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澜:我的人生从未有过恐惧|十三邀完整版回顾

2019-04-15 12:11
北京

《十三邀》回顾计划启动,我们将以固定栏目的形式公布往期嘉宾的完整版访谈内容,通过视频和文本的结合,重新挖掘并记录每一个思考和表达的精彩瞬间。
 

一个享乐主义者 

撰文 许知远

穿过九龙城的菜市场时,我刻意问了蔡澜一些关于蔬菜、活鱼与鲜肉的问题。很有可能,他看出了我的不自在,转而和我谈论他父亲参与北伐的经历。

很多时候,我讨厌自己缺乏日常生活之乐。我从不理解食不厌精,只要是来自云贵川、有辣椒相伴的菜肴,就让我开心;我也不讲究酒的年份、产地,只要它不那么难喝,就让我欢欣雀跃。唯一让我在乎的气氛,熟识的朋友与陌生之地点,都让我尤为放松。在仰光街头伴着缅甸啤酒,吃一碗牛肚,在亚力山大城的楼顶餐厅尝到了剁椒炒鸡蛋,都是我难忘的美食记忆。

在一个真正的美食家面前,我羞怯于自己可怜的经验。索性,我们很快就来到楼上的大排档,一炉火锅与一瓶 XO 已经等着我们,两杯酒下肚之后,我的顾虑一扫而空。

我是带着加缪的一个判断来见蔡澜的。这位英俊、早夭的法国作家曾说,一个感官主义者,必定也是一个道德主义者。一颗敏感的心灵,必然是同时对食物的味道、女人的香气与他人之痛苦开放。而蔡澜,这个倜傥的美食家、电影制作人、专栏作家,公认为华人世界最令人羡慕的享乐主义者,该怎样面对自己的道德困境?倘若你生活在一个充满了不公不义的时代,享乐意味着反抗还是逃避?

蔡澜对此避而不答。但这不影响一场美妙甚至亢奋的谈话,两个小时后,XO 已下去大半瓶,我感到自己几乎要飞起来。而蔡先生,仍保持着他老派绅士的风度。

第一季第 8 集:许知远对话蔡澜

(以下对话整理自视频访谈)

 我就喜欢看虚无的小说 

许知远:您父亲那一代五四青年,到南洋去,其实也蛮苦闷的吧?

蔡澜:有他们的苦闷,有他们的思乡啊,所以我父亲的笔名叫刘北岸。从那边看中国是北边嘛。

许知远:那时候郁达夫应该都在新加坡待过。

蔡澜:待过待过,是我爸爸好朋友来的。郁达夫到了南洋能够跟他聊得来的人也不多,我们家蓝天戏院,隔壁就是郁达夫住的旅馆。下面旅馆,上面是舞厅,都去跳舞啊。跟我父亲聊,送我父亲很多字。后来郁风(郁达夫侄女)说要做全集,我爸爸统统给他了。我爸爸是那种人,他没有留给我,即便知道儿子喜欢也不行,那边更亲。

许知远:郁达夫生活中是什么样的人?

蔡澜:很乱的。

许知远:所以王映霞跟他分手是有道理的。

蔡澜:有道理。

许知远:但他也是中国文人的一种性格了。

蔡澜:没问题的嘛我觉得,有什么问题?

许知远:他真的是有才华啊,写得好。

蔡澜:是,诗已经很厉害了。

许知远:我觉得很遗憾,写古体诗的传统消失了。

蔡澜:对。我父亲特别喜欢古体诗,但他又认为要有突破,所以他写新诗。但是他的新诗是押韵的。那时候我也写文章了在报纸上,我说这种什么屁诗,用笔名骂了他。他很生气,说这个人不知道是谁。我就偷偷笑。

许知远:您十四五岁写文章,那时候的偶像是谁?

