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更新·展｜上海金友里④：逃不脱，干脆享受生活
上海虹口区的金友里是一条即将一百岁的弄堂，没什么人能说清它为什么叫“金友里”。63岁的崔萍坐在弄堂口的公共长椅上，她问了一圈，也没得出个说法。
崔萍是“嫁进来的”，她在金友里生活了近三十年。和临近的老弄堂不同，这里的外来租户不算多，老邻居甚至熟悉彼此的家庭组成，能分辨出走进弄堂的是哪一户人家的亲戚，还是不相干的路人。
要么是“嫁进来的”，要么是“土生土长”。他们对人群有一套分类方法。
长椅上一位阿婆说，自己是“土生土长”的，在弄堂还是烂泥地的时候，就住了进来。旁人立马纠正：“你也是嫁进来的，只不过比我们早上几十年。”
金友里建于1920年代，第一代居民大多已故去。不同于租界区的那些花园洋房，这里尽管年代久远，但没有历史保护建筑，空间也很逼仄。穿堂过巷时，人们会经过后期搭建出来的房子。这些违建枝节四处横生，它们在某个年代受政策所惠，被承认了合法性，就留存至今。
“二级旧里”——官方话语这样定位金友里所处的这片低矮的密集居住区。金友里与北外滩的直线距离不过一公里，但相比后者，这里没有摩天楼，房屋平均高度不超过三层。天气好时，四通八达的巷弄里，一抬头全是晾晒的衣物。沿街则是各种铺位，售卖水产、熟食、水果和干货。
这里也是上海。
“48只脚”的顶楼婚房
想要找到金友里的历史图片，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以前，我们这些工人哪里会有照相机？再说了，有照相机的也不会想到来拍它，要拍也是去拍外滩吧。这里普普通通，破破烂烂，有什么拍头？”
崔萍对金友里的记忆始于1984年。那年她嫁进金友里，婚房是九平米的一间房。
“第一次来看觉得吓人。地上不是今天这种干干净净的水泥路哦，那时候是烂泥路，下雨天都不能穿正常的鞋子出门。”
烂泥来自弄堂外的菜场。改造前，这里有一个半露天的菜市场，摊贩密密麻麻，自行车也无法通过。直到1990年代，菜场搬入一个废弃的工厂厂房。再加上其后的市政改造，烂泥路才成为历史。
“但当年不觉得苦，大家好像都是一样，有一份不错的工作，年轻也都吃得了苦”，崔萍回忆，“和现在不一样。当时只要有个地方就能结婚，哪怕是个亭子间也可以。”
布置婚房是件大事。大部分人没办法改变房子的大小，内部配置则有颇多讲究。
崔萍和丈夫给婚房配了“48只脚”。从双人床、五斗橱、桌子、凳子、玻璃橱到“夜壶厢”，一整套家具一共12件，每件4只脚。
“夜壶厢就是床头柜，玻璃橱用来放装饰品，里面摆几个碟子，碟子上面画了猫，这也是一种装饰。”
在一个九平方米的房间内安置这48只脚，需要动点脑筋。崔萍的婚房位于顶楼，有着斜屋顶，两侧高度不够的地方不算在九平方米面积内。
“我们把大床就放在斜屋顶的边上，人能坐得起来就够了，站是不行的。其他的尺寸也需要量好，请师傅来打家具。”
后来有了儿子，崔萍的丈夫还专门设计了一张可以“藏起来”的婴儿车。木材是去单位要的闲置木料，丈夫买了几个滚轮装在下方。“晚上睡觉的时候就拉出来，白天不用就藏到大床下面，这样节省空间。”
如今崔萍还住在这间顶楼，48只脚大半还留着。
“空间太小了，只有往外丢的份。买一个新东西都要考虑很久。”
即便时不时有人从狭小的楼梯上摔下来，老房子里也有乐趣。崔萍还记得自己结婚时的“三转一响”。更早的时候，三转一响是指收音机、自行车、缝纫机和手表。到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家用电器带起了一波消费热潮，彩电、冰箱、洗衣机和空调成为新的结婚标配。
崔萍结婚时，专门托人从香港辗转买回一台索尼的彩电。如今彩电不在了，家里还存着一套先锋牌唱片机，她和丈夫还保留了一抽屉唱片。“四大天王”、“中华至尊”、“草原情歌”、“校园民谣”。“这房子是不能跳舞的，听一听唱一唱还是可以的。”
老虎灶的记忆
