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南对话（7）丨创非洲，搞创业…他站在了共享经济的风口
小南有话说：
中南对话的小伙伴们，久违了！春天来了，这一次的故事，也一样朝气蓬勃。
小南知道，有许多朋友都有“改变世界”、“反抗不平等”的“梦”，而你们也知道，“改变”其实有许多种。
今天的主人公，成长在新疆、游历过中亚，在多文化的氛围里，“人的偏见”、“信息与文化壁垒”都让他深有感触。
后来，对商业和经济感兴趣的他，又恰赶上了“共享经济”的发展大潮——高中期间，他尝试过创业，搭建共享信息平台；尝试过在美国大学教授的指导下做学术研究；还带着这个问题去了非洲，接触到了最鲜活的信息：有非洲司机的大罢工，有最前沿的共享信息创业平台......在这些旅程中，他不断发现着这个世界的种种“不对称”，也寻找着可能的解决办法。
改变的发生只会迟到，从不会缺席。从中国到非洲，再从非洲到美国顶尖的文理学院，这个即将高中毕业的孩子，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中南对话第七期（正文约4000字，阅读时间8分钟）
早早等候在机场的中南屋导师阿光，接到锦豪放下行李后，带他去了内罗毕一家著名的印度餐厅吃饭。饭桌上，阿光终于压抑不住自己的好奇。
“锦豪，你很特别，很多同学在来非洲之前，他们和他们的父母都会问我们很多关于非洲当地的安全、生活、经济、治安等等各种问题，但是你和你的爸爸妈妈却非常放心，都没有怎么问我们问题。你真的不怕来非洲吗，为什么都没有问我们这些问题呢？”
“我已经看到我身边的人来过非洲了，比如你们还有我的老师，我相信他们可以的话，我一定也可以，所以就不用再问什么了。”锦豪回答。
回忆起这件事，阿光印象深刻，“当时就觉得这个孩子想事情很清楚，非常棒。”
新疆人不是都骑马上学
美国商人在东南亚做的也不是慈善
离开成长的新疆时，锦豪还在上小学。他随父母回到老家浙江继续读书，却发现这里的孩子们对新疆的印象竟然大多是“未开化”。他们会问，“新疆人是不是都骑马出行？”“他们是不是都很野蛮？”
在新疆安稳成长起来的他，第一次发现人的认知偏见是如此严重，“他们会选择性忽略，然后只看得到极端的现象。”这让他很早就有机会明白，人自己的偏见，往往局限了自己。
因为父母与中亚国家做外贸生意，有很多来自中亚的客户，“他们给我带当地的民俗风情的小东西，讲当地的市场是怎么样，小孩成年后做什么事情......”初中毕业那年，他和父母一起到乌兹别克斯坦，在当地朋友的带领下还有幸参加了当地人的婚礼。
“他们不会说英语，我又不懂俄语和当地语言。”锦豪笑说，但就是这样，谁也听不懂谁，他硬是被拉到人群中央跳舞，热情的当地人手把手教他基本动作，“所有人带着我跳，围在一起，非常有趣。”这件事让他至今印象深刻，甚至写进了美国大学的申请文书。
后来，父母在非洲的苏丹、乍得开工厂，长期在外的舅舅也会讲起非洲的情况，“他说的和国内的刻板印象还蛮一致的，觉得非洲工人懒、学东西慢，前一天还在，后一天可能就跑了......”这是锦豪第一次从雇主、商业的角度看非洲，“舅舅在非洲也是在中国人圈子里，但也许就像新疆一样，非洲也被妖魔化了。”
锦豪喜欢走走看看，而所见的偏见亦是普遍。高二暑假，他有机会到耶鲁大学参加一个“全球青年学者训练营”项目，在耶鲁的博士生带领下进行学术课题研究。与来自全球不同国家地区的三十几个同学的初见，就让锦豪有些“跌眼镜”。
“部分美国学生对非洲、中国等等发展中国家的看法，真的就是从来没有体会过处在发展中国家的人的感受，就是资本主义的气息在里面。”锦豪回忆，在大家一起讨论的时候，一个美国学生认为，美国的企业把工厂开到东南亚，是牺牲了美国本地的经济造福东南亚当地。
“一个印度同学听了感到很奇怪，我也一样。”锦豪有些无可奈何，“这些人自己身处优越的环境而不完全理解，东南亚的工人们过着怎样的生活，完全不知道这些美国企业如果不去东南亚建工厂，就要赔死。”
在最后的学术研究中，刚从非洲调研归来的锦豪提出了“中国在非投资与贷款对非洲的影响”的课题方向。两周的时间里，小组完成了一份数据、文献支撑都十分充实的学术研究，梳理了中国在非洲投资的内在逻辑、状况和发展。
由耶鲁博士生担任的项目导师，给了他们很高的评价。“同组的两个美国同学，也看到了西方妖魔化报道背后的中国和非洲，还是蛮有趣的。”