蔡澜:没有特别的偶像,也没有特别想模仿。那时候看的翻译小说多,比如希腊神话,《一千零一夜》。我爸爸是身教。我们是四个儿子,他一买两大袋书。那时候的书应该不贵了,两大袋,一回来往客厅一倒,你们选。我姐姐大概受冰心的影响,我哥哥喜欢看一点商业,我就喜欢看比较虚无一点的小说。所以他就一直买,买这些给我,买那些给我姐姐,买那些给我哥哥,他知道这条路怎么走。

蔡澜与弟弟蔡萱合影

许知远:所以姐姐当校长是有道理的。

蔡澜:有道理有道理,绝对有道理。

许知远:什么时候开始注意到死亡的?

蔡澜:第一次接触当然是宠物死亡啊。第二次接触是我一个大舅被一个坏学生诬告,枪毙了。那是我妈妈大哥。我开始想死亡,为什么要哭成这样,就一直看死亡的书,看了很多。后来旅行接触更多了。再后来好朋友一个一个走了。大概你在其他地方也看过,我说学习怎么活很重要,学习怎么死更重要。但中国人从来不去谈。

反正是要来的事情,为什么不去聊呢?我在墨西哥拍戏的时候看到炮仗,要买来放,他们说蔡先生不可以,这个是死人才放的。我说你们死人这么欢乐?他说是很欢乐,我们常常死人,因为我们人很短命,我们医学不发达,我们还有一个死亡节。所以他们了解死亡,他们接触,他们拥抱。这些是我学习的过程。我的旅行完全是学习怎么生,怎么死,怎么活。

许知远:最初去日本上学什么感觉?

蔡澜:我从小就喜欢喝酒,我偷我妈妈的酒,很喜欢喝。留学的时候到了,我那时候画画的,我妈妈说你要去哪里?我说我要去法国,我画画。妈妈说不行不行,法国人到处喝酒,你去一定变成酒鬼。我说那么我去日本吧,我也喜欢日本嘛。我妈妈说,日本好,日本人是吃白饭的,你去日本吧。我妈妈不知道白饭可以做酒的,我妈妈不知道有一种东西叫清酒,她那时候没有去过日本。那么就决定去日本。

我最记得我在日本的时候,沟口健二死掉了。报纸上写,沟口健二死了,我们再出不了一个勾口建厄,黑泽明死了我们还有很多黑泽明。把黑泽明气死。这个也可以看得到,他们很不喜欢黑泽明,因为他是个洋派嘛。

许知远:当时日本是左派运动嘛,反《安保条约》。那个是非常激烈的时代。

蔡澜:我们那时候在学校里面已经有这些学生运动了。我记得同学中间有一个驮背的,警察来了跑啊跑,警察拿了催泪弹枪打到他的背,他不感觉到痛,他拾起来丢回去。

许知远:您看到村上春树回忆 60 年代日本学生,您觉得他写得对吗?

蔡澜:村上没有经过什么,村上很浅薄的一个人。

许知远:如果选一个朝代,您想生活在什么时候?

蔡澜:还是现在。因为现在太容易得到资讯了,新技术太多给你学了。我一直学。而且为什么这么老了还要拼命赚钱?我有什么新科技我就买啊,我很大方啊,我买一个送人一个。要是我生活很紧的话,我哪里可以得到这些快感。

金庸和蔡澜

许知远:金钱是自由嘛。在您心中史蒂夫·乔布斯是怎么样一个人?

蔡澜:另类,另类,外星人。好啊,你拼命做,我拼命享受啊。

许知远:但手机这个东西,它看起来有很多自由,但其实变成一个 new prison(新的牢笼)。

蔡澜:你不当它是就不是。

许知远:现在最让您感伤的是什么?不可能没有。

蔡澜:我是一个把快乐带给别人的人,所以有什么感伤我都尽量把它锁在保险箱里面,用一条大锁链把它锁起来,把它踢进海里面去。

许知远:碰没碰到某些女人特别理解你这个保险箱,理解你感伤这一面的?

