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记忆丨康有为重游北京轶闻

幼年时期常听父亲恒钧讲述戊戌变法及以后康有为在国内的一些活动情况。例如康有为托庄士敦向废帝溥仪传递书信的事，这些信件在溥仪出宫后，于养心殿中发现。

当时北京地方检察厅要对康有为提起公诉，最后经段祺瑞从中斡旋，才由北京地方检察厅撤销了起诉书。又如康有为为了溥仪被逐出宫一事，曾给班禅写过信，为溥仪鸣不平，等等。

后来年岁稍长，渐渐才知道父亲和康有为的关系。原来康有为自戊戌变法失败后，便亡命日本，住在东京早稻田大学附近。当时父亲是晚清留日学生，在早稻田大学读书，因此结识了康有为。

后来康有为离开日本，远去各国游历，父亲也就回国了。这时是1909年。大约在1926年8月，康有为重来北京，故旧重逢，倍极欢洽，这时康有为写了几副条幅送给父亲。

有一天父亲起得很早，和康有为约定同去清室东陵。父亲归来带回一张长约一尺三四、宽不到一尺的小幅宣纸，上面写有四句诗，下面属款是“有为”二字，既无上款，也无印章。

那时大凡康有为写的条幅，上面总要有名章和“维新百日，出亡十四年，经三十一国，行四十万里”的印章。父亲拿着这张写有诗句的宣纸告诉母亲说：“明天送到琉璃厂去裱，裱时要上下加裱两块同样大小的宣纸，准备请人题跋”接着父亲就把题诗的经过向家人绘影绘声地讲述了一遍，我们姐弟两人在旁听着。

可惜事隔近60年，大半忘却，现仅能记其概略。好象父亲说，到东陵后，一进龙门口（东陵的天然屏障）转过一座小土山，东陵全部景色便尽在眼前，民国以后，各系军阀此去彼来，陵树多被盗伐，只有陵墓附近松柏幸存，倒也青翠葱郁。

到了东陵以后，先到孝陵、后到景陵（孝陵和景陵是顺治和康熙的陵墓）凭吊。这时康有为停步凝视，若有所思。后来就走到守陵人住所，稍事休息。

康向守陵人索要纸墨，愿付资以偿。当时笔墨尚有，惟纸张一时难得，经守陵人再三搜寻，始得大仅盈尺的宣纸一张。于是康有为在这张纸上握笔急书七绝一首：“凤阁龙楼水汇来，二陵郁郁气佳哉；满山松柏丛万绿，嗟尔王孙且勿哀。”下书“有为”二字。康有为写完，父亲便把这写好的诗句抢在手中，向康说：“把它送给我吧！”

康有为游东陵的这首诗经过装裱，一直悬挂我们家中。从诗中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出康当时仍有复辟的想法。父亲去世后，这副条幅始终保存在家里。

作为一代文物，对康有为晚年思想，尚有参考价值。在“文化大革命”中，家人恐因此罹祸，就把它从条幅上挖剪下来，叠藏在布枕中，与枕内荞麦皮揉在一起，日久忘怀，十年以后，踪迹全无。

那次康有为重返北京，许多往事都涌上他的心头。虽然戊戌变法已是近30年前的旧事，但对康有为来说，却恍如昨日。据父亲说过，1926年的秋天，康有为来京后连日和旧友相聚，询问他逃离北京后的京中情况。

他最关心而又伤心的事，莫过于有关戊戌变法的一人、一事、一地、一物。曾有人对康述及康广仁、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六人被杀时之情况。

说当时六人从刑部提出后，因为刘光第过去曾在刑部任职，刑部内部情况比较清楚。刑部有东西两个门，凡是押绑犯人出东门者都不是死囚，出西门者是立即问斩。

刘光第一看他们这六个人的囚车从西门而出，马上高声说道：“我们全完了！”及至行刑前，刘光第看到监斩官是刚毅，因属同僚旧识，马上朝刚毅喊：“你过来我有话说。”刚毅急忙背过脸去。

康有为听后伤心已极，他决定要亲赴当年刑场菜市口去凭吊。一天下午由他的子女陪同来到菜市口，当他看到鹤年堂药店时，立刻停下脚步，站在药店门前的便道上左右顾盼。

他叹了一口气说：“这就是当年的刑场！”语音未落，不禁潸然泪下。他的子女劝他回去，但他却迟迟不愿离开。最后还是他说要再到从前居住过的南海会馆看看，这才离开了菜市口。

还听父亲说过，康有为在“公车上书”前，曾召集各省举人一千多人在宣武门外达智桥松筠庵举行集会。这次来京，他又亲访达智桥，重瞻松筠庵的旧貌。至于详细情况，均已记不起来了。

康有为这次重来北京，逗留不久，便经天津转赴青岛。记得他到天津后，给父亲来过一封长信，言述他到天津以后的情况。他说到津后，奉军褚玉璞设宴招待了他。

席间他又说起他的一贯主张。褚玉璞还送了他2000元云云。这封信放在书桌抽屉中，保存了一段时间，后来就不知去向了。

我父亲名恒钧，字诗峰。于光绪三十年左右留学日本，归国后创办《大同报》，以后又继续创办《京兆日报》等报。辛亥革命后，曾为北洋政府时期的众议院议员。一度担任天津《益世报》编辑。1932年夏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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