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霁翔：我的四合院情结
编者按：今日，第十至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北京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退休。在他上任的近7年里，因其一系列推陈出新的做法，使故宫备受瞩目，形成独特的文化现象。我社出版的图书《文史资料选辑》166辑曾收录单院长撰写的《我的四合院情结》，让我们重温此文，以更深切地感受与体会这位“故宫的看门人”对中国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的思考与探索。
我出生在沈阳，但是出生仅三个月以后，就随着父亲的工作调动，我被母亲抱着来到了北京，一住就是60年。
在记忆中，我们一家前后居住过四处北京四合院。第一处是崇文区的东四块玉，第二处是西城区的大门巷，第三处是东城区的美术馆后街，第四处是西城区的云梯胡同。毫无疑问，我是在四合院里学会了说第一句话，我也是在四合院里学会了走第一步路。我想这可能就是为什么我讲话时经常会带一些北京“土语”，这也可能就是我为什么穿了30多年北京“懒汉”布鞋的原因。
我在第一处四合院里居住了六年。1954年全家初到北京时，住在南城东四块玉的四合院民居里，属于一座大杂院。在童年的记忆中，只留下一些有趣的生活片段。例如跟着大人们举着竹竿，上面绑着彩布条，满院跑着大声喊着轰赶麻雀。当时把麻雀列为“四害”，据说全城都会在同一时间轰赶它们，麻雀飞累了就会掉下来，在我的印象里确实看到了麻雀们在惊惶地飞，但是没有看到过它们掉下来的“战果”。
在第二处四合院里居住的时间最短。1969年我随父母去湖北沙洋财政部“五七干校”劳动，作为在城市里长大的少年，第一次体会到劳动的艰辛。1970年年底，我独自先期回京参加初中毕业分配，成为一名学徒工人，寄居在姐姐家。大门巷胡同就在西长安街的北侧，是一处新翻建的独门独院，与姐姐一家、姐夫的父母和弟弟妹妹们一家十几口住在一起，从早到晚，热热闹闹，其乐融融。在这里我感受到四合院氛围中最宝贵的家庭亲情。
在第三处四合院里居住的时间最长。1972年母亲也从“五七干校”回京，单位分配了位于美术馆后街的住房。这是一组典型的传统四合院，分为前院、中院和后院。在这里居住期间，经历了一些令人难忘的事情，例如1976年7月28日凌晨，唐山发生了7.8级地震，北京地区有强烈的震感。我家居住的房屋后墙被震垮，垮塌下来的砖瓦居然封堵了邻院的巷道。为防余震全院在院前的城市道路上居住了一段时间，我也在这时学会了搭建防震棚。
在我们居住的四合院里，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拍摄了八集电视连续剧《吉祥胡同甲5号》，据说这是第一部反映北京四合院生活题材的电视连续剧。我和母亲住在前院的两间西房，加在一起只有20平方米左右。然而，居住面积的狭窄，并没有影响我骑着自行车接回了自己的新娘，我们在此院内邀请亲友举办了婚礼。
儿子出生以后，生活空间骤然变小，房间里被大人和孩子的东西挤得满满的。室内空间虽然狭窄，但是庭院则比较宽阔。前院一共住了七户人家，邻里们关系十分融洽，人与人之间、家庭与家庭之间和睦相处，从未发生过口角。一棵大槐树的浓密绿荫，遮盖着半个院落。夏天的晚上，大槐树下面，各家老人孩子都拿了竹躺椅、小板凳，围坐在院子中间，从世界大事，到生活变化，再到柴米油盐，有着说不完的话题，这也是北京四合院的交往特点。
后来家家户户有了彩电，特别是《渴望》播出期间，大家在院落里聊天的机会大为减少。但是，院落仍然是邻里之间的共享空间，敬老爱幼、邻里关爱、包容礼让等传统美德，始终洋溢在这座四合院的每一个角落。
在第四处四合院居住的时间不长。这是一座小型四合院，北临辟才胡同，闹中取静。院中有两棵果树，一棵是柿子树，另一棵是枣树，使小院的环境充满生机。我们的孩子刚刚一岁多，开始学习说话、走路，四合院的环境无疑非常适宜和安全。这一时期工作很忙，白天上班就请“阿姨”来看护幼子，非常尽心，十分放心。
长期以来，体验了在不同地点、不同规模、不同邻里的四合院居住以后，再回过头来思考四合院生活的体验，最深刻的不是物质的存在，而是文化方面的感受。四合院的情结，是系在对父母、亲人、朋友的思念，是对那个成长空间的眷念。忘不了四合院里街坊们海阔天空的神聊，忘不了四合院里小伙伴们的嬉戏打闹，忘不了四合院里醉人的鸟语花香，忘不了胡同里走街串巷小贩们的叫卖声。这份情怀，只有久居胡同四合院才能获得。这些年，北京胡同四合院有了很大的变化，记忆中的许多地方都已经成为永不回来的风景。
