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地方·实录｜上海之声：近四十年来，声音的消费和功能
“澎湃新闻·市政厅”栏目与第12届上海双年展共同发起的城市项目“你的地方”，在2019年1月27日进行的平行活动“上海之声”中，邀请了四位资深的艺术家、乐评人。他们热爱音乐和声音，开放地接纳听觉的趣味。通过他们的讲述，可以经由音乐这条线索，回顾不同时代下潜滋暗长的公众情绪，领略上海这座城市隐秘的历史片段，并思考声音与绘画等艺术形式之间的通感是如何达成的。
现场以四位艺术家、乐评人轮流对谈，并插播声音与影像片断的方式展开。下半场主要从文化消费展开，聊聊近四十年以来上海的音乐产业，比如身体与音乐的关联、商业社会中的音乐，以及当下音乐及声音的功用。
这就是1979年的上海。改革开放之后，这座城市还是很快地又顺利接轨了时代。
墨墨：
刚才这段片子中，很多人会觉得，当时人的英文好像没这么好。但有人英文说得好也很正常。上海一直是一个东西方交汇的城市。一旦改革开放，那种骨子里的、想要融合的东西又回来了。
比如John Denver。这一段应该不是安排好的。因为John Denver到上海来开过演唱会，还为上海写过一首歌《Shanghai Breezes》。之后不久就去世了。这样的人，对上海影响非常大。
改革开放之后，对中国内地的人来说，当时最容易得到的，就是来自香港的这些东西。
另外，刚才说到，上海1949年前的工商业，包括电影、金融等，都是广东人撑起来的。1949年有大量人到了香港。改革开放后，一些人作为亲戚回来。我小时候就非常盼望香港的亲戚回来，能给我们带好多东西。上海有很多这样的香港亲戚，带回来吃的穿的，也带回来邓丽君、谭咏麟等等的音乐。
当我们刚打开国门接受外来文化时，利用了关系最密切的香港的音乐。它是建立在粤语上的，到八十年代中后期，大量香港流行音乐开始进来，比如谭咏麟这些人。上海成为内地不说粤语的地方中，消费广东歌最厉害的城市。这个状况一直持续到1996、1997年。香港歌手到上海开演唱会，发现一定要唱广东歌，上海的听众才会买账，而到其他城市开演唱会就不需要唱那么多广东歌。刚刚改革开放，我们接触到的音乐，就是香港来的，基于广东话的。
回过头来说，我们是不是用上海话唱歌？我记得，最早在九十年代中期左右，傅子明唱的《做人难》是用上海话，用流行音乐的形式去唱的，但有点像上海说唱。用上海话唱歌，大家总感觉像是沪剧，有种戏曲的感觉。我不清楚，这是不是因为小调式，或是五声音阶为主的原因，还是这种方言本身唱出来就是这种感觉。
广东话是一种方言，广东歌也有一部分源流是从戏曲过来。有很多上海人用上海话去唱歌创作，但上海歌就是没有出来。这可能有很多原因，我们也说不清楚。
到广东话的歌或是台湾地区的流行音乐或是欧美流行乐慢慢成为平民歌迷的消费的时候，上海当地的这些流行音乐就会出来。最有代表性的，有这样一首广告歌，让全上海人都非常喜欢。
这首歌之所以能代表上海是因为，从1993年到2002年，是上海非常积极向上的一个时代。我记得1993年，好像三个月就能造成一条高架，地铁也起来了，整个城市变得非常大，经济发展非常神速，一直朝上。我觉得，大多数上海人跟我的感觉一样，《喜欢上海的理由》那种积极向上的感觉，真的把上海人的情绪给表达出来了。当然，迷恋港台文化这个情形，歌里也表达出来了。
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2003年的歌。2003年，因为SARS，人们的整个状态又不一样。
