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整个家族就出了他一个研究生。这孩子很努力很上进，性格好，心眼也好，一直是我们全家的骄傲。可是自从他生病后，整个人就垮了，整天无精打采的。哎，如果不是生病，这个年龄应该已经结婚了。”4月13日，在河南郑大一附院附近一个小区，61岁的周长太推着整理好的废品走进电梯。他说，因为儿子亟需换肾救命，为了筹移植费用，他现在每天在小区周围捡拾废品卖钱。
周长太是一名乡镇退休职工，家住河南信阳市商城县，60岁的老伴是一位普通农民，他们的儿子叫周镇涛，今年31岁。“我儿子从小在农村长大、上学，后来考到了中原工学院，之后又考上了南通大学的研究生。2013年研究生毕业，他选择去了济南，他说想在那里闯出一番天地后成家立业，好好孝顺我们夫妻俩。”周长太介绍。图为在郑大一附院病房内做透析的周镇涛。
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周镇涛的工资只有两千五百元，但他吃苦肯干，没日没夜地出差，足迹遍布全国十余个省，历经三四年的打拼后，工资水平达到了八千元左右。2017年3月，在重庆出差的周镇涛感觉身体有些不舒服，他刚开始以为是感冒，可随之而来的是脸、手、脚开始变肿。“肿到什么程度？我和我爸视频聊天的时候，他都认不出来是我了。”周镇涛说。图为父亲周长太给准备去医院做透析的周镇涛整理衣服。
周镇涛在重庆当地医院检查后，医生建议他做进一步检查。回到济南，周镇涛及时找到一家大医院检查，结果被确诊为尿毒症。周长太和老伴余祖凤得知情况后，立即买了去济南的车票。“我一路上晕车，吃不下去饭，在医院见到儿子的那一刻，我再也忍不住自己的眼泪了。我当时就一个感觉，天塌了！”余祖凤哭着说。儿子生病后，着急的她在一夜间白了头。
周镇涛在济南住了一年多的医院，体重骤减50多斤。一开始，周镇涛为了不让父母担心，强撑着说说笑笑，后来随着精神状态越来越差，他开始变得沉默寡言。“那时候陪儿子散心，是我们老两口最重要的事情。我们觉得，只要儿子笑了，可能就代表孩子的痛苦减轻了。”周长太说他和老伴每天都要不时地观察儿子的表情，希望他开心一点，赶快好起来。
“每月光医药费就六千多块钱，每个月的房租也要花去三四千。他原来的医保断了，户口在江苏，治疗费也没法报销。”周长太说：“那时候我们都很天真，以为不用移植也能治好病，但没想到，钱花了，病没好，孩子的身体越来越严重，肌酐指标更高了。”2018年3月，周镇涛跟着父母回到了老家，开始靠药物治疗。
回到老家后，周镇涛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7月，周长太在郑州听从了医生的建议，决定给儿子做肾移植手术，但老两口的身体状况不适合捐肾，他们就开始了一场“等肾”的漫长历程。周长太和儿子每天关注着肾源，他说：“医院有几个等肾源的群，每个群都有200多人，每次在里面看到有关肾源的消息，就好像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
“我就这么一个儿子，我也知道尿毒症是个重症，越拖身体会越差。我和老伴年龄都大了，真的不想孩子有个啥闪失，否则我们的晚年生活靠谁啊？”周长太说，为了能按时赶到医院配型，他和老伴带着儿子来到郑州，为节省房租，三口人在医院附近与其他病友合租了一间房子。每天，周镇涛和父亲就挤在一张只有1.2米宽的小床上休息。图为晚上11点，周长太回出租屋去帮儿子取冷藏的药后，走在去医院的路上。
周长太从医生处得知，如果做肾移植，至少需要约60万的费用。“我们两个老人和一个生病的儿子，这个家已经没有劳动能力了，也找不到挣钱的办法，无奈，为了给儿子筹肾移植的钱，我开始捡废品。”周长太说，每天一起床，他就开始在小区附近转，把居民丢弃的旧纸箱捡拾起来攒着，攒到五六十斤时再拿到废品收购站去卖，“一斤8毛钱，卖一次能挣四五十块钱。”
看着原本该享清福的父亲为自己受罪，周镇涛心里也十分着急，他在网上找了一个批改作业的兼职。“批改一页是8毛钱，做了四五个月只挣了1300多块钱。不过，能挣一点，就能多凑一点换肾的费用。六十万啊，真是想也不敢想。”周镇涛无奈地说，真希望能够尽快筹到钱，早点做肾移植，然后在父母身边找份工作，好好孝顺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