蔡澜:没有。一些老朋友理解的,倪匡兄这些当然理解了,这些不必讲的。我受他影响很大,他很海派了。倪匡喝酒,在的士上吐,的士司机转过头来要骂他,他拿一千块给他,那当年的一千块等于五千块了至少。海派得不得了。

不要把包袱弄得太重 

许知远:您父亲那代人身上都有中国文人的忧国忧民,包括顾炎武说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您父亲讲的“读圣贤书所为何事”。这个东西怎么平衡呢?

蔡澜:后来你发现,吃吃喝喝后才可以平衡。

许知远:我很喜欢这句话——“读圣贤书所为何事”。这个事情困扰您吗?

蔡澜:不要把包袱弄得太重,没有必要。我要是一个人可以改变的话,我就去洒热血,断头颅。我可以去。我认为有时候我没有这个力量,改变不了。所以我就开始逃避喽,吃吃喝喝也是一种逃避嘛。三十几岁,我已经回来在香港,我已经明白,这个大局我改变不了。

蔡澜的父亲蔡文玄

许知远:那这过程应该有点痛苦吧?

蔡澜:有。但是不讲了。

许知远:我觉得应该讲的,我希望您有一天写出来,这个对下一代非常重要,对您自己也重要。西方有很强烈的自我分析的清教传统,自我分析可能不一定解决,但也会解决一部分。

蔡澜:解决不了。这个是我跟你最大的分别。

许知远:您一直向前看,识时务者为俊杰,要捕捉时代精神;但是中国传统文人又是很崇拜失败的。“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一个失败君王啊,大家觉得美。您对中国文人崇拜失败这事是什么感觉?

蔡澜:我从前很欣赏,现在不会了。从我要买最贵的器材,从我要穿最好的衣服开始。我开始做生意了,以前我听到生意两个字我说脏得要死嘛,我不要。以前很多朋友很多机会给我做,统统不要。后来我开始做生意了,我那些朋友骂,谁说的做生意是不好的?谁说的无奸不商?谁说的?回头来看,生意这两个字是活生生的意思。我朋友又来讲了,奸商怎么讲?我说,商者,商量也,我先跟你商量,你愿意了我才奸你嘛,我没有拿枪指着你嘛。这个过程很好玩的。

许知远:您觉得邵逸夫先生身上最厉害的是什么?

蔡澜:不停地学习,不停地动脑筋。他有一本笔记本来的,很大年纪了用笔记本,字写得很小。我从来没看过这么努力的一个人。我那种努力完全是学他的,一件事情要努力做好它。他说蔡澜啊,生意不好了,我们的戏都已经开始不卖钱了,怎么办?我说那怎么办?我们拍点色情片吧,我们这行如果要活久一点,我们什么戏都应该拍的。后来我想想也有道理。

许知远:你觉得他最大的弱点是什么呢?

蔡澜:他的问题是他一面倒地去搞那个(商业片),他不知道文艺片也可以赚钱。他的思想还没有到那个层次。我说邵先生,我们一年拍四十部戏,四十部都赚钱——那时候黄金时代嘛,我们拍一部不赚钱的怎么样?第四十一部,不赚钱又怎么样?他说,第四十一部也赚钱更好。因为他没有这种观念。你给他看英格玛·伯格曼,他说什么东西,他不能接受。

照片正中为邵逸夫

许知远:为什么很多外地人会觉得金庸有点伪君子呢?

蔡澜:你总要讲人家一点不好那才像人嘛对不对?他很厉害,很多人物都给他写尽了,很多人性都给他写完了,很难。外国也没有几部小说可以把你想象中的人写尽的。

许知远:您最早读金庸是在新加坡,报纸上连载的吗?

