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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家历史

吴铮强·寻宋︱木兰陂:何处觅荆公

吴铮强

2019-04-12 09:56  来源:澎湃新闻

(一)王安石的墓
元祐元年(1086)闰二月,司马光拜相,新法废除殆尽。两个月后,王安石(字介甫)在江宁(今南京)去世,葬于蒋山(今钟山)“东三里”。王安石去世前,爱子王雱已先他而去,一生奋斗的变法事业几乎尽毁。他将半山园的宅第与上元县(在今江宁区)的田产裸捐给寺院,拖着老病之躯在城中赁屋而居,灰冷出世的心情可想而知。司马光认为朝廷仍应礼遇这位他多年前的好友,于是赠王安石太傅的官职,制书由苏轼撰写。但政治风向大变,也有人请朝廷赐王安石恶谥。社会上也有人吊唁、祭奠或撰诗文纪念王安石,毕竟身后冷清,“今日江湖从学者,人人讳道是门生”、“门前无爵罢张罗,元酒生刍亦不多”。
王安石字介甫,因封荆国公而称荆公,原籍抚州临川(今江西抚州)。他的父亲王益1039年卒于通判江宁任上,1050年葬于当地牛首山(将军山),2009年10月王安石父、兄的薄葬墓在别墅施工中意外发现,墓志也随之出土。出土的王益墓志作者是孙侔,但曾巩的文集中也保存着王益墓志,两篇墓志是王安石先后请曾巩、孙侔撰写的,王安石的文集中还保留着给孙侔的书信,信中交待了他对曾巩所撰墓志不满、请孙侔重写的缘由。
王安石将父亲葬于江宁,从此也定居于斯,去世后与弟安国、子雱葬于蒋山(钟山)。今天南京紫金山有明孝陵、中山陵、孙权墓等,王安石墓早已无处寻觅。王安石去世后,没有留下墓志铭、神道碑之类的传记资料,确切的葬地成了学界讨论的问题。“王荆公墓在建康蒋山东三里”的说法出自南宋人周煇的《清波杂志》,周必大的游记也可以佐证这个记载。明代沈德符的《万历野获编》记载,正德四年(1509),南京太监石岩为自己营建寿穴而“苦乏大砖”,听说近处古墓之砖“奇大”,便掘墓砖充用,结果挖到一块石碑,才知墓主“乃介甫也”。江西东乡县等地的王氏族谱则声称,因为朱元璋的旨意,王安石迁葬于金溪县月塘村,即王安石祖父的墓地,太监所掘是迁葬后的空墓,从此王安石的墓地成为一桩谜案。嘉靖二十五年(1546),临川知县应云鸑刻印《临川先生文集》时,很想在墓前祭拜王安石,结果没找着,想必当时还没有金溪县的所谓王安石墓。至于民国时期有指麒麟门发现王安石墓,只能算南京人民的一种情怀吧。
无论如何,今天已无王安石墓冢可寻。
(二)王安石的祠
历史上,江西抚州与浙江鄞县都有王安石祠庙。
天禧五年(1021),父亲王益任临江军(今江西省樟树市临江镇)判官,十一月十三日,王安石出生于父亲的任所,后人称之“维崧堂”。“维崧堂”在明清时期的清江县志均有记载,今天临江镇最壮观的古建筑县前街的大观楼,即宋代以来临江军、路、府署的谯楼,维崧楼则在今天当地的旅游规划中偶有再现。
王安石十余岁时,曾在临川县盐埠岭(今抚州市临川区荆公路邓家巷3号)祖居住过几年。当时祖父王用之去世,王安石随父丁忧。王安石去世后,新法在哲宗、徽宗亲政时恢复,政和三年(1113)还被宋徽宗追封为舒王。在此之前的崇宁五年(1106),知抚州田登将王安石故居改为祠堂,宣和年间重建,南宋绍兴年间修了一次,淳熙十五年(1188)知州钱象祖再次重建,并请陆九渊撰记即《荆国王文公祠堂记》。这篇著名的记文对王安石的称赞可以总结为超凡脱俗、冰清玉洁、优入圣域、光彩照人。此后至1936年最后一次重建,王安石祠时兴时废,然后于1942年被日机炸毁,1963年被彻底毁除,仅剩石匾半块(有“荆国”二字)。2018年11月,抚州市规划重建祠堂,以迎接王安石千年诞辰。因此今天的抚州市也是无处觅荆公,除了1986年修建的竖有3米多高塑像的王安石纪念馆。
王安石最早的祠堂出现在熙宁变法之前。庆历七年至皇祐二年(1047-1050),王安石知鄞县,在任时做了很多实事,特别是修水利、兴学校。嘉祐六年(1061),王安石在京任官,鄞县“乡民父老思之”,知明州钱公辅便在广利寺(即阿育王寺)内为“立生祠图像,以顺鄞人之心焉”。该祠庙清乾隆年间尚存,光绪年间已废,今无迹可寻。
姜勇博士为编撰《王安石鄞县图鉴》,曾实地考察了王安石知鄞县时的“经游之地”、“兴造之迹”及“邑人之思”。“邑人之思”指鄞县人民对王安石的纪念,除广利寺内,鄞县另有六处王安石祠庙。姜勇认为,文献记载魏家巷东的王安石祠也是钱公辅所建,后经反复,明末清初演变为民间俗称的“实圣庙”。实圣庙毁于雍正年间,据袁枚记载,当时的浙江督抚李卫“闻鄞县有王安石祠,大怒,严檄毁烧”。实圣庙后来又有重建,民国时曾用作慈善机构,建国后仍存于开明街,近年城市改造,旧址已不复见。王安石去世后,鄞县又建经纶阁奉祀王安石,经纶阁也时兴时废,屡次迁址,民国时期曾划归县东镇镇公所,今旧址也不存。
除以上三种官立祠庙,民间祠庙又有四种。一是紫石庙,在王安石所修穿山碶附近,原在紫石山下而得名,现紫石村已重建新庙,庙内设王安石纪念馆,并祭祀修建穿山碶时牺牲的两位水师。二是福应庙,在东钱湖东畔菊岛内,沿湖居民为纪念王安石兴修东钱湖水利而建,创建时间不详,或在南宋,现在所见则是1996年当地民众另修。三是灵佑庙,在东钱湖镇下水岙绿野村西一公里处,始于清代,1960年代曾重修,现建筑损毁严重,有待修缮。四是忠应庙,在东钱湖镇下水村,始于清代,民国时仍有庙会活动,曾被改为食堂、仓库、工厂、牛舍。1986年忠应庙重建为四合院建筑,沙孟海题匾“王安石纪念馆”,有王安石画像及彩塑等。由此看来,这几处民间祠庙比官府所建王安石祠更有生命力,今天宁波市政府兴建的王安石纪念场所,则有东钱湖西岩湖滨西路的王安石公园,以及穿山碶的王安石纪念亭。
忠应庙
王安石纪念馆
鄞县忠应庙(摄于2016年6月9日)

