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时，一场臭名昭著的活体解剖事件背后的真相
编者按：停战前夕的1945年春，在名门大学医学部实施的那场令人毛骨悚然的“实验手术”中，八名美军俘虏被杀。当时，身为医学部第一外科副教授的鸟巢太郎，拒绝参与活体实验手术。四次手术中他只参加了前两次（准确地说是一次半）。但他却在战后的“横滨裁判”中以主谋之一的身份被判处死刑。鸟巢苦闷至极，最终无奈接受了死亡的命运。此时，鸟巢的妻子蕗子排除万难，为夫申请再审查，最后为其赢得了减刑。本书作者——鸟巢的侄女，基于庞大的战犯审判记录和不为人知的再审查资料以及亲人的证词，揭开了此前难言的真相。
战俘的命运
日本全境，都已暴露在美国的空袭之下。当时，日军已经丧失制空权，美军则开始动用携带大量燃烧弹的飞机低空飞行，专门实施不间断的持续空袭。
作为九州地区的中心，福冈市内空袭警报日夜响个不停。编队来袭的美军B-29轰炸机随心所欲地投掷燃烧弹，然后悠然自得地飞走。就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事件发生了。
1945年(昭和20年)5月5日，晴空万里。对福冈县久留米市郊外的太刀洗机场实施空袭后返航的美机编队，遭到日军战斗机的追击。缠斗从熊本县域一直持续到大分县的竹田地区。一名年仅十九岁的少年航空兵，驾驶“紫电改”型战机，紧咬位于美机编队末尾的一架B-29式轰炸机不放，亡命般拼命攻击，虽然最终这架“紫电改”型战斗机被美军击中，起火坠毁，但被其攻击的B-29的引擎部分也已中弹开始燃烧。
B-29坠落过程中，十一名机组成员(一说十二名，机长无法准确回忆起具体人数)相继跳伞，机长最后下令弃机求生。这些飞行员跳伞后的着陆地点极为分散，范围涵盖阿苏山麓、熊本县及横跨大分县的广阔地域。对此情景，山中村民看得一清二楚。各地巡警及村长，开始率领青壮男子，手持猎枪、日本刀乃至镰刀铁锹，向美军飞行员的着陆地点进发。
“打死这些美国鬼子兵！”
在夹杂着怒吼的暴行下，两名美军飞行员丧生。
这两名飞行员的遗体，在村公所门口曝尸一晚。有目击者回忆，当时，围观的村民中突然挤出一位老妇人，一边喊着“为我儿子报仇”，一边用手里握着的青竹不停击打美军尸体，直到自己筋疲力尽，动弹不得才罢手。随后，村民将死者身上的衣服扒光，草草埋在山中。大概，这是因为当时衣服、军靴还都算得上是贵重品的缘故。
被生擒活捉，并被押到警察署或老百姓家中的美军飞行员，也遭到了闻讯赶来、高呼“报仇”的村民及军人的殴打。当地警察拼尽全力对此加以阻止，最终将这些战俘移交给了宪兵队。
未经军事审判的处刑
活下来的九名飞行员最终被转送至位于福冈的日本西部军司令部，后被关押在附近的临时看守所当中。三天后，战俘中只有机长沃特金斯中尉(时年二十七岁)一人被递解东京，其余则被留置在看守所。
为什么只把机长押送至东京？这是因为同年4月，日本西部军司令部接到了大本营发出的命令，称“只将飞机驾驶员及具有情报价值的战俘押送东京，其余者适当处置”(下划线为作者所加)。虽然没有办法确定这一指令下达的准确日期及具体形式，但大部分被告都证实了上述命令的存在。
随着B-29空袭日渐频繁，遭击落被俘的美军飞行员人数不断增加，以至于东京的战俘收容所人满为患。因此，才会要求只将掌握情报的官兵递解进京，而将剩下的美军战俘“适当处置”，也就是说处决了事。
实际决定如何“适当处置”美军战俘一事，隶属于西部军参谋佐藤吉直大佐的职权范围。本来，要对战俘进行军律审判(类似于军法审判)，以确定被告属于一般战俘，还是所谓“战时特别犯罪人”。一般战俘被送往战俘营，如果是战犯，则需要定罪处罚。但日军不经军律审判，就对战俘处刑的情形屡见不鲜。所谓处刑，基本上就是枪决、绞刑而已。