家庭空间实在有限，主妇们更愿意把家务事带进公共空间，边做边“嘎讪胡”。每天买完菜回来，人们坐在弄堂公共空间里，一起择菜。闲来无事的老人坐在一旁晒太阳。
“也有麻烦，许多一楼的人家没地方晾衣服，弄堂里厢地方又不够，关于晾衣绳大家都能吵好多次。”
在每一天琐碎的日常中，崔萍们彼此熟悉。
“我在家里，冲着窗外喊一声，问有没有人要去买菜，或者有没有人要去兜马路，就会有人回应你。比微信还方便。”
王华萍和她年龄相仿，是“土生土长”的金友里人。最早她的奶奶、父母和六个兄弟姐妹住在这里。
“以前的小孩都是在家里出生的，请接生婆回来，而不是送去医院。所以我是真真正正的土生土长，生下来就是在这里。”
王家人是开“老虎灶”的，全天候向居民和附近的工厂供应热水。“不像现在，一切都很方便。人们烧水需要先生煤炉，上班的人哪里有时间？最方便的就是花一分钱来这里打一壶热水回去。”
据统计，1950年代是老虎灶的“鼎盛时期”，上海共有2000多个这样的热水供应点。王华萍的弟弟王跃华还记得，自己小时候曾经去搜寻废旧木材作为燃料。
除了供应居民的日常生活，他们还需要为遍布市区大大小小的工厂供应热水。十几岁的王华萍需要帮家里送热水。一辆平板推车，一单可以送两桶水。直到公私合营，工业衰落，以及后来供水系统和家用电器的完善，老虎灶逐渐式微，直到2013年，上海市区最后一个老虎灶关闭。
改造生活的热情延续
崔萍和王华萍都曾在南汇的农场工作过，回城后进了工厂。在他们的描述中，金友里的这一代人，颇有些工人阶级的荣光。
崔萍的父亲以前是上海冶炼厂的技术工人，1960年代去了云南支援建设，带着大学生在那里做制冷技术，建大型冷库。回沪后，工厂分给了他们家一套房子，在海宁路。
那个年代的人总有改造生活的热情。父亲专门在老房子隔出了一个单间，让婚后的崔萍夫妇居住。
“当时金友里的条件实在太差了，后来等海宁路拆迁，我们才搬回去。”
崔萍自己后来进的是“正泰橡胶厂”。“香烟厂、宝山钢铁厂和橡胶厂，那是当时效益最好的三个厂了。那时候我们的条件算不错了。”
但随着工业退场，许多人像是被“困”在了这样的老弄堂。1980年代，在菜场改造时，这里曾传出动迁的消息。但三十多年过去，金友里并没有什么大变化。
如今的金友里有着独特的人口结构，居民多为五六十岁的退休者。第一代居民大多已经故去，成了家的年轻一代也已经搬离，他们不愿忍受还要拎马桶的生活。和崔萍一样的留守者，反而享受起老弄堂的生活。
此时，大部分矛盾已经被摆平理顺。知青返沪的高峰期已经过去，这里不再会因人员激增而引发诸多争吵。
可能存在的新矛盾来自老化的基础设施，业广里居委会工作人员说：“愿意在这里借房子（租住）的，他们的交通工具是电瓶车。每天早出晚归，电瓶车是他们的生计来源。插上插头，倒头就睡。你告诉他，最多充电几个小时就要把插头拔下来，谁又能爬得起来呢？但这确实是安全隐患。”
虽然工人阶级的荣光不再，但老一辈改造生活的热情延续至今。
2016年夏天，在家休息的王跃华在弄堂口做了两根方管柱，以阻止外来的电动车和自行车进出。2017年夏天，在自治金的支持下，王跃华、崔萍等居民自发成立了“金友里行动小分队”，借助王跃华工程监理的经验，居民们自己动手造了一些便民设施。
弄堂走道两侧的长椅就是王跃华牵头订制的，这些长椅看起来其貌不扬，却符合“人体力学”，他特意邀请老邻居们试坐座椅，调整高度和角度。
居民们还为公共空间设置了一些不成文但会受到一定监督的使用规范，细到晾衣的位置、停车的区域、绿化的照管。
王跃华的姐姐王华萍曾搬出去和女儿住过新小区，但最后还是回到了金友里，因为“便当”（注：上海话“方便”的意思）来自步行可及的菜市场和熟悉的老邻居们。
崔萍也表示，如今她已经习惯了这里的生活。
“逃不脱，干脆享受这里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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