除了鄞县,王安石也在扬州、舒州(今安徽安庆)、常州等地任官。通判舒州时曾有诗题寺壁,今无存;安庆天柱山景区众多摩崖中,偶有后人题刻的王安石诗句;常州倒有半山亭,原在县衙前惠民桥西北堍码头,现亭已拆,1989年又另建于红梅公园。
宋代流传至今的王安石遗迹,几乎无一保留。
(三)半山园
范仲淹的岳阳楼,韩琦的昼锦堂,欧阳修的醉翁亭,王安石的半山园,都有特定的文学意境。半山园本是金陵城外一片叫白塘的荒地,王安石在此营建的园林,以为归老隐居之计,“老来厌世语,深卧塞门窦”(《示元度》)。半山园附近有一土墩,传说东晋谢安与王羲之曾经登眺,王安石因此作诗“我名公字偶相同,我屋公墩在眼中”,“一去可怜终不返,暮年垂泪对桓伊”(《谢安墩》)。当然,半山园的意境,应该定格于王安石骑驴进钟山的孤老身影,“天厩赐驹龙化去,谩容小蹇载闲身”(《马死》),所谓落拓,不过如此。
南京定林山庄王安石诗碑(摄于2019年3月15日)
今天南京市还保存着作为王安石故居的半山园,这是1984年由海军指挥学院修建的纪念性建筑,现有三进宅院及半山亭,宅院有王安石的书房与卧室,以合故居之意。其实王安石一场病后,将半山宅园捐舍建寺,宋神宗赐额“报宁禅寺”,也即半山寺。明初修筑南京城墙,半山寺被圈入城内,又因靠近皇城而遭废弃。清道光年间两江总督陶澍一度重建半山寺及半山亭,咸丰年间又毁于兵火。同治时再次重建,直到民国时期改为半山园小学,1949年后则划归海军指挥学院。海军指挥学院属于军事重地,2019年3月往南京大学参会,曾请教历史学院于磊老师半山园是否开放,于老师多方联系,终究未能成行。
虽然无缘半山园,南京寻访荆公的兴致并未衰减,同往南大开会的周扬波教授相约往定林山庄一游。定林山庄现在明孝陵景区内,游览此地需购70元的陵园门票。如今这里被改建为刘勰与文心雕龙纪念馆,但据学者考证,与刘勰有关的定林寺或在钟山的另一处。现在的定林山庄被认定为宋代定林庵的遗址,是因为1975年在此发现陆游的摩崖题刻“乾道乙酉七月四日笠泽陆务观冒大雨独游定林”。王安石居半山园时,常往钟山游览,倦时便在定林庵休息,后来还在庵内建书房号称“昭文斋”,今天定林山庄废弃的游客服务部有米芾体的“昭文斋”匾额,院内墙上也有今人题写的王安石诗碑,首进屋宇的楹联也是王安石的《游钟山》诗句“终日看山不厌山,买山终待老山间。山花落尽山长在,山水空流山自闲”。可惜心心念念的陆游摩崖无处可寻,管理员也说不知所踪。与周教授浮游半日,在六朝北郊坛遗址休憩时,聊起在浙大念研究生的岁月、湖州寻宋以及后来调动工作种种,别有一番滋味。
南京定林山庄
王安石《游钟山》诗楹联
昭文斋匾
六朝北郊坛遗址