将战俘移交给大学做活体解剖这档子事，对于身为普通军人的佐藤大佐来说，显然有些超乎想象。而在这个当口，小森卓军医见习士官，悄然登场。
小森军医见习士官
“活体解剖”事件的主角之一，小森军医见习士官，到底是何许人也？
小森于1931年(昭和6年)毕业于九州大学，随后就职于九大第一外科。不久，他就跳槽去了当时福冈屈指可数的外科医院——宫城外科医院。后来，小森接到军方征召，先后被分配到位于大分以及小仓地区的陆军医院服务。当时，日本西部军亟需设施完善的外科医院，遂盯上了宫城外科医院，并趁着该院院长宫城顺博士去世这一“天赐良机”，出手收购了宫城外科医院，将其更名为“偕行社医院”，专门为日本陆军军官提供医疗服务。凭着曾在宫城外科医院的工作经历，小森得到拔擢，破格升任副院长一职，实际把持偕行社医院的管理大权。
从九大相关人士的证言来看，小森绝对算得上恶魔般的存在。但或许这只是辩护方认为“死无对证”，索性就让他背全部黑锅的辩护方针使然。小森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似乎已永远沉入暗黑的深渊，甚至连他是否婚娶，都无从得知。
然而，战时在大分的陆军医院曾经和小森共事过的浅原尤己，却提供了弥足珍贵的证言。浅原尤己的父亲，是曾经作为无产主义政党代表担任日本国会议员的浅原健三。虽然遭到东条英机的排挤，被迫流落至上海定居，但暗地里，浅原健三在北九州地区依然保持着不可思议的影响力，即便其当时尚未出嫁的女儿被动员至工厂劳动，浅原家的势力还是足以让浅原尤己以陆军医院工作人员的身份享受军属的待遇，免遭征兵。
“小森见习士官可是美男子呦，看上去英姿挺拔，在看护妇(女护士)当中颇有人气。当然，技术也是顶呱呱。”
浅原尤己还对作者描述了一段自己难以忘怀的记忆。
当时，在小森主治的伤病员中，有一位自南方前线送回的士兵。该人因为长期处于饥饿状态，身体极度衰弱，以至于必须对其慎重用药。小森考虑到病人的身体状况，特地增加了投药次数，同时减少每次用药量。在他的努力下，这位伤兵好不容易有所恢复。有一次小森碰巧需要出差，于是特地拜托自己的上级、副院长太田，一定要严格遵照自己对该伤兵所开处方用药。然而，太田副院长却言而无信，要求女护士像对普通病人那样，对该伤兵一次性施药。护士虽然深感不安，但对副院长的命令，只能绝对服从。伤兵的病情立马恶化。
为了满足这个伤兵“最后想喝点粥”的愿望，女护士边煮粥，边慨叹：“白瞎小森先生之前那么上心地治疗了……”
几天后，走廊里突然回响起出差归来的小森的大喊：“太田那家伙死哪去了！”
显然，他知悉了伤兵的死讯。
有人偷偷指了指副院长的办公室。
伴随着军靴发出的咯吱咯吱声，一路上“太田！”之声不绝于耳，小森冲进办公室时的背影，似乎都燃着对害死自己患者的副院长太田少佐的熊熊怒火。
浅原尤己这样评价： “说起来太田可是少佐军衔，这在见习士官看来，简直高不可攀。但小森这家伙居然敢这样以下犯上狂喊着，说不清到底是胆儿太肥，还是誓死捍卫正义……反正我是被吓傻了。”
小森，对于自己的医疗技术一直绝对自信。凭借着这种自信，无论面对的是自己的直接上级，还是其他高官，他都敢放炮。对自己信任的人，小森绝对诚实可靠；但对没有能力的人，他绝对不服。这，就是小森的性格。
作为一名研究者，小森绝对算得上天赋异禀，属于那种看一眼就可以敏锐发现层出不穷的创新研究课题的类型。
而且，根据浅原尤已提供的证言，面对女护士所询问的“先生为什么要对患者如此耐心细致地加以治疗呢？”这一问题，小森曾这样回答：
“士兵乃国家至宝。吾辈之使命，旨在确保伤兵无一人枉死，早一日康复，并重返前线。”
还在九大就读期间，小森曾受石山耳提面命，算得上入室弟子。石山似乎也对如此个性的小森颇为中意。为了让小森能够去偕行社医院赴任，石山曾颇费过一些口舌。小森也一直将石山视为自己的恩师，经常亲赴九大。
将战俘用于医学研究
