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圣母院大火,燃烧在“政”与“教”的交汇点上

龚克
2019-04-16 10:03
来源:澎湃新闻

法国巴黎著名地标巴黎圣母院起火,火情迅速蔓延,塔尖在大火中坍塌,现场浓烟滚滚。东方IC 图

 “巴黎绝不能沦于敌人之手,万一发生此种情况,他在那里找到的只能是一片废墟!”

1944年8月23日,当二战盟军展开反攻,兵临巴黎城下时,希特勒给巴黎守卫司令肖尔铁茨发去一道密令,在他眼中,这不啻为一封巴黎的死刑判决书。然而,这位深受希特勒信任的高级将领,最终还是背叛了元首,并未执行他原本最擅长的焦土政策。圣母院、凯旋门、艾菲尔铁塔等地标性建筑,因此有幸留存到今天。这正是美法记者科林斯和拉皮埃尔联袂作品《巴黎烧了吗?》所描绘的那个惊心动魄的故事。

4月15日晚上,当巴黎圣母院被熊熊大火吞噬之时,许多人不约而同地想起这本《巴黎烧了吗?》。颇为吊诡的是,当年希特勒失败前夕的这封密令,不经意间在75年之后部分地化为现实。

虽然圣母院大火只是一个偶发事件,但在文艺青年的痛心疾首之外(从事发当晚初步清点情况来看,损失比预想中要小),圣母院的熊熊火光,或许还能照亮当下黄马甲、大辩论、全民公投、身份认同、政治领袖、文化反思等一系列深层问题。而自大革命以来,法国的政教分离(laicité)制度历来是聚讼纷纭所在,我们不妨以“政”与“教”两条线索,来审视这场火灾的时代背景。

被抢头条的总统

在傍晚6:50圣母院传出火情之前,整个法国关注的其实是另一件大事——总统马克龙原定在当晚八点对全国发表讲话,就此前持续了整整三个月的“大辩论”进行总结。

所谓“大辩论”,并非如中文字面意思传递的像是一场针锋相对的国际大专辩论赛;毋宁说,这是一场声势浩大的集思广益。自去年11月以来,深受“黄马甲”运动抗议之苦的马克龙,从今年1月15日发起一场全民大讨论,议题集中在“生态转型”、“税收制度”、“民主体制”和“国家与公共服务重组”四个方面,希望能借此机会修复中央-地方关系,汲取施政新思路,并从抗议运动中“解套”。

然而,在一万余场集会、两万七千封邮件和193万条公民建议之外,法国媒体普遍对这次“大辩论”的成效持谨慎与怀疑态度。反对者自然将这种辩论斥之为“夸夸其谈”,支持者也难言乐观。因为“大辩论”本身是各种不同意见的交流和碰撞,而听取和接受哪些意见,这本身就构成了一种政治决断。无论如何总结,都会被反对者斥之为玩弄“障眼法”。正因如此,马克龙原定于4月15日对这场辩论的总结陈词,就成为法国上下最为关心的话题。

然而正是在这个关头,巴黎圣母院的一场大火,完全改写了剧本。当傍晚火势刚露头时,马克龙的总结陈词还只是有被“抢头条”的危险;但当火势一发不可收拾之际,总统讲话就连二条也保不住了。很快,总统府宣布讲话延期至次日。而马克龙率一众高官赶赴圣母院视察火情,同时发推文称“像所有同胞一样,我今晚很难过地看到法国这部分付诸一炬”,随后他在电视镜头前,矢言将团结全法国“重建圣母院”。

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已经延续五个月、22轮的“黄马甲”运动,正在演化成为“硬核”反对形态,很难通过经济上作出绥靖或文化上唤起共情来消除。圣母院大火也不乏阴谋论的解释版本——原定八点发表讲话,结果七点就失火,天下哪有这么凑巧的事?圣母院失火对谁最有利?当然是马克龙啊,不用在全国人民面前“尬聊”了......