(四)木兰陂
熙宁变法,最受争议的青苗法、募役法,很难留下什么物质遗存。而农田水利法号称影响巨大,“自是四方争言农田水利,古陂废堰,悉务兴复”。据记载,王安石执政期间,全国兴修或修复农田水利10,793处,溉田361,178顷,当时水利设施的遗迹理应遍布全国。今天可以寻访到熙宁年间最宏伟的水利工程,当数今福建省莆田市木兰溪上的木兰陂。
唐代以前,今莆田市所处的兴化平原是一片海湾。在河海堆积、冲击及人工围垦的共同作用下,唐宋时期这里逐步形成了福建省内的第三大平原,但深受洪涝、干旱、潮灾的危害。宋代以来,当地民众不断尝试兴修水利,防弊兴利。木兰陂水利工程规模宏大,由陂首枢纽、沟渠、堤防三部分组成,具有排水、蓄水、引水、档水、灌溉等综合功能。修建时,先开挖水道,引水入流,上下筑坝,排空积水,在溪水、海水交汇下再挖掘一丈,垒巨石为基础,在其上构建石梁,竖石柱,分三十二门(后存二十九门)。这就是陂首的核心工程溢流堰闸。堰闸两岸则筑护陂长堤,全长二百余米,又建南、北进水闸一座,分别接引水渠,灌溉木兰溪两岸兴化平原。
木兰溪卫星图(google地图截图)
木兰陂(摄于2017年9月30日)
木兰陂溢流堰闸(摄于2017年9月30日)

