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思想周报｜层出不穷的校园霸凌；沃尔玛的计划经济
【国内】层出不穷的校园霸凌
近日，澎湃新闻报道了河北保定两名初中女生在校外被两名疑似学生女子霸凌、抽打36耳光的事件。两名被打女生的母亲称此事对孩子造成极大伤害：“孩子都快疯了”、“梦里喊‘别打我’”。家长还表示和打人者家长以及学校沟通无果，学校更在意谁把视频发到网上，当地派出所已介入调查。这一事件再次引发了舆论对于长期存在的校园霸凌问题的热议。
无独有偶，近日腾讯一档名为《和陌生人说话》的访谈节目采访了曾经承受校园暴力长达十年的王晶晶，让这场曾几度甚嚣尘上的校园霸凌事件再度引发关注。2008年，家境普通却成绩优异的王晶晶考入了当地重点中学温岭中学，成绩在班上名列前茅，直到一件小事彻底改变了她的人生轨迹：一天两名男生打闹时不小心摔碎了她的茶杯，她的同桌开玩笑说王晶晶这个杯子要三百万，结果被传成了王晶晶自称杯子值三百万。此后关于她的谣言和诋毁莫名开始在学校贴吧流行开来，并随着她年少气盛的回击愈演愈烈：从攻击她的穿着、家境到她的外貌、交友，给她取带有侮辱性的外号“神女”，有男生假意与她交朋友然后将她的私密照片传到网络上引发大规模荡妇羞辱，还有高年纪女生在路上拦住她连扇几十个耳光……群体性的校园暴力以及无法为她提供庇护的原生家庭让王晶晶走上了自残、抑郁、企图自杀、退学的悲惨道路，曾经的优等生在复读后上了专科学校却仍然被骚扰，甚至在她毕业开网店、结婚生子后都没有停止，直到2018年将当年学校贴吧的管理员、直到2016年仍在发帖恶意中伤她的蒋某告上法庭获得胜诉（蒋某被判3个月拘役），王晶晶的十年被霸凌生涯才告一段落。
直到决定将蒋某告上法庭，王晶晶才知道他同样出身贫寒之家，过着并不光鲜的人生，多年来却把攻击她最为自己“一生的荣耀”。当事件被报道后，很多当年跟风嘲笑过王晶晶的校友找到她向她道歉，然而那些主要的当事人却没有一个站出来道歉。王晶晶在访谈中说，“一个人在网络上攻击我，我可能会一笑了之，但是这么多人加起来的恶意，我觉得无力去应对，也让我不寒而栗……最后造成这么大的后果，我却不知道该去恨谁，我找不到负责人，我去向谁讨个说法呢？……当年的每个人在这把火里都没添太多的柴，但我的房子被烧到了。”
因为这期节目，“知乎”上的提问“如何看待王晶晶被长期侮辱诽谤案件”下新增了很多回答。网友庄泽曦认为，校园暴力是一种权力的游戏，在王晶晶的案例中，校园小社会中的稀缺物资是人物塑造的“身份形象”，其他模式则建立在“经济能力”、“魅力”、“性能力”等之上，而权力结构、特权分配机制在任何校园暴力中都存在，之所以有好事者在多年后继续侵害她就是享受权力快感的体现。
网友木末先生则在回答中首先援引了挪威心理学教授丹⋅奥尔维斯博士对校园霸凌的定义：“一个学生长时间、重复地暴露在一个或多个学生主导的欺负或骚扰行为之中”，指出校园霸凌并非偶发事件、并且以多种形式存在，带来的影响包括身体上的、心理上的、行为上的、学业上的、人格上的等等。而事件发生后学校、家长的不当处理还可能带来二次伤害。层出不穷的校园霸凌只有在像王晶晶事件一样引发媒体和舆论关注时才会受到重视。“如果每一种不法之行都得如此，才能有所谓改正、伸张正义的希望，难道不是社会的悲哀吗？”
【国内】被抵制的996工作制
“新华网”、“人民网”分别于4月2日、5日转发来源于“中国青年报”的“被‘996’工作制围困的年轻人：像是定好闹钟的机器”一文。该文指出，“在法律意义上，996工作制的合法性显然是存疑的。它直接把加班转换为对员工的正常工作时间要求，甚至对这种机制进行话术包装，赋予其某些文化、道德色彩。……在此背景下，个体要对这种机制说‘不’，几乎是不可能的。”文章还提到近日一位小伙骑车逆行被交警拦下后崩溃大哭称“压力好大，每天加班到十一二点……”的新闻，指出这些现象应该让社会对年轻人压力有更多审视。
4月6日，“光明网”微信公号发布“莫让‘996工作制’成了职场明规则”一文，指出“996.ICU”项目的出现代表着“民间的抱怨与传闻”成为了“显性的新闻和控诉”，说明过劳加班已成为某种职场明规则，而涉事互联网企业负责的应对策略或者是矢口否认，或者是责怪员工“嚼舌头”，甚至是“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文中提到，近年来劳工权益保护议题从农民工讨薪延伸拓展至“高大上”的互联网领域，关注过劳加班的年轻人，就是关切国计民生和社会未来。文章最后指出，“996工作制”流行的两大症结在于法律责任的缺位和文化价值的错位。
