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培育 卢伟：用世界历史观破解世界难题

作者：常培育，国防大学国家安全学院教员；卢伟，陆军工程大学通信士官学校教员

摘要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包含着宽广的国际视野和世界眼光，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正是国际视野和世界眼光的集中体现，是马克思关于“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观点的逻辑必然和历史必然，透射出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破解如何创造人类美好未来难题的使命初心和中国智慧。

“世界历史”，是马克思毕生关注的一个范畴。世界历史理论，在其唯物史观中占有重要地位。其核心观点描述了自16世纪开始，社会由封闭片面性的、分散独立性的存在，渐次转变为整体联系性、一体化的存在的历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学习马克思，就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历史的思想。”从马克思提出的世界历史视野看，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从历史发展大势、人类共同愿望出发，有着厚实的历史根基，对于破解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创造美好未来，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由地域性存在转向世界历史性存在

近代以来，由于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和交往的普遍化，各民族和国家一体化的发展逐渐形成，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化成为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马克思、恩格斯用“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来概括人类社会这种从封闭片面性的、分散独立性的存在，渐次转变为整体联系性、一体化的存在的历史。尽管黑格尔在马克思之前已经突破了民族地域性限制展现出宏大的全球性眼光，触及到了世界各民族发展的一体性，代表着当时德国哲学在世界历史认识方面的高峰。但黑格尔却把世界历史的基础和本质归为绝对理念和世界精神，马克思的睿智之处在于，他并没有把世界历史看作是人之外的抽象存在，而认为世界历史的秘密藏在活生生的人的现实活动中。他从现实的地理大发现研究世界历史的形成，从世界市场的具体开拓入手分析其现实基础。同时，马克思还专门分析了分工如何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断扩大。通过对分工的分析，进而说明生产力发展引起交往普遍发展，促进世界历史形成。随着世界历史的形成，交往具有世界性，各民族封闭的区域性交往发展为广泛的民族之间的世界性交往。从交往角度看，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后，人类社会发生了存在论意义上的巨大变化，人类的活动开始由地区性走向世界性。一种跨地区、跨区域、开放的相互影响的生产生活状态，使物质生产、社会发展及人的发展发生了划时代变化，具有世界历史性。总之，马克思敏锐而又深刻地认识到资产阶级在近代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并肯定了资产阶级对世界历史形成的作用。世界历史形成之后，“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各国以往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已被消灭。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专门列举英国发明的机器及砂糖和咖啡的例子来说明世界历史性的特定含义。他们认为，英国发明的一种机器，如果它对远在印度和中国的无数劳动者和那些国家产生重大影响，比如夺走他们的饭碗，他们国家也因此改变整个生存形式，那么这个看似普通的机器便成为典型的世界历史性的事实，普通的发明不再是自在自为的对象，而是纳入世界性普遍联系关系之网的社会存在。

当今世界，更能让我们深刻感知世界历史的经验性存在，整个世界早已成了“地球村”。人类交往的世界性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深入、更广泛，各国相互联系和彼此依存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频繁、更紧密。资本、技术、信息、人力等资源在全球范围内实现了跨国、跨洲、跨洋的大流动、大交换、大往来。国家之间、国际组织之间、公司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一国经济目标和发展要求能否实现，与别国的市场波动有重大关联；一国政权是否稳固，与别国的安全与利益有千丝万缕联系；一国文化观念与价值取向，对别国的思想变化和文化追求有不可忽视的冲击和影响。而且一体化的世界就在那儿，谁拒绝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也会拒绝他。更有一些全球化理论专家，把全球化看作是一种文明或文化的过程，看作是封闭社会的终结。这种世界主义的目标是将全世界内化为一种国家，世界成为不同个体间友好的联合。如今，一种瞬间千里、天涯咫尺的全球化传导机制，使“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人类社会的交往交融在各个层面各个领域，以前所未有的广度、深度和力度展开。文化冲突依然存在，而且在许多方面难以融合，但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相互包容的文化共识也在形成。价值鸿沟不可否认，而且在很多问题上根深蒂固，但共同规则、共同认知、共同价值也在凸显。人类社会的存在愈加成为利益攸关的命运共同体，同舟共济、合作共赢成为时代要求。人类还停留于各民族的地域性存在时，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确是理想的目标，只能是一种理论上的构想并难免具有抽象性。但人类进入世界历史时代，全球化凸显出命运共同体的情势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获得了历史提供的经验基础，也成为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必定获得具体的丰富的展开。

在统一性与多样性中交融互动

物之不齐，物之情也。人类历史发展在原始时期就萌芽了多样性的种子。不同民族、不同文明孤立地散落在世界的不同地域，总体发展水平保持大致平衡却不同步，具体发展形态表现多样。但是这种“多样”，囿于落后的生产力，受限于封闭孤立的状态，摆脱不了发展的片面性和民族局限性。马克思认为，在前世界历史时代，发展的自然形态之所以占主导地位，其主要原因是环境的封闭孤立、各民族交往稀少。他们彼此之间相对独立，互不影响，社会发展完全依赖内部因素，来自民族之外的外族的第二级、第三级的东西很少对该民族内部发展进步等产生决定性的影响。民族内部的生产发展也好、交往形式也罢，比较难以接触到派生的，或者是从遥远的民族发展之外不远万里转移来的生产关系。随着世界历史的深刻变化，分工进一步发展，交往不断扩大，社会发展样态也发生相应变化，不再仅仅局限在原生的样态。马克思专门提出一种“派生的、转移来的、非原生的生产关系”来说明交往对社会发展的影响。 特别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普遍性交往的建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时间空间场域发生了变化。以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主要在一国或一个民族内部展开，主要表现为民族性。世界历史形成后，社会发展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一系列矛盾运动冲破地域、民族界限，呈现出民族性和世界性共存。民族性与世界性互为条件、相互作用，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性与社会发展道路的多样性之间保持着一定张力。人类发展奏出共性与个性、一元与多线、决定性与选择性、统一性与多样性的交响曲。