木兰陂修成于熙宁八年至元丰六年(1075-1083),陂顶铺条石,行走其间,观赏湍急水流,深感水利工程的磅礴气势才是熙宁变法的终极遗存。不过木兰陂并非王安石主持修建的工程,亦非官府投资兴建的产物,而是当地民众才智勤勇的结晶。最早在木兰溪筑陂的是一位女子,长乐(今福州长乐区)人钱四娘。治平四年(1064),钱四娘携“金大如斗”开始在木兰溪将军岩筑陂,因据上流,陂体为“怒涛冲坏”,钱四娘愤而投水,莆田民众建香山宫纪念,相关传说至今流传不绝。此后林从世感念同乡钱四娘的事迹,以资十万缗在木兰溪下游重筑陂体,不过由于接近入海口,因海水倒灌而毁。
在钱四娘、林从世之后,才有熙宁年间侯官人李宏修木兰陂的壮举。李宏的成功,一是吸取教训,在林从世筑陂稍上建陂,选址合适,可以防止海水冲击。二是得到莆田大户资金上的大力支持。虽然李宏的家族“世雄与财”,但仍无力独自承担建陂的巨额支出,幸得莆田大户十四家出资七十万缗筑成新陂。三是采用了当时先进的“筏型基础”技术,即在江底抛掷大量石块筑成相当宽的江底矮石堤作为建桥基础,筑坡基址宽达三十五尺(约10米)。据说最早采用这种技术是皇祐五年(1059)泉州洛阳桥(万安桥)的施工中,蔡襄出知泉州时,曾在《万安渡石桥记》中记载这种“垒趾于渊”的技术。
泉州洛阳桥(摄于2012年12月30日)
洛阳桥碑刻(摄于2012年12月30日)

木兰陂的建成与熙宁变法又有何关系呢?当地文献记载,徽宗时代的宰相蔡京、蔡卞兄弟是福建莆田人,熙宁年间也在朝中为官,“念梓里之横流”,请求宋神宗“下诏募筑陂者”,李宏因此欣然应诏,才有了后来的壮举。问题是木兰陂在熙宁八年(1075)已经开工,蔡京熙宁九年(1076)才到中央任职,之前只是一名地方小官,对宋神宗应该毫无影响力可言。不过木兰陂的兴建与熙宁二年(1068)颁行的农田水利法未必没有关系,农田水利法又称“农田利害条约”,其内容除了要求地方政府资助、领导兴修水利之外,同样通过奖励的方式鼓励民间力量参与,“诸色人能出财力、纠众户、创修兴复农田水利,经久便民,当议随功利多少酬奖,其出财颇多、兴利至大者,即量才录用”,李宏及十四大户出巨资建陂应该与新法激励有关。木兰陂上游七公里处有熙宁桥,今石桥仍存,但桥面改造成现代公路桥,传说该桥即建木兰陂民众为纪念熙宁农田水利法而兴建并命名。
木兰陂与熙宁变法更直接的关系体现在元丰年间形成的陂田制度,这也可以理解为朝廷承诺奖励民间兴修水利的兑现。木兰陂获得巨大的成功,修建过程中,知兴化军谢履就向朝廷报告并请求将修垦塘田赐给十四大户,结果宋神宗拔塘田490亩给修陂者,免其赋役作为维护木兰陂的基金。这就是陂田制度的起源,为木兰陂的长期有效运作提供了极佳的管理机制。
农田水利法作为熙宁变法最成功的部分,与其说是伟大人物的伟大构想,不如说是顺应民众的切身需求才能得到民众的衷心支持。荆公虽然晚境凄凉,若知人间尚有木兰陂,庶无憾乎!
责任编辑:饶佳荣
校对:刘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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