“新闻工作室”微信公号4月5日发布的“996.ICU背后：程序员在互联网公司的真实生态”则详细剖析了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作者川叶指出，近几十年来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开源软件成为了互联网的基础设施，在此基础上，开发者得以专注于两个方向：基础技术和和技术应用。由于后者收益更大，中国的信息技术产业侧重于技术应用的开发，随着资本的大量流入，“快”成为互联网行业的共识，技术应用研发逐渐落入“劳动密集的实质当中”。另一方面，由于智力和知识在这项工作中的重要地位以及互联网企业中复杂的人员架构，除了写代码的工作以外，基础程序员还可能面临大量的会议和需求变动，进一步增加其工作时长。
川叶认为，996问题所牵涉的并不仅仅是劳动法的落实与否，因为在高速发展的互联网行业中，作为高薪酬保障的公司竞争力有赖于比竞争对手更努力。而程序员并不是一个单一的群体，这个工种内部有着相当丰富的阶层区别，所处位置不同的程序员对于996工作制有着不同的政治主张：越是基层的程序员越是反对，越是高级的技术经理人越是倾向于支持。文章指出，反996事件的出现是在互联网行业的增长趋于平缓而高潮时期的高强度竞争惯性持续的历史背景下，从业者无法接受自身收益增长预期放缓导致的必然。而社会的结构性压迫是无法完全靠市场消除的 ，因而需要法治的正义。有趣的是，在这一事件中出现了反996工作制的“开源许可证”，尽管褒贬不一，但这代表着代码和开源软件生态成为了一种表达意见的信息载体，用于对抗结构性的压迫。
【国际】北欧国家的高强奸率
上周，国际特赦组织的一篇报告显示，丹麦、芬兰、瑞典和挪威这四个人们印象中高福利并且作为性别平等先驱的北欧四国却拥有着令人不安的高强奸率。在这篇名为《是时候改变了：斯堪的纳维亚的强奸幸存者的正义》的文章，公开谴责了这个区域强奸免责的错漏法律。
在丹麦、芬兰和挪威，强奸的定义并不以“同意的缺失”（伊斯坦布尔大会确立的标准）为基础，取而代之的是，法律关注于身体的暴力、威胁，和意志是否清醒。因此，大部分的性侵案件在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很难达到这一标准，因此难以起诉。国际特赦组织谴责这一司法系统是对针对女性暴力的容忍。芬兰每年上报的性侵案件有五万左右，但是2017年，只有209起被定罪。而在2017年的丹麦，向警方报案的890起强奸事件中，535起被起诉，仅有94起被定罪。在挪威，普遍流行的性别陈规，和漫长的司法程序，让强奸受害者不愿起诉施暴者，有时需要两年以上时间才能进行审判。
瑞典在2018年引入了基于“同意”的法律和“过失强奸”的额外罪名，但是司法、法医系统和调查方式的缺陷，以及长久保留下来的调查和起诉方法统一性的缺失，而导致仅有6%的强奸案件在2017年被起诉。
【国际】沃尔玛的计划经济
亚马逊公司 CEO 杰弗里·贝索斯和斯大林最大的共同之处是，他们建立了两个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中央计划经济。有什么比“五年计划”更能体现贝索斯精神的商标“Get Big Fast”的呢？由于其先进的物流和协调的供应链，亚马逊去年的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了2300亿美元。而亚马逊仅仅是成千上万集中规划他们的投入和产出的大小企业之一，世界百强企业中，有69家是内部计划的。苏联解体了，市场的福音在全球苏醒，然而，计划经济似乎还缠绕着我们。
Verso出版社在今年三月出版了《沃尔玛人民共和国》一书，引起了广泛讨论。本书尝试讨论，自从苏联解体后，世界上最大的计划经济体的盘，已经被沃尔玛、亚马逊等跨国资本所接。无论是对于左翼还是右翼而言，主要的跨国公司毋庸置疑都是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终极表现形式。《沃尔玛人民共和国》的作者 Leigh Phillips 和 Michal Rozworski 指出，事实上，西方目前很大一部分的经济构成都是中央计划式的。它们非凡的成功，似乎证明了长久以来这样一个观点是错误的，即“计划”之于现代社会的复杂和不可操作性。但是，如果自由市场必将导向中央计划，我们真正需要考虑的问题和亟待从历史中所挖掘的经验是，计划经济可以是民主的吗？
上周，thebaffler网站上刊出一篇关于《沃尔玛人民共和国》的书评《坚持计划》，比较苏联计划经济和跨国资本的计划经济。作者 Brendan James 指出，今天由跨国资本主导的“计划”，其问题在于，并非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尽管自动化和大数据为消费者带来了更便宜的商品，不幸的是，大多数消费者也仍是被剥削的劳动者。这个曾经为了减少劳动时间和消除剥削而发明的革命性工具，在今天成为最大化吸血鬼利润的又一个庸俗市场机制。