蔡澜:报纸一来,我姐姐先中毒,我第二个中毒。报纸一打开,这半边是一个小说,那半边是另外一个。报纸一到我家里,撕一半,你看一半,我看一半,急成这样。金庸是大师,到现在我也始终认为是大师。他们把我们拉在一起,弄成“四大才子”,不是胡说八道吗?人家大师了,我们是三个小流氓。

许知远:其实食物和社会心理、政治结构都有关系的。香港的食物跟它背后的社会心理是什么关系?

蔡澜:香港不想那么多,香港人就是说:我这么辛苦,我吃一顿好的可不可以?那么就开始吃一顿好的。吃一顿好的很贵,不要紧,我们这么辛苦,我们花多一点钱,一花钱的时候,这个好的东西来了。而且香港是一个很特殊的地理环境,非常之集中的地方。泰国菜来了,日本菜也来了。日本人来了以后说,我们在日本开寿司店,一个礼拜从筑地进货两次,你们进六次。筑地两次,九州两次,北海道两次,我们特别肯花钱。人家说我们上海有钱,我们追得上。不能,因为你不能自由进口。

许知远:日本人的食物跟他们的民族性格是什么关系?

蔡澜:他们是一个爱干净的民族,所以他们对食物的安全意识比别的地方强。他们对食物的观念,像开一个餐厅,他们有一句话,你把我的“のれん”保住。什么叫“のれん”?就是开门的时候挂上去的那块布——暖帘。他不要赚得太多,只要开得久,就胜利了。他们比较把功利主义摆在一边,是说我这块老招牌做得久一点,好胜的个性比赚钱还要厉害。所以百年老店那边很多。

有一些特色,在有些地方特别明显,有些地方就不那么明显,因为生活节奏慢。比方说有些东西新加坡没有了,吉隆坡有的。吉隆坡有一种“沙嗲”嘛,有一个饭。这个饭是用竹叶编的,把饭包在里面,很香,切成一小块一小块,蘸酱吃,很好吃。现在嫌编这个竹叶麻烦,结果放在一个塑胶袋里面。我说你拿一个保险袋给我干什么?被我破口大骂。我说新加坡的东西没有吉隆坡好吃,新加坡人又骂我了,不爱国。事实是不好吃。人家节奏慢,小贩的东西才好,节奏一快,完了。

香港街道

许知远:您怎么看英语世界的美食批评家呢?

蔡澜:When you cannot, you teach.(越做不到越指手画脚。)

许知远:这个太刻薄了吧!您感觉美国的、英国的、意大利的、西班牙的、日本的、香港的美食评论家,差别非常大吗?

蔡澜:还是有某个地位在那边。这些人也不是白白成为评论家的,他们也是争取回来的。但是这些人往往一变质就完蛋了。我说好吃,大家去吃,因为大家相信我。为什么大家相信我?因为我自己给钱,不是人家请的,所以我可以畅所欲言。

你去香港看,很多餐厅都有我的照片。是因为大家说蔡先生拍一张,我就拍一张。我吃了不好吃我也没有办法说我不拍。我吃过了,非常喜欢,我就报答人家。(指旁边一家店)这个几十年了,我写一张给他——“胜过鲍参翅肚”。这种很普通的东西我更喜欢。周润发跟他们拍一张照片,你去看。这些都是老街坊、老朋友。

我的人生没有恐惧 

许知远:您有多少个女朋友?蔡先生要如实交代。

蔡澜:一年一个不过分吧。我从 14 岁懂得性。

许知远:61 个总是有的。

蔡澜:有了,最少吧。

许知远:我现在特别崇拜蔡大嫂,她好厉害,她怎么看这些事情?

蔡澜:她也明白怎么一回事。她明白这个人有所有男人的缺点,但是他有一个他爸爸教的好处,那就是:我说我会照顾你的时候我就会照顾你,我的承诺是有的。她明白的,就够了。

许知远:被人打过耳光吗?

蔡澜:我打过日本人。

许知远:我说跟女生搭讪,被女生打过耳光吗?

