的特殊产物，构成了汉文圈人文地理的突出标志，构成了汉文圈人文地理的独有景观。中国的“城”其中蕴含了儒家的文化伦理与意义，如房屋被看成是“里”，外面的世界被视为“外”。“里外有别”这一概念在家庭内部是指男女之别，扩大到家庭外部是指家与社会之别，再延伸可指“华夷之别”。以此社会逻辑，还可以理解古代城池与政治性建筑，使我们看到建筑与权力的世界观之间的密切关系。历史时期城市既有实用性的一面，如驻军、仓储、市场等；文化与政治观念上反映则是天下观——“夷夏之防”。而被视为“夷狄之地”，并非没有城市。位于“长城”边界或长城之外的城市，同样是中国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如西夏的兴庆府城，汉人将其称为“吕城”。西夏王朝创立了西夏文字，兴庆宫内还设有西夏文化传授机构，称为“蕃学”。此外，辽代的“五京”、金代的上京会宁府、中都大兴府城、元代的大都、泉州等，不仅融合了汉地的城市营造技术，而且还富有国际化、民族化特色， 都是中国城市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从定居者的视野来界定城市的，呈现的是静态的城市空间。如果从“在地化”的视角出发，可以发现这些城市与“内地城市”的差异性，不仅仅体现在城市规模、人口、结构与等级上，更重要的是它们不同的地域形态和连接不同异质性区域的功能。
汉代文献记载的西域“三十六国”，从绝大多数“国”的人口规模和特征看，应该属于绿洲聚落形态。“聚落”是人类在认识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为满足自身发展需要而改造加工自然环境的第一个有意义的事实，是一个重要的文化景观和“人造自然”。满足一个聚落居民生存最基本的自然资源，无论是动物资源还是植物资源，实际上是由特定地区的地形地貌、土壤、气候、水文等自然环境要素决定的。绿洲经济活动（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必然受到绿洲范围大小的制约。绿洲的特殊地理分布，形成特殊的矛盾性，即只有从经济发展的需要与生产条件的可能看，只有使分散的绿洲网络化、专业化，才有利于绿洲经济的发展。历史上绿洲网络化的动力主要来自西汉王朝凿空西域后设置了“河西四郡”，自从河西走廊的绿洲农业化后，对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发生了重大影响。河西地区由游牧区变为农业区，原来连成一大片的游牧区分成了两大片游牧区，即：匈奴、东胡、乌桓、丁零、乌孙等游牧民族的北方游牧区和西羌、氐等游牧民族的西北至西方的游牧区。正是西汉王朝在河西走廊开发出了农业区，使河西走廊将塔里木绿洲与中原农业区，进而与葱岭以西的古老农业区联系起来，为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提供了通道，促成了丝绸之路的形成。
“河西绿洲桥”的敦煌、酒泉、张掖、武威等与“天山绿洲桥”的高昌（今吐鲁番）、龟兹（今库车）、疏勒（今喀什）、于阗（和田）等在不同时代，都曾发挥过丝绸之路上的中转站的作用。这些绿洲城市之所以重要，除了均位于地理条件较好的绿洲上，具有一定的人口规模外，交通区位优势也是这些城市成长的重要动力。为了各城市本身的利益，商业交通成为维系城市生存的基本动力，所有这些城市联接起来，实际上自发地形成了丝绸之路道路交通的完整网络。这些城市构成古代丝绸之路的重要支撑点，它们是货物的集散地，是商人使者的落脚点、休整点，是联接丝绸之路的枢纽，它们在沟通、维护、联系丝绸之路上，在为商人、使者提供食、宿和后勤供应等方面，在为商品贩卖、储藏、运输等方面，都起了重大的作用。天山与河西走廊的绿洲城市是中国境内最重要的接力点和中转站。绿洲城市的重要性只有在商业网络动态化的系统中方能呈现，不能以定居民单个的以人口数量和经济规模、城市规模的尺度来衡量。同时，也只有在“大一统”时期绿洲桥的转运站功能形成以后，才使得绿洲经济实现专业化、网络化， 为绿洲发展提供了持续动力，而绿洲城市作为“大一统”格局的重要骨架和支撑点，又将大一统的“毛细血管”渗透到周边地区的“肌肤”与“血肉”里，连点成线，连线成片，连片成域。
天山与长城之间的绿洲、农耕与游牧之间力量共同构成这一区域的核心动力，区域大小节点就是各级商业城市，俗称“旱码头”，从时间轴与空间轴交互性上将长城与天山地缘关系连成一副多维的、动态图景。许倬云先生在探讨中国古代王朝国家的体系结构及其变化时，强调由中国历史上的道路网络体系来观察：在空间的平面上，中国的各个部分，由若干中心地区，放射为树枝形的连线，树枝的枝柯，又因接触日益频繁，编织为一个有纲有目的网络体系。几个地区的网络体系，逐渐因为体系的扩大，终于连接重叠成为更庞大的体系。中国的道路系统，经过数千年的演变，将中国整合为一个整体，近数百年来，全球若干原本独立的体系，也因接触与交往，正在走向更大的整合，合为全球性的体系。游牧与农耕之间的相互关系构成了中国历史最为重要的历史篇章，在长城至天山之间形成的农牧分界线，其实也是农牧关系的共生带和融合带，特别是河西走廊与天山的绿洲绵延数千公里，绿洲在这两者之间扮演着调和者的角色，由于绿洲具有的城市、乡村和游牧的复合型空间容易使其在游牧区和农耕区之间发挥的中介性、关联性、缓冲性作用。绿洲城市系统在中国历史网络形成的空间过程中，勾连起农耕与游牧区， 宜农宜牧的特征成为农牧之间的天然集市，大小不一的绿洲成为等级各异的道路网络节点，绿洲之间又形成了大小不一的分枝道路，最终这些道路又把不同的疆域连接起来，促进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
与北方草原城市相似，由于生计方式不同和物资交换的需要，几乎所有的绿洲城市都有“买卖街”的存在，来自遥远四方的商品汇聚起来，满足绿洲定居民及其周边游牧民的需要，连接起他们之间彼此的相互交往。清末官修史书记载说，“西域番汉杂处，联系缅合，多籍商力”，也诚如费孝通先生指出的， “在少数民族地区的交通要道上和商业据点一般都有汉族长期定居。这样汉人就大量深入到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形成一个点线结合、东密西疏的网络，这个网络正是多元一体格局的骨架”。这启发我们从社会空间上来思考如何构筑“中华民族多元一体”为核心的绿洲城市形态。因此，“内陆边疆城市”除了军事、政治功能外，如果从日常生活的视野来看，其作为市场的重要性不应被忽视。
总之，“内陆边疆城市”研究必须跳出以传统的沿海、内陆的二分法，这种分类实际上深受欧洲中心观的影响，带有浓厚的单线进化论色彩。中国大地上的不同区域虽然各自有“中国化”的发展道路，但是仍然最后会在一定的空间上重叠起来，将几个区域整合成更庞大、更复杂的体系，为中国的整体化、统一化做出了贡献。同时也将中国与世界体系联系在一起，这在“一带一路”倡议建设中的意义尤为突出。
本文转载自《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年3月第51卷第2期，未收录原文注释。
作者简介：黄达远，男，浙江嵊州人，陕西师范大学教授、河西学院特聘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历史学与民族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