阴谋论的荒谬显而易见。马克龙的尴尬,不过是向后推迟了24小时而已,问题依旧摆在那里。当初凭借普遍不满情绪而崛起的年轻总统,正在品尝这种不满情绪回旋镖的苦果。对他而言,黄马甲、大辩论与圣母院大火相互交叠,构成了极为微妙复杂的发言时机。掌握得当的话,或许能成为凝聚人心、摆脱困境的一个契机;但反过来说,同样可能是一个全民士气受挫、不知伊于胡底的“连环劫”。

泥沼中的教会

在圣母院大火之后,即将到来的复活节,大概会是法国教会近百年来最为悲情的一个复活节了。这种悲情无疑主要来自于这场祝融之灾,但在更大背景下,法国教会也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形象和道义危机。

4月15日晚间,法国主教协会主席Eric de Moulins-Beaufort代表教会高层,对这场大火表达痛惜之情,称巴黎圣母院是“和平、美、信仰(不仅仅是基督教信仰)的象征”,这次事件将是一个巨大的伤口。

这位主席固然不幸,刚刚上任十余天就遇到这种百年不遇的悲剧。但整个法国天主教会其实也和总统马克龙一样陷入泥沼。在法国主教协会管理层新旧交替之际,上届主席Georges Pontier曾发出警告,法国天主教会正处于“麻烦深重”的境地。究其原因,仍然和整个天主教会近年来频繁曝出的娈童丑闻及体制性缺陷不无关系。在Pontier看来,虽然教会已经开始采取措施,但对于重建教会权威,并没有完全做好准备。

这种“麻烦深重”的最典型事例,便是震动法国教会的前任里昂大主教Barbarin因为庇护涉嫌性侵的神职人员,被世俗法庭判决有罪,处以六个月徒刑(附缓刑)。随后Barbarin赴梵蒂冈觐见教宗方济各请求辞职,却被后者拒绝。尽管如此,Barbarin还是宣布退休,以便为教会止损。

而从更加广阔的视野来看,法国天主教会的另一个对手,或许是以世俗化为核心的现代性本身。根据一份不完全统计,近三十年来,法国民众的宗教信仰比例有大幅走低之势。1986年,82%的法国人是广义基督徒(其中绝大部分是天主教徒,新教徒只占微不足道的1%),而15.5%的人没有宗教信仰;30年之后的2016年,基督徒比例缩减至51.1%,而无信仰者则增至近四成(39.6%)。在这种背景下,无论对法国人还是外国人而言,巴黎圣母院越来越成为一个旅游胜地,而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它本身的宗教意义。

如果说,圣母院这场大火的确勾起了法国人心底和历史紧密相连的某种宗教情怀,而巴黎民众伫立街头遥望圣母院、齐声吟唱歌咏的画面也让无数人动容,但它似乎很难同这种世俗化大势相抗衡,更遑论逆转。这种感动是真切的,但放在历史长河中看,它也是倏忽即逝的。

已经多难,如何兴邦?

从工程学角度来说,巴黎圣母院的尖塔并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意义,历史上也曾经历损毁并重建。刚刚被焚毁的尖塔,不过是19世纪的作品,相对800年历史的圣母院,可谓是相对较新的部分。

但从另一重意义来说,这场巴黎圣母院大火,大概会是自911之后最具象征意义的一幅图景——纽约双子塔的倒掉,是西方世界现代资本主义遭受重创;而巴黎圣母院尖塔的坍塌,则是古典时代的一曲挽歌。正是在这重意义上,尖塔在烈焰中倒下,会格外具有震撼效果。

但区别在于,当双子塔倒掉时,美国人在震惊之余,会自然而然地发问——“他们为什么恨我们?”随即整个国家同仇敌忾,枪口共同对外(至于行事是否明智,则另当别论),而法国此次圣母院大火,虽然在技术层面无疑可以找到罪魁祸首,却很难在政治决断层面委过于人。这或许将构成一个无法排遣的内伤,对整个民族士气的一次严重打击。

进一步而言,这种偶发事件,和法国近年来频繁遭受的恐怖主义袭击又有不同。类似2015年《查理周刊》血案的恐袭,本身的确可以在政治上区分敌我,并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动员效果。但和当年的911事件相比,后者的威胁是外部性的,可以轻易区分出“我们”和“他们”;而法国所面临的恐袭威胁则是内生性的,肇事者多为在法国(或者比利时等欧洲邻国)出生长大的移民后裔,“我们”与“他们”的界限已经模糊不清,这也是进入新世纪以来,法国和欧洲面临的最重大挑战之一。

巴黎的城市铭言,是“漂浮而不沉没”(Fluctuat nec mergitur),如今圣母院浮在塞纳河西岱岛上,幸运地逃过希特勒的魔爪,却毁于火灾,看上去像是历史所开的捉狭玩笑。当然,无论花费十亿还是百亿欧元,圣母院终将重建,唯一的问题是,当新的尖塔重新矗立起来时,俯瞰的将是怎样一个国家?或者说,这个已经多难的国家,在左支右绌、内外交迫之间,将会如何兴邦?

    责任编辑:朱凡
    校对:施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