蔡澜:我的女朋友都很斯文。不怀恨你心的,才可以做女朋友。我选到的那些女朋友是不会的。忽然间遇到一个疯疯癫癫的,他妈的完蛋了。

许知远:您人生最大的恐惧是什么?

蔡澜:没有。

许知远:真的没有?

蔡澜:我很喜欢讲一个故事,不知道你听过没有,听过了,容许我重播一次。

我曾经去外国旅行,在飞机上。你会遇到 air vortex(气旋),所谓 air vortex 是忽然间飞机到一半有一个真空的状态,这个飞机会一直降,不停的,可以持续五分钟,是蛮恐怖的。我旁边坐了一个澳洲来的大汉,抓住扶手两边。等停下来了,这个澳洲大汉很讨厌我的眼神,说你死过吗?我告诉他,No(不),No(不),我活过呀,你活过你何必怕死呢?我相信我活得比一般人精彩一点,所以我不怕。

蔡澜与某餐厅店长的合影

许知远:您说香港当时黄金时代,70 年代末到 80 年代末,您怀念吗?

蔡澜:我不能。太怀念的话,你就要沉迷了,不可以。你永远要新一点,新一点的东西总是比怀旧的多一点。而且学习的过程,从学习到变成专家的过程很过瘾。我们练书法,从不会练到会,到最后写草书的时候,我的老师说可以像滑艇桨,等于是在一个小艇上,用桨。我们写的时候整个身体都在摇动,多过瘾的一件事情。

许知远:您的书法跟美食有关系吗?

蔡澜:我发现写文章不可以醉的,因为你的思维就不精密了。但写诗可以的,写书法可以的。醉的时候特别自由奔放,尤其写草书,真的,最近我开始对草书着迷。

许知远:您最着迷谁的草书?

蔡澜:黄山谷,一流,元稹,一流。

许知远:王羲之的字您喜欢吗?

蔡澜:基础,等于素描,你要打好基础。不要说基础没打好就坐直升机来了。

许知远:如果您生在晚清会是什么样的生活?

蔡澜:抽鸦片,多快活的一件事情。没有钱,抽不起的叫作败家子,有钱的话怎么败都败不了,不然怎么叫福寿高呀?

许知远:您抽过吗?

蔡澜:一次。九龙城里面是什么都有,脱衣舞、吸毒,什么都有。我最近要拍一部戏,要去里面考察一下。因为我说不进去不行,进去才知道。就带着导演,跟一个在那边很吃得开的人,还带了一个探长。到了九龙城去看人家抽鸦片是什么情形,一看,他们说蔡先生来一口吧,没有试过的东西总要试一试。在那边烧烧烧,拿一个灯,拿一个鸦片,烧到发泡。忽然间这个罩得住的探长罩不住了,上来说快点走了,有警察来抓。我说你不是警长吗?他说走啦,我说好。当时已经烧好了,拿起来吸了一口就丢掉了,就跑,越跑越高兴。腾云驾雾,就是这种感觉。

倪匡跑到香港大学去演讲,问你们放学了以后,有没有去喝酒?他们说没有去。有酒吧没有?很少。这个是什么大学!你们有没有抽过大麻?这个不可以。你们大学来干什么的,来我家吧,就带到家里去。

大麻是一种种子,在广东是一个药,叫火麻仁。把它磨了以后就是一个饮品,很香,在药店就可以买到。我们在药店买了一把,才两三块。就到邵氏后面一个山,一撒,第二年就收成了,拿了很多给倪匡。他把这大学生叫去了,抽啊。你们经历过吗?经历过了。其中有一个跑去报告,从此倪匡再不受邀请去大学演讲。

许知远:您小时候喜欢看雷马克,后来呢?