不只是自由主义者，事实上非常多自我指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也对计划经济持谨慎态度。很多左派认为市场是必须的，人们只是需要找到将市场社会化的方式，他们更倾向于自我认同为“市场社会主义者”。从市场社会主义者到奥地利经济学家的每个人都采取“经济计算争论（socialist calculation debate）”这一论述，即市场流通能为生产者提供关于消费者和其它生产者需要什么的基本信息，以及以此为依据来安排生产多少，而计划经济无法做到这一信息的处理问题。然而，Brendan James 指出，今天的数学和计算机科学的现代处理能力，事实上已经解决了上世纪无法解决的计算问题，这已经让前一种论述不攻自破。经济学家、计算机科学家 Paul Cockshott 使用大学里的设备，仅在两分钟内就运行了一个可以优化“相当于整个瑞典规模”的经济的模型。毋庸置疑，亚马逊、福特或是富士康的数据中心可以运行更庞大的计算。福特的前CEO Mark Fields 此前宣布2016年他的公司就可以“使用分析工具预测人们的需求，而不再需要人们告知自己想要什么”。我们需要意识到的并非资本主义计划经济下具体实践者的决议，而是它的权力以及它会被如何使用。
当我们听到“数据收集”这个词的时候，我们不会想到社会正义，而是联想到脸书或其他平台正在出卖我们的个人信息、国家安全系统的监视以及防御性监管的种族主义模式。在《自动化不平等》一书中，Virginia Eubanks 列出了国家政策将福利申请、住房分配、儿童福利调查等问题放置于算法控制之中，结果对于穷人、工人阶级、少数族裔都是灾难性的。毕竟算法是由人所编写，偏见只会比二十世纪的模拟运算更佳糟糕。《沃尔玛人民共和国》的作者 Phillips 和 Rozworski 承认这一现实，并且提出了警惕——如果计划经济是利用这一技术，我们必须确保不把这剂毒药烘培在蛋糕之中。不过我们的希望在于，需要认识到技术是一种政治结构，而不是超然的、中立的力量。如果人们可以对等级进行固化性编程，人们当然也可以对其进行瓦解性编程。
除了算法正义外，苏联本身的体制，让其计划经济模式难以成功。Phillips 和 Rozworski 并不否认苏联实验的最终失败。十月革命的理想在一战、内战、经济落后、二战和与美国长达半个世纪的军事竞争的过程中扭曲和妥协了。为了革命，民主被无限推延下去。即便苏联和民主德国的企业并不比西方的企业效率低，但是它们的制度性安排让工人拒绝工作，让管理人员谎报生产信息。最讽刺的是，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因害怕自己失去政治权力，而蓄意破坏本要应用于计划经济的新计算机化的方法。与他们不谋而合的隐蔽“改革派”资本主义者们，担心新算法会真的成功，进而而让计划经济永远存活下去。对于 Phillips 和 Rozworski 而言，并非苏共的计划经济导致了威权主义和我们所知道的一系列灾难，而是威权主义和那些灾难造成了一个糟糕的计划经济模式。民主并非一个抽象理想，而是对这整个过程至关重要。
Brendan James 提醒到，我们也不该忘记当计划经济随着苏联解体而瓦解，市场的曙光到来时，俄罗斯发生了什么。人们经常讨论上世纪30年代斯大林主义导致数百万人死亡，却并不讨论苏联解体后的1990年代数百万人非正常死亡事件，因为休克疗法下横行的暴力、谋杀、自杀等，遍布俄罗斯全境。
如果我们把眼光放到超级大国之外，看看智利，它本可以是苏联技术专家治国之外的另类社会主义实践：1970年，在工人阶级的支持下，阿连德民选政府建立起了一个遍布全国的参与式计划经济网络。这一新颖的实践可预见地受到了美国经济制裁的阻挠，并最终在1973年被美国中央情报局支持的皮诺切特军事政变所扼杀。Eden Medina 在她的研究《控制论革命者》中，依旧捕捉到了这一网络的开拓性精神。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是如此陈词滥调：智利人被安置在了一个明显并非左翼的独裁统治之中，并在疯狂的新自由主义市场实验中成为了最新鲜的实验对象。这同一个市场将如何对待迫在眉睫的自动化浪潮下，那些即将成为受害者的人呢？在这个浪潮下，市场真的可以相容于那些进步政治议程，如全民基本收入或充分就业吗？
最后， Brendan James 在文中强调气候问题，生态灾难比任何其他资本主义危机都更加不证自明，要求我们放弃市场中那愚蠢短视的丛林逻辑，而迎接更理性、更人道的计划。即使我们明天宣誓完全取消碳排放，到2099年，北极地区的温度仍会高出5°C。正如 Phillips 和 Rozworski 在《沃尔玛人民共和国》中指出，应对生态问题，能源转型完全要依靠美国、印度和中国的力量，但是商业原则和市场逻辑是没办法足够快地激励它们作出调整的。这一切都需要一个全球运动，打破由跨国资本与本地政府们所设置的政治、法律和实体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