目前，北京历史城区的胡同四合院正在一天天地减少，而幸存下来的一些四合院也受到高楼大厦与建筑工地的包围和威胁。据报道，1949年北京旧城共有胡同3050条，传统四合院1300万平方米。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历史城区内大规模房地产开发和“危旧房改造”逐步升级的同时，胡同四合院被大量拆除，数量急遽减少，胡同和四合院保留下来的不足半数。现存的四合院由于普遍得不到应有的修缮，年久失修造成大面积的房屋质量“人为衰败”，由于居住人口密度高，人均居住面积低，居民生活条件不断恶化，使居住在四合院内的居民缺少应有的尊严。
离开居住在四合院的生活已有多年，但是每当看到或听到又有一条胡同或一座四合院已经消失，总有一种悲情涌上心头，由此感受到在我的记忆深处，早已烙印上永远的四合院情结，甚至成为内心中对于城市记忆最柔软的地方。四合院建筑的消失只是一个方面，同样可惜的还有传统民俗文化和地域生活方式的消逝。
从童年到青年，前后四个时期在四合院里的居住经历，使我和北京胡同四合院有着特殊的感情，也一直影响着我的专业走向。在日本留学期间，我选择了传统历史街区保护的研究内容，通过大量考察日本各地传统民居和历史街区，撰写了毕业论文《关于历史街区保护和利用的研究》。
回国以后，在北京市规划局工作期间，主持了北京市历史文化街区的调查，研究确定胡同四合院的保护对象，提出并经批准设立了北京市历史文化保护区制度。在北京市文物局工作期间，通过大量调查研究，我们将一大批四合院列入文物保护单位之列。其中，令人难忘的是，1997年我拜访老舍先生的夫人胡絜青女士，谈起老舍故居的保护问题，胡絜青女士同意率全体家属将老舍故居和相关文物捐献给国家。1999年2月，正值老舍先生百年诞辰之际，经过精心修缮的老舍故居正式对社会开放。
在北京市规划委员会工作期间，主持制订了《北京旧城25片历史文化保护区保护规划》，并经北京市政府批准实施。2008年在全国政协十一届一次会议上，我提交了《关于北京旧城胡同——四合院整体申报世界遗产的提案》，建议对北京旧城胡同四合院实施整体保护。进一步摸清北京胡同四合院的保存现状，加以登记造册，建立完善的保护管理档案。
在胡同四合院的保护整治过程中，积极探索既有利于历史街区整体保护，又有利于改善居民生活的整治方法。注意保护传统风貌和街巷肌理，坚持循序渐进、有机更新的方针，采取小规模、微循环、渐进式的方法，防止“大拆大建”的行为，避免“运动式”的改造，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进胡同四合院的保护整治工作。同时启动北京胡同四合院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促进胡同四合院保护管理水平的提高，也使全世界民众共享这一灿烂的文化。
我对于四合院的感情，不仅是一种寂寞的乡愁，更是驻留在心灵深处的思念。因为，那里收藏着我的童年梦想。当年豪情万丈的少年梦，如今已经化作一步一个脚印的努力。四合院是故宫古建筑群的历史原型，她们都是中华文化的载体，记载着一代又一代人们的记忆、经历和情感。
有幸我在人生最后一个工作岗位，来到故宫博物院。这里可是世界上最大的四合院建筑群，每天行走在故宫博物院内，都会感到责任的重大、使命的神圣。而今，故宫将迎来600岁的生日，将壮美的紫禁城完整地交给下一个600年，是我和同事们的光荣使命。
撰于2014年5月
《文史资料选辑》是1959年在周恩来同志的亲自倡导下，由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发起，以当事人“亲历、亲见、亲闻”为特色，生动鲜活地记录戊戌以来中国社会波澜壮阔历史进程的史料专辑。
第166辑收录有16篇文章。其中包括：原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高尚全亲历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往事；全国工商联原副主席、时任中国科协书记处书记王治国关于在台湾举办《中国敦煌古代科学技术展览》筹备展出过程的回忆；第八届全国政协常委、外事委员会主任，原人民日报社社长钱李仁关于筹办首届“展望21世纪论坛”的回忆；全国政协委员、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刘秀荣《忆我的恩师王瑶卿先生》；全国政协委员、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我的四合院情结》；等等。这些珍贵史料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内幕，有助于读者从中了解许多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
本期编辑：于洋
中国文史出版社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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