蔡澜:起先是看所有最晦涩的东西,《战争与和平》,每天看。经过那个时代以后就开始什么都看了。

许知远:小时候看《约翰·克里斯朵夫》,非常英雄主义。这种英雄主义在您心中是什么样的?肯定还在,不可能丢掉的。

蔡澜:丢掉,丢掉。《战争与和平》怎么会记得,没有了。年纪一大通通没有了。而且发现不值得。

许知远:您会觉得背叛了自己的青春吗?

蔡澜:没有什么背叛,每个阶段都不同,那个阶段你就要经过,看你经过得高级不高级。

蔡澜与倪匡

许知远:您今年七十五,人生可以分成几个阶段呢?

蔡澜:就是一开始到现在。就是很好奇地把这一生活完。我说人生有烦恼是因为 A 和 B 你通通要爱,你两个都爱,因为你很贪心,所以烦恼就来了。我们现在就是把所有烦恼的事情弄成最简单,像电脑那样,0 和 1,有了一个答案你就不会烦恼,我现在的情形是这样。

食物是本能嘛,但我们常常忘记 

许知远:年轻时候有过选择困难症吗?什么时候开始比较自在地做选择了?

蔡澜:现在比较可以放下。我看到很多人办公室都写“自在放下”,但是都放下不了,自在不了。弘一法师最厉害的一句:自性真清静,诸法无去来。他已经讲得很明白了,你不必去搞那么多。

去看丰子恺吧,就会回归自然。他二十几岁写了一篇文章,叫作《渐》。这个已经解释了很多了。这个“渐”字,他说在无形中渐渐地在转变,但是我的理解是一下子的转变。我很年轻的时候出道,十几二十岁。一桌人一坐下来,我永远是最年轻的。一坐下来,忽然间我已经想到了,有一天我一坐下来我是最老的。果然,这句话好像昨天在讲,我现在已经是最老的。

许知远:中文作家您都读谁呢?

蔡澜:中文作家,当然把所有名著都看一遍。

许知远:喜欢鲁迅吗?

蔡澜:看完了以后,我更喜欢他弟弟,没有那么尖酸刻薄。亦舒早期就受一个作家的影响,叫他看鲁迅,把亦舒看坏掉了,看得尖酸刻薄。我跟亦舒讲,我说那个年代,你看他弟弟的话有多好,到现在她还尖酸刻薄。我喜欢周作人多一点。鲁迅的小说无可否认,经典的经典,但是他那些散文,那些骂人的东西不欣赏。真的是没有他弟弟那么可爱。

许知远:那您怎么看他弟弟跟日本人合作这个事情?

蔡澜:后面这个真的很难讲。你说是汉奸也好,怎么样也好,我认为他的著作是好的。你不能够用这个来批评人家,你只能够用他留下的东西来讲他当年,而且你只能够讲你喜欢不喜欢,批评都没有资格。

蔡澜画像(苏美璐 画)

许知远:加缪说,一个人如果是个感官主义者,一定是个道德主义者。或者说如果这个人想成为一个道德主义者,必须是一个特别敏感的人。您怎么看?

蔡澜:食物是本能嘛,我们常常忘记本能。吃得好的话自己高兴,对别人也好,再简单不过的道理。吃得好就很健康的。我认为健康有两种了,一种是精神上的健康,一种是肉体上的健康。不敢吃这个不敢吃那个,怕来怕去就是怕出毛病来了。你吃一块不要紧嘛。而且要减肥最好吃好东西,吃了好东西就不能吃坏东西了,就可以减肥了。

许知远:您说很多黑暗的东西,把它放到箱子里沉下去,以及很多东西无法改变。我记得是宋代哪幅画里的:森林着火了,小鸟去衔一点点水浇火。您怎么看中国文人的这种传统?

蔡澜:也是也是,基本上都要这样。但是要有一个过程,你做过,这种事情也做过了,那么就做另外一种事情。不冲突的。匹夫有责,我明白。你可能做的时候你就去做了。你要重点出击,不能够牢骚几句,有什么用呢?对吗?

