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河阳论坛：如何讲述复杂中国的乡村新故事？
三月最后一周，第五届河阳论坛暨“乡村、文化与发展学术周”在浙江省丽水市缙云县召开。在这个距离杭州两小时车程的山中小城，来自全国各地和缙云本地的学者、研究生、领导干部、企业和社会人士齐聚一堂，围绕媒介传播和文化建设的话题，讨论乡村振兴国家战略下的乡村建设问题。
近年来，随着乡村振兴话语散播、扩展，进入主流讨论，转化为国家战略，围绕乡村建设与复兴的媒体呈现也纷纷纭纭。近年流行的“过年返乡体”、“农村丧事脱衣舞”，从“乡村残酷物语”延伸出的城乡二元割裂的讨论，到“快手”走红展现出的乡村媒介新变化，再到“斯坦福教授担忧农村留守儿童智力发育不良”，都吸引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引发了诸多争论，也无不证明乡村问题在当下中国的重要与紧迫。而在知识界，乡村与城市之辩也持续扩展着：资本下乡是方便了农村的发展，还是让农村成为城市的附庸？土地流转对基层治理体系会带来哪些影响？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如何与乡村的未来相互动？本届论坛的主题“乡村故事·中国道路”，从其中一个角度切近了这些议题。
自2015年以来，河阳论坛已经连续在缙云召开了四届。发起河阳论坛，在缙云组建河阳乡村研究院的加拿大西门菲莎大学传播学院教授赵月枝长年从事批判传播学的研究工作。出生于缙云，她对本地的乡土社会和革命年代的乡村实践有着厚重的记忆。近些年来，河阳一带的农村社会也遭遇凋敝的危机，农民外出打工，乡村面临空心化，而进入大学的农村青年面对城市生活的困境与乡村的无法归返，数年前发生了一起令赵月枝震惊的青年自杀事件。她认为，信息时代的过量信息使得如下问题更为凸显——乡村的意义何去何从？什么叫做好生活？如何理解乡村共同体对人的支持？这成为了发起河阳论坛的初衷。
过去几年的河阳论坛先前的题目，从“构建平衡互哺的城乡关系”到“文化主体性与乡村发展”，再到“生态文明与传播”。今年，河阳论坛的主题聚焦于如何在绿色理念和红色中国的传统交织下讲好今天的中国乡村故事。在开幕式的发言中，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院长吕新雨教授就表示，社会主义公共传播体系要为乡村振兴战略服务，新闻与舆论传播要“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要反对市场逻辑带来的“城市中心主义”。
而在这些大而化之的话语构建之外，缙云的乡土社会蕴藏了丰富的城乡之间的新故事，围绕这些故事与这些年城乡社会的新变化，参会者们进行了一系列的讨论。
新乡村故事
随着互联网经济、快手和抖音等等音视频平台崛起，中国农村的基层媒体生态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些变化和变化为乡村振兴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是本届论坛讨论的焦点之一。
吕新雨教授认为，在今天，数字经济和社交媒体下沉带来了传统地方媒体的危机——“报纸关闭和广播电视业利润断崖式下跌”。在这样的情境下，乡村的本土传播生态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县级融媒体是近些年基层媒体生态的重要变化，也是论坛中多加讨论的题目。在一场分论坛中，与会学者分享了对县级融媒体战略的研究和观察。尽管今天提倡“中央厨房”式的融媒体实践，并且拥有了“长兴模式”、“项城模式”等范例，但基层融媒体怎么做，如何做，仍然有诸多问题。很多情况下牌子换了，但是做的内容并没有变化。又比如，县级媒体往往遇到很大的营收压力，而人事上又受到编制体系的诸多限制，很多地方会把媒介融合当作“包袱”，目前成功的融合，则很多都是资本驱动的。
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的曹培鑫教授就在报告中分享了他研究的贵州《黔西南日报》融媒体经验。这份地方性的报纸通过提供高考咨询、旅游新闻等贴近民生的方式吸引稳定读者，然后和州内的电商计划、精准扶贫对接，获得了广泛的读者群体，同时他们没有单纯想着吸引毕业生，而是在当地的语文老师中寻找、帮助有写作理想和热情的人成为通讯员，继而越写越多，成为固定联络人，然后提拔做记者，形成了一套良好的媒体生态。在这个基础上，政府也愿意追加拨款，用财政滋养这样一份有公共性，有政治性的报刊。
同时，媒介生态的转变也给予了乡村“弯道赶上”的机会：快手视频风靡网络，既让中产阶级找到新的素材固化他们的农村想象，却也给了他们一扇窗口接触“土味”文化，连接城市与乡村。在多场讨论中嘉宾们也分析，交流了这些新趋势带来的可能性。来自中国社科院的沙垚研究员认为，现在的时刻见证着许多改革，研究者们应该深入基层，脚踏实地地体验、经历、理解这样的过程。
与此同时，从1980年代开始的城乡不平衡发展，今天已经在政策层面上不断扭转：都市化、大工业化造成的问题——如环境问题、贫富差距问题，也被不断讨论。如何借助这样的变化，讲好中国乡村的故事呢？
复杂中国的新挑战
与新的乡村故事形成对照的，是乡村故事的复杂性。