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进一步掀开了民族特殊性与世界普遍性交融互动的篇章。落后与先进并存，文明与野蛮同在，不同的历时性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水平成为共时性的存在。各个民族国家可以通过彼此间交流互鉴，多方面地从别的国家、民族吸取科学技术、制度机制、文化素养等方面的成果。不管发达国家还是落后国家，不管欧洲民族还是亚洲民族，其自身存在的片面性和局限性在世界交往的大网中，在相互交流、比较、借鉴中被充分揭示出来，其片面性可以发展为全面性的力量。较为落后的民族可以利用人类文明发展的最新成果，在世界性交往中实现跳跃式发展。在开放境遇中，不同民族、国家的发展既要对接以往历史传承下来的有生命力的部分，也要向先进的生产力和社会文明保持开放。各个国家和民族可以通过世界性交往不断调整，选择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开掘出不同的发展样式。民族发展的多样性在世界历史条件下得到更大程度、更广范围的彰显。正如塞缪尔·亨廷顿所指出的，“非西方社会远不只是西方创造的历史客体，而是日益成为它们自己的历史和西方的历史的推动者和塑造者”，国际体系超越了西方，越来越成为多文明的大一统。每个国家、每个民族，不分强弱、不分大小，都应该得到承认和尊重。国家和地区因平等才有交流互鉴的前提。只有尊重差异，才能平等交流、互鉴互助。人类命运共同体正是基于世界多元化、文明多样性的基础，基于人类发展共性与个性、统一与多样的辩证互动。

由中心国掌控转向平等参与决策

资产阶级开创世界历史以后，凭借资本特有的力量，在全世界不断开拓自己的势力范围。随着世界市场范围的不断拓展，日益强大的西方资产阶级国家在全球范围内构建了以其为主导的现代世界体系。马克思肯定资产阶级及其国家在世界历史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和主导性理论，但马克思也认为非西方国家比如东方社会是现代世界体系中重要的一极。资产阶级打造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的同时，也不断将非西方社会纳入世界历史体系的逻辑，而且资本主义开创的世界体系还形成了“中心—卫星”结构。马克思曾指出，资产阶级造成了东方意义上的、未开化和半开化的、以农业经济为主的国家，对西方意义上的、文明工业国的从属和依附。恩格斯把当时处于工业中心地位的英国比作太阳，其他生产谷物和棉花的民族、地区日益增多，成为围着太阳运转的卫星。在这样的世界体系中，诸多非西方国家被西方资产阶级殖民化、半殖民化，逐渐成为卫星国。落后的非西方国家身处资产阶级开辟的世界历史，都难以抗拒世界历史的洪流，都绕不过资本这种社会化大市场关系，并受到其规模经营组织方式的影响。非西方国家是不是完全不能摆脱被殖民的、依附的、落后状态呢？答案是否定的。马克思生前并没有经验到东方社会民族或国家在革命中取得政治上的独立，但他预见到了东方社会在世界历史中的发展走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显然占据主导地位，西方深度影响着东方的发展，但东方对西方的影响同样不容忽视。世界历史进程是东西方互相影响的进程，东方社会也可以在世界性的交往和竞争中占据主动。人类历史上并不存在一个绝对的资本主义时代。世界历史的运动场并不只有西方资本主义民族和国家一种主角，东方社会等非西方国家也是这一运动场上不可或缺的角色。马克思晚年对俄国东方公社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的分析给我们启示，落后国家在世界历史进程中形成自己的发展优势是可能的。

当今世界，人们对和平、发展、进步、和谐的追求往往同战争、贫穷、落后、对抗交织在一起。巨大贫富差距，不仅在国家内部普遍存在，而且在国际社会明显存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富国与穷国，北半球与南半球，同一个人类世界，却是不同的生存世界。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国际间交往加深，围绕着资源、市场、规则、权利的利益竞争也日益加剧。广大发展中国家不断调整自己的发展战略，主动融入世界历史进程，参与世界市场竞争。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一些新兴国家逐渐发展起来，并在世界历史的舞台展现出不容忽视的实力。他们融入世界历史，逐渐成为世界体系的主体性力量，在国际舞台发挥作用。在他们的影响下，不同国家、地区人们共同的自觉意识能够被唤醒，世界各国整体自为能力也可以被激发，在关系未来发展生存还是毁灭的重大选择面前，世界能够作出理性抉择、展现集体智慧。特别是目前，现代民族国家作为地域性构造的共同体仍是人类社会一种“强”共同体的条件下，中国所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决不是超越国家命运共同体发展阶段的脱离实际的乌托邦，而是既要讲民族利益、国家利益，又要关照其他民族和国家多方面利益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共同体建立在当前历史阶段经济发展水平及社会分工合作基础之上，包含着处理内部和外部不同组织之间矛盾冲突的一系列规则、体制和机制。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必然以现代的国家命运共同体为前提和基础，是立足现实、符合现实的组织状态。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家之间的相处之道是国家内部不同群体相处的“升级版”和高阶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联合国作为由主权国家组成的国际机构，在减少局部战争和避免世界大战、根除殖民主义、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促进国际立法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联合国及其下属组织搭建的平台上，不同国家和地区平等参与决策，共同完善全球治理。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并不是无主体无组织的自发行为，仍然需要一定的组织机构协调保障，有序推进。要充分发挥联合国及其组织在国际事务中的核心作用，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推动国与国、地区与地区增进理解、加强合作。

本文发表于《前线》杂志2019年第3期，转载请注明微信公众号：前线理论圈（ID：qianxianthe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