而对于改变偏见，锦豪坦言：“短时间的一个事情，可能改变不了长久以来的根深蒂固的东西。”不过始终走在路上，总归是好的。
从创业到非洲
挖掘世界最后“蓝海”的共享经济故事
刚到在杭州外国语读高中的时候，锦豪在杭州这个“新型智慧城市”，正赶上共享经济掀起的新风潮——滴滴打车刚刚起步，各种商业大戏轮番上演，受从商父母的影响，对商业和经济感兴趣的锦豪也想要试水一波“共享”。
他和两个学长创建了一个名叫Foci的共享信息平台，帮助准备出国留学的学生对接更多社团、课外活动，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平台风风火火建了起来，却因找不到可持续运营的模式而陷入困境。
后来，他又联系到一位来自自己的梦校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的副教授，围绕着「共享出行到底是不是“创造性毁灭？”的话题，第一次尝试去做一篇研究论文。
这一做就是半年多，但初出茅庐的锦豪从学术文章格式到研究方法、各种细节都始终感到吃力。
“虽然这两件事投入都很大，结果也没那么满意，但我知道这有意义。”锦豪认识到，自己还存在除了职业化的商业道路之外更多可能——比如深入的研究和观察这种新经济形态。
而到非洲做调研，恰恰是一个新的开始。
“这是时代的一个趋势，很多国家希望通过这个模式提高经济效率。中国的共享经济发展有很多意外转向，更想知道在其他地方是什么样子的。”
“在确定共享经济课题后，我让他在国内先做一些调研，再过来就有一些对比。”阿光回忆，“他是真正做了功课、做好了充足准备来非洲——很多孩子你在他来之前跟他说在国内做一些研究，就只是应付一下，不会真的去做。”
“我们运气太好了！”说起非洲的调研锦豪语调明显高了起来，“刚刚下飞机！黄老师打Uber带我去住的地方，我们就从司机口中得知，他们第二天有个大罢工！”
第二天，黄老师带锦豪直奔罢工现场。当天是2018年7月2日，内罗毕优步（Uber）、Taxify等共享出行公司旗下超过3000名网约车司机停止接单——这对于公共交通并不发达的内罗毕来说，无疑是个大麻烦。在罢工现场，锦豪目睹了司机罢工前的集结，采访了工会主席和现场参与罢工的司机们。
“结束之后黄老师突然说，‘欸，我们可能是唯一一个见到这场罢工的中国人，不如写篇新闻稿！’然后我回去快马加鞭赶出来一篇文章。”不久，文章便发布在21世纪经济报道上。
https://m.21jingji.com/article/20180809/1db3e6f9d6cb1ce49d4964c80bdbce22.html
为了能接触到更多一线的共享出行参与者，他“沉浸”在打车聊天的“事业”中。
“每天为了坐车而坐车，不过内罗毕真的太堵了！也算见识了东非一线城市的拥堵，我甚至回来建议学建模的同学去想办法优化一下那边的交通。”他打趣道，“不过堵车有利于我采访，所以还是堵的很开心。”
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锦豪最后采访了将近20个司机，“没想到的是司机们都非常好，几乎知无不言，也很愿意告诉我特别私人的问题，比如他开车赚钱是为了养家，家人的情况是怎样的。”
他还对肯尼亚不同阶层的民众进行了随机访谈，得知在过去，叫车又贵还可能要等上半小时，而现在叫车价格便宜了一半，等车时间也缩短了。
此外，阿光又带锦豪采访了Uber的当地办公室，以及其它许多著名共享经济平台，包括肯尼亚最大的线上众筹公司M-Change、人力信息共享型公司Lynk等等。
与Lynk的创始人兼CEO的采访，让锦豪印象很深。这家社会企业，致力于帮助肯尼亚非正式劳工对接工作机会。
“他们非常有意思，我们聊了整整一个下午，虽然我研究的是共享出行，但我不想浪费这段很好的故事，于是我又写了一篇关于Lynk的文章。”
阿光对锦豪的效率和认真程度都印象深刻，“每一个调研对象，他都会认真地去准备访谈的提纲，而且真的可以做到像黄老师要求的那样，问对方一个小时都不会停，不太需要我们去逼着他想、帮他去提问。”
要知道，黄老师的“魔鬼”要求是学生们的噩梦，而锦豪似乎乐在其中。“我是属于比较有想法的，灵感一来就停不下来。”锦豪笑说。