资本和乡村的关系是与会学者非常关注的要点。来自香港理工大学的严海蓉教授就在报告中指出要注意资本下乡带来的诸种问题。她以在东北观察到的订单农业的“反弹琵琶”——即公司种地，农民购买服务的模式为例，指出农业和农民发生分离是过去数十年间的一大现象——龙头企业、专业大户等组织方式挤压了小农，便利了资本。而现有的大量农业合作社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合作化，而只是资本化的一种形式。公司化、能人主导的合作社反而形成了对小农的挤压效果。长此以往最终导致的效果可能是农民两极分化。而且，资本主导的农业模式还不计算对生态环境造成的影响，其真正的成本与效益比，是颇值得怀疑的。
严海蓉认为，改革开放以来经历了一个和西方发达国家一样的“乡村不振兴”问题，乡村振兴，正是在“不振兴”的基础上提出的，但是面对资本力量，乡村振兴的过程要确定谁是振兴的主体，不能因为急于振兴就“把自己的主体性淹没掉了”，反而，乡村集体，共同体的培育建设，比单纯的经济振兴要更加重要，起到的效果也更加长远。这方面需要各级政府给予空间去做。
很多时候，新兴资本带来的变化对乡村有积极的效应——比如快手带来的传播效果。但很多学者也指出，这样的变化未必就一定是正面的。比如快手抖音有强烈的盈利动机，要使得他们的产品满足乡村振兴的需要，中间有很多有待思考和斟酌之处。来自中国社科院的沙垚则补充指出，乡村中有大资本和小资本的区分，小资本对乡村振兴的积极意义是很大的，而不像大的平台资本那样造成强烈的冲击和整合，对不同的资本形式，也要有一定的辨析。
中国乡村要想振兴，遇到的另一个复杂问题是如何拥有城乡之间的有机知识分子。在河阳论坛的开幕式上，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的潘家恩副教授就在报告中提到，知识分子和农村的关系在20世纪的中国经历了许多次变化。首先是二十世纪初梁漱溟、晏阳初、陶行知等人各异的乡村建设运动。到了今天，随着乡村建设主流化——出现了一种“乡愁”知识分子——在资本过剩和都市病的驱动下下乡，而这种下乡往往并不能解决农村遇到的问题。潘家恩引述梁漱溟的判断：知识分子和乡村之间类似“铁钩与豆腐”的关系，有力气不知道如何使。这个时候乡村层面的组织建设就很重要，把“豆腐”变成“豆干”，就既不用担心被“铁钩”毁坏，也不用担心没有使力点了。
在赵月枝等人发动的缙云地区的乡村建设中，“新乡贤”是个重要概念。学者们希望能够在本地形成一批和政府有沟通的乡村人士，他们拥有知识，经验，有热情为乡村服务。在会上，三溪乡三溪村的书记吴明均就给出了一个如何引导乡贤参与乡村建设的例子：在这个以文教著称的这个村落，2009年开始成立三溪人创业联谊会，用乡情把人联络起来。并且成立了农民促进会，还设立了专门委员会，为乡党委提供咨询，做政府和群众之间的桥梁。在村中，“新乡贤”捐建了公共建筑、绿化、捐赠了学校校服，并且为村里的发展献计献策。在需要诸多发展资源的乡村，这样的模式能更多地动员社会力量。
而如何发动群众，也是复杂而有意义的一门议题。在讨论中，“乡村春晚”被当作了一个非常正面典型的例子。在中国传媒大学博士研究生梁媛的研究报告中，缙云县周村通过“乡村春晚”的文化实践，把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让主流意识形态和民间话语有了充分的互动、结合。
缙云作为方法
赵月枝在论坛中提到，在缙云召开的河阳论坛，其背景是这里的“黄帝文化”、“浙西南革命”历史与当今的环境保护、乡村振兴经验的结合。她认为这样的模式既能够彰显时代的价值观，也能够突破传统与革命、国家和社会的简单二分，她引述哈佛大学教授裴宜理的观点，认为今天不能简单把社会主义时代的革命和中国的传统以二元对立的方式分割开来。比如说，在革命时代，村里的支书，干部其实和村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在一个生活世界中。这样的精英人物其实是今天“乡贤”的一个好范例。加拿大西门菲沙大学传播学博士生张晓星也认为，像乡贤这样看似传统的概念，其实和革命年代人们对“进步分子”、“先进分子”的理解是类似的，这些经验可以贯通起来，以形成今天的乡村文化领导权。
对于今天的大环境，学者们认为缙云模式具有重要的意义。张晓星认为今天的重点之一是利用政策和大环境的力量倒逼人的文化的改变，而不能再陷入低水平上重复发展导致矛盾激化，在导致摧毁，再重新发展的恶性循环。
当然，这些设想仍然在实践中会遇到种种的挑战和复杂状况。比如张晓星发现，在河阳村，革命年代的遗产和当今发展古风旅游的设想之间就存在着一定矛盾。人们对这两段历史之间的关联还没有进一步地贯通理解。耕读家风，进士宣传很受欢迎，但是“五七高中”的历史就不太被接受，这些造成了历史的遗忘，也忽略了那个时代的历史遗产。
而另一方面，缙云模式的可复制性也尚待讨论。比如，缙云和浙江许多地区的农村都处于耕地较少、多山、环境优美的状态，和使得它们长期以来就有发达的文教优势（比如丽水市最好的高中并不在市区，却在缙云县）、商业基础，人们能动性较高，在今天从种养向更多元的产业转型也就更有好的起点。然而在很多如粮食主产区的乡村，这样的条件就并不具备，面对的困难也更多。在其中一场“乡村振兴·集体经济”的平行论坛上，学者和来自不同地方的农村干部进行了对话。对话中也体现着中国乡村的复杂性：来自河南的嘉宾分享了乡村集体经济中存在的资金、资源等困难。而这些困难都是在市场经济的大前提下遇到的。学者们提出应该通过集体经济的道路来探索解决模式。然而针对粮食主产区的农村来说，缙云等地的乡村振兴模式又不可能简单复制。在以村民为主体的前提下，各地都亟待在各自的复杂性中去持续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