当时，九大医学部应军方要求，正在开展所谓“代用血”的研究。同一时期，在战场或空袭现场，出现了大量身负重伤，因失血过多而濒临死亡的患者。如果能够对伤者注入代用血，确保血压稳定，可以为其争取更多时间等待接受真正的输血治疗。因此，这项研究显得极为必要。而石山领导的第一外科，则正在尝试使用博多湾的海水进行代用血的开发。随着本土决战迫在眉睫，紧急代用血的实用化已刻不容缓。虽然为此必须开展全面实验，但却面临极大的难题。当时的日本，已经陷入动物实验原材料严重匮乏的窘境。除此之外，说到人体实验，石山教授也刚刚开始进行第二例而已，远未达到充分完善的程度。更何况，围绕代用血问题的研究开发，石山教授与第二外科的友田正信教授之间存在激烈竞争，后者主张使用氨基酸作为代用血的原料。
不仅仅是代用血的研究，就连外科学本身的研究，都已陷入难以为继的困局。九大医院收治了大量遭遇空袭受伤的病人，早已人满为患。医生每天被接二连三的手术压得喘不过气，根本无暇从事研究工作。外科的研究，说到底还是手术。如果不积累大量肺、肝、胃肠、心、脑等部位的手术经验，医学的进步根本无从谈起。
“在这个非常时期，很多年富力强的人因为肺病或癌症倒下，很多本应奔赴战场的年轻人病死在榻榻米上。这可是国家的损失呦。为什么没有根治的办法？这才是我们这些医生的使命！”
石山的论调一贯如此。医院就是战场，医生就是战士，至于患者，说到底只能算是炮弹吧。
在九大内部，一直流传着日军在亚洲大陆大量使用战俘做活体实验的说法。这指的就是七三一部队，即石井部队的细菌武器研究。石山教授对此当然也知情。
当时另外一个广为流传的说法，是时任文部大臣的桥田邦彦(医学博士)曾指示：“将美军战俘中的死囚当作实验材料，也是极好的。”
小森和佐藤算得上老相识。之前佐藤因为遭遇车祸负伤，曾在偕行社医院住院就医，接受小森的治疗。之后，佐藤依然定期回偕行社医院进行复查。
根据上坂冬子所著《活体解剖——九州大学医学部事件》一书的记载，4月的某一天，佐藤与小森就如何处置羁押在西部军看守所里的战俘问题，有过一次交谈。小森表示：“因为想把战俘带到九大，能否把这些人交给我。”听到这话，佐藤心里嘀咕小森是不是想进行活体实验，但随即回答道：“好啊，随你便。”既然小森想尽快实施活体实验，就给他这个机会好了。后来接受审判时，佐藤曾主张：“我反对活体实验手术。但好像所有事情小森见习士官都可以获得上峰的批准。因此我能做的，只是顺水推舟而已。”
但也有与此截然不同的说法。根据东野利夫所著《污名》一书，5月9日，小森设酒款待佐藤参谋，后者提出希望将战俘用于医学目的的请求。小森看这是大佐这一级别高官的命令，不敢忤逆，虽然内心挣扎，但还是应承了下来。起初，小森试图将战俘带到自己的朋友——佐田外科医院院长佐田正人那里，但遭到拒绝，没办法只好前往自己的母校，求助于石山教授。
如此一来，主谋者非佐藤大佐莫属。小森见习士官去九大之前曾试图说服佐田院长的事实，得到了出庭作证的佐田的证实。这样一来，如果说最开始就考虑在九大实施活体实验手术，就显得极不自然。另外，石山教授自杀时所留遗书清清楚楚地留有“军方的命令”这一记载。因此也有可能是小森接到大佐所提出的“处置”战俘的要求，困扰不已，和佐田商量碰壁后，只好求助于自己的母校。如果这一说法成立，那么合理的解释就只能是佐藤大佐一心设法推卸责任，将主犯的帽子扣在已死的小森见习士官及石山教授身上，强调自己不过是从犯而已。
然而，别的见解也说得通。
有日本西部军的人士作证说：“九大的石山教授，通过小森，向军方请求移交战俘供其用于医学研究，佐藤大佐对此知情。”当然可以将此视为军方逃避责任的一种说辞，但从石山教授参与手术的方式来看，认为此举仅仅是迫于军方淫威不得已而为之的看法，就显得颇为不可思议。相反，看起来更像是他为自己的研究而展开的全方位实验。石山基于贪欲，意图借此磨炼自己的医技，同时也让弟子们有机会大胆尝试。