许知远:嗯。

蔡澜:吃吃吃,尤其是你。(对服务员)有没有大包啊?

许知远:您觉得做这么多不同的事情,哪件事情最有天赋,最得心应手?

蔡澜:我对食物很了解,我知道西方人的口味,中国人东南西北的口味,所以现在最好是有一个大财团,想开发新产品,我一天可以帮他开发十种。我自己开发很辛苦,现在这个年代先给租金压死了,给百货公司、超级市场,把你掐得死死的,我从来不喜欢给人家掐死的感觉。这是做事情要快活的年代嘛,为什么要给你那么剥削。好在有互联网。

许知远:您现在最想开发的产品是什么?

蔡澜:我什么都想开发的,食物我最了解嘛。饮品啊(举手中杯),又好卖,送人又高兴。我主要的是拿来送人。送女孩子,很高兴的知道吧。

蔡澜微博里的美食分享

许知远:在香港住了这么多年对它的归属感还是不强吗?

蔡澜:很强,香港还是最好的地方。我选择,如果香港住不下去我只有住纽约了,只有这两个地方住得下。要不然就去巴塞罗那,那我是喜欢的。

许知远:您觉得香港精神是什么呢?

蔡澜:拼命嘛,拼搏嘛,节奏快嘛。你到电梯看,那有一个“开”一个“闭”,那个“闭”给人家按得模糊了。你看到过马路的时候那个红绿灯滴滴答答的吗,世界上从来没有这么快的。以前我在纽约我追不上人家,现在纽约人来这里追不上香港。我是一个性子很急的人,因为是我妈妈急嘛,所以我也急。所以我要做东西很快,一定要做十几样东西。

许知远:最有野心是什么时候?

蔡澜:当然是在邵氏那几年了,一直想说拍一部好一点的戏啊,一直说对不起自己,太商业了。

许知远:后来怎么想通的呢?

蔡澜:我说你要对艺术有良心,要对老板有良心,对人有良心嘛。这些王家卫作品,有多少个人死在你脚下啊?有多少老板亏本啊?有多少人在支持,才会有王家卫作品?我就明白了一个道理,你如果太有强烈的个人主义,你不要拍电影,因为电影不可能是一个人,是全体创作。所以我开始写作,写作一张纸是我的,没有人控制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做不好我撕掉了。

许知远:从 80 年代初写了三十多年,您最顺利的是什么时候?

蔡澜:刚开始的时候比较精力旺盛,同时写两份报纸,《龙门阵》一个专栏,《明报》一个专栏。《龙门阵》那边写故事,《明报》那边我就写人物喽。黄霑、林燕妮、倪亦舒,那时候什么都是最鲜活的,能够在那边写是很光荣的一件事情。

许知远:金庸的管理能力也很强吗?

蔡澜:很强,他江浙人那一套,节省啊。金庸其实人蛮幽默的。亦舒说加稿费加稿费,金庸很木讷,讲不过她。吃了饭回去写了八张纸,解释今年怎么困难,所以不能加稿费。我会告诉亦舒,我说留下来拿去拍卖,那才值钱呢。

亦舒又抱怨了,《明报》那时候在七楼,没有电梯,要走上七楼才能到出纳拿稿费,所以我本来想住八楼的。当年古龙很狂,说我现在写什么就卖什么。我问比方说呢?他说,比方一个爸爸一个妈妈,生了七个女儿,嫁了七个丈夫,这样就卖钱了。我就讲给金庸听,金庸说我也可以,我问那你怎么写?一个爸爸一个妈妈,生了七个女儿,嫁了八个老公,文章来了。

2019 年,许知远创立新的个人品牌“十三”。十三,意味着百无禁忌,它包罗万象,但一定会挑战你的固有观念。十三,带着偏见看世界,让观念去冒险,在行动中思考。十三,Time to explore。
编辑丨坏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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