每天，他回到住处就立刻开始整理采访资料，甚至当天就把稿子写出来。有些心急的他常常是熬夜写完一稿，第二天采访发现了新的东西，回去便开始重写，“虽然在内罗毕每天都熬夜，可熬的还挺舒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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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对称”的世界里，做点什么
离开非洲之前，锦豪基本完成了两篇中文、一篇英文调研文章，远远超过了同龄的学生。然而非洲留给他的，却不仅仅如此。
“两个礼拜过的好快，太享受在内罗毕的时间——每天学很多东西，每天不断在用学到的东西。”锦豪说，“黄老师要我随时准备好各种的问题去问别人，我以前要坐车肯定不会主动和司机搭讪，现在却可以更自如的应对各种情况。”
除了共享经济之外，锦豪也开始有了更多的思考，“非洲有这么优秀的自然条件、资源，为什么没办法成功发展起来？好像开始感兴趣这背后政治、经济各种因素。”
在非洲调研时，正值动物大迁徙的季节，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聚集在肯尼亚著名的马赛马拉国家公园，期待一份“好运气”能够看到壮观的斑马、角马迁徙的盛况。
结束调研的锦豪跟随中南屋的实习生们也加入了游客大军，在“调研后遗症”的驱使下，他一边玩一边也在观察那里的社会环境。
“在我们住的特别豪华的游客营地旁边，就是当地马赛人很破的小房子，小孩子光着脚走在沙子石头上，伸手给游客要钱。”锦豪回忆道，“这里有的人过着很奢侈的生活，有的人还极端贫穷，这给了我很多思考。”
事实上，锦豪一直格外关注这种“不平等”，尤其是经济、商业的角度的“信息不平等”。那时正值美国大选、Facebook盗取信息事件闹得沸沸扬扬，他第一次意识到，信息具有如此大的价值。
“我以后想学经济，就在想能不能从经济学的角度去思考这件事。”锦豪说，“其实归根结底还是信息不对称造成的——人们不知道自己的信息有这样的价值。那我们说不定可以给个人隐私标个价？”
他想起了曾在相关讲座认识的一位纽约大学社会学教授，便联系了他指导数据的采集和分析。与另一个同学合作，他们花了三周时间整理了将近400份数据，在中国裁判文书网把个人信息有关判罚中显示的信息数量和类型、政府的罚款程度、判刑年限等信息整理下来，并依据这个衡量各种信息的价值有多少。
前前后后持续了半年，最终他们的研究摘要被一个权威学术机构“亚洲社会心理学学会”的年会采纳，主办方还邀请他们届时到中国台北，在各方专家面前进行展示。
在此之前，锦豪还曾参与过一个公众号建设，同样关注“信息”的衡量。“当时发现英国脱欧和美国大选，西方社会的人投票很玩味，完全不了解投票会产生什么影响，于是就想做一些事情让大家意识到，周围信息的重要性，错误信息会带来什么影响。”
在公众号里，他们普及简单的经济学知识，转化成有趣的故事，帮助大家在生活中处理生活中的信息。他们的实践在比赛中得到了北京大学教授的认可，可不管是去企业还是和同龄学生介绍，似乎大家都不能理解做这件事的必要性。
“感觉要走的路还有很长。”锦豪说。
去年冬天，他如愿收到了自己的梦校——美国顶尖文理学院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的邀请。这间小规模教学、师生关系紧密的文理学院，除了提供研究型的课程，还有其它文理学院不具备的实践性课程。
“之后可能会选择偏学术研究的‘哲学、政治学与经济学’（PPE），也可能是更偏职业化的经济学与数据科学专业方向。”锦豪说，“还是希望有更多机会去试错吧！”
或许是用“经济”和“数字”思维参与到探讨世界发展的行列，也许是用商业或科技的手段创造更多“平等”的共享经济。
锦豪也期待带着更多专业知识再来非洲，见证属于非洲的阿里巴巴的诞生。
写在最后：
听完锦豪的故事，小南也不禁感叹：当今的世界果然是青年人的。在这些富有创造力和批判精神的孩子身上，你可以看到一个有希望的未来。
而尤其是这些逐渐走向世界、也走向”更好自己“的中国青年们，他们可以从任何一个他们感兴趣的角度出发，为这个世界的改变做点什么。
小南也会与大家共同前进，互相勉励呀！
（本文原载于中南屋公众号：chinahouseproject，帮助中国青年走进发展中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