据说，大部分医生都有对全新治疗方法或药物进行活体实验的想法。为活体解剖实验提供过帮助的解剖学主任平光吾一教授在其撰写的《触及战争医学的耻辱》一文中也曾表示，“小森以前就曾考虑过用战俘做活体实验。”
据作者本人推测，或许这一想法正是出于石山本人。在患者身上进行海水注射实验但并未取得多大成果的石山，是不是向小森透露过希望获得更好的实验材料的想法？而死忠于石山的小森，又会不会是听从石山之命而为之？对于4月份小森与佐藤之间就移交战俘达成一致一事，石山理应知情。如此一来，只需要看看这一时间段的经过，有些事情自然就会浮出水面。
1944年(昭和19年)12月 偕行社医院成立、小森赴任。同月，佐藤大佐因伤住进偕行社医院接受治疗，与小森开始过从甚密。
1945年(昭和20年)4月某日，接到“适当处置”战俘的命令。小森提出能否接手上述战俘，佐藤应允(佐藤供述书)。
5月5日，阿苏山中美军飞行员被俘。
5月6日，上述战俘被移交给西部军。
5月7日，在第一外科举办的西村讲师送别会上，石山教授说过“拿战俘做手术”的话(特别研究生仙波嘉孝在军事法庭所做证言)。
5月9日，沃特金斯机长被移送东京。
5月10日，小森向佐田医生提出借用其医院实施实验手术，遭到拒绝。后小森通过电话与石山教授讨论实验手术事宜。
5月11日，石山教授向平光教授提出借用解剖实验室的请求。
与实验手术相关的文件材料全部都被西部军及九大方面销毁，因此，具体的时间，只能通过证言中对于特定事件的描述加以确定。但是，案件审理过程中，存在两处无法确定的日期。其一，即为西村讲师的送别会日期。当天，石山预告了要用战俘做实验一事。其二，如后所述，即为佐藤参谋为参加手术的医院人员举行慰问宴会的日期。作者认为，案件辩护方很可能对上述两处日期，故意进行了模糊化处理。
之所以刻意不确定西村讲师送别会的举办日期及参与人员，理由非常明显，如果因为出席了送别会，事先知情然后又参与实验的话，显然属于基于自由意志犯罪，罪责肯定更重才对。
但，西村讲师送别会的召开日期，就是5月7日。对此，不仅有西村讲师自己的证言证明，1948年(昭和23年)7月19日，森良雄讲师在法庭上的供述亦是如此。除此之外，鸟巣在自己的再审请愿书中，也提到了7日这个日子。他因为前一天，即6日接到母亲病倒的电报，于7日早上赶回老家，因此无法参加这一送别会。本来应当参加送别会的当口，却因为给母亲看病而缺席，这一经历给鸟巣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7号，正是美军飞行员被移交给西部军的第二天。在战俘刚刚送到这一时间点，石山就说出“拿战俘做手术”的话。如此看来，对于之前小森与佐藤之间就“移交战俘”一事进行的沟通，石山知情，就显得再正常不过。
可以想见，在调查询问战俘完毕，一方面将沃特金斯机长递解东京，另一方面需要对剩下的战俘进行“适当处置”之际，小森曾联系石山，提出动手的机会终于来临。
接下来的问题，就变成了究竟在哪进行实验手术。石山并未考虑在第一外科实施上述手术。根据平山等人的供述，当时第一外科收治了大量空袭中受伤的患者，如果让这些人看到美军战俘，不知道会引发多大的骚动，因此没办法在这里进行实验手术，但可以认定，在这一时间点，还是存在忌惮他人了解真相的意识。为了避人耳目，使用市内九大的关系医院就被提上了议事日程。鸟巣的证言显示，石山教授在九大以外的其他医院进行手术，本来就不是什么新鲜事。
在这个当口，小森一定向同为第一外科出身的好友佐田医生表露了上述意思，但是遭到佐田的断然回绝。于是，只能在九大内进行实验手术了。
本文摘自《九州大学活体解剖事件：七十年后的真相》，[日]熊野以素 著，李立丰、宋婷译，上海三联书店2019年2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