《霞飞路87号》中的“霞飞路”是今天淮海中路这一段。你看，已经是2003年，但它还要说“霞飞路”，歌词还是一半中文，一半英文，“香草米道格chocolate”，这还是回到了上海人对外来文化的接受和1949年前所谓的“老上海风骨”。
我们接下来再听一首。两年以后，又出了一首上海话的歌，还是Rap。
《有啥讲啥》，你会发现，两年后完全变样了。《我老伐爽》里全是所谓上海街头“切口”的东西，是可能不登大雅之堂的东西。它是rap的形式，因为rap比较能表达方言。另外讲到了很多老百姓的情感，提到做盗版CD这些，也贴合了当时整个上海的情况。
我没有选很流行的歌，只是选了几首用上海话演唱的歌，来表达出现在上海的本地方言的歌是什么状况。
殷漪：
傅子明的《做人难》，然后《霞飞路87号》，大家会觉得哪一种是上海话进入音乐的比较好的方式？
我想提供的看法是，第一，傅子明描述是一个青年工人对自己整个生活的牢骚和调侃，说到家庭的关系，生活的状态，是非常当下的。《霞飞路87号》，混合了很多，上海话、英语，然后一些外来的物件，比如说巧克力，还有时空上的借用，比如说《天涯歌女》的采样混合在一起，然后你会发觉，他说的都是过去，和他所处的2003年的时间点其实没有很大关系。
所以我个人感觉，傅子明更朋克一点，他在谈自己生活的问题。但他的问题是，在音乐或使用上海话的方式上，仍然像滑稽戏，包括戏谑、调侃的方式。所以更多人会觉得那个东西像戏曲一样。
hip－hop在今天更多的是典型的文化消费品。通过音乐的方式，把对上海的想象、符号化的东西全部融合在一起。
我是上海人，从小在上海长大，没有离开上海特别长时间，我是觉得，在上海整个大的社会语境下面，对上海话本身，其实是有一种压制性的。
为什么其他地方，比如广东或其他省份，用本地话更多？我们对上海的定位，是国际化的大都市。都市中很重要的是“一种怎样的生活方式”——你使用什么样的东西，为什么使用这样的东西。然后就出现一个问题，地域的文化和大都市文化，是有局部矛盾的。
当然，这个观点可商榷。我知道，上海有一段时间，在各个层面、各个传播渠道推广普通话。意思是什么呢？大家不要说上海话了。所以我觉得，上海话音乐的发展创作，其实在大的层面上也应该考量这一块儿。
我的个人看法，广东歌在上海流行，其实是人们把它当成一个文化消费品，上海这样的城市，人们习惯用一种经济行为的方式和人、和事物打交道，经济行为简单粗暴有效，不用太多消耗性的东西，就像广东话，我们听的不是广东话，我们听的是一个时髦的、外来的文化符号。
墨墨：
九十年代中期之前，我们消费了很多港台的欧美的音乐。1993年开始，中国内地自己的原创音乐起来了——当时有北京、上海、广州三个所谓原创重镇，北京有北京摇滚，广州有类似香港的流行曲，上海出了一些音乐人、歌手乐队，比如李泉、铁玉兰乐队，也出了一些原创作品。几年之后，铁玉兰到哪里去了？去北京了。上海这块地方，就好像没办法以内容生产为标签。
有很多很多原因。比如上海解放以后，从一个消费城市，变成一个工业城市。一旦改革开放以后，可能仍然专注在生产上。
从唱片来说，也很典型。中国唱片公司上海公司，上海声像出版社，上海音像公司，全国三家引进音乐的最好的公司在上海。北京可能有一两家，广东有一两家，上海最著名的就有三家，而且上海出的产品质量公认也是最好的。对流行音乐来说，上海变成了一个生产载体的地方，但它可能不太能支撑内容的生产。为什么不能支撑内容生产？是因为我们觉得40多年以来，把每个城市定位得非常清楚了，比如说上海就是中国的经济和金融中心，北京就一定是文化中心。
上海也曾经提过，我们要把上海打造成文化中心。但好像缺把力，没办法跟北京比。我自己的切身体会是，比如说，十几年前，有一个乐队，想要做一个交流会，在北京办一场，在上海办一场。我们在上海到处找场地，找到的就算是认识的朋友，开口第一句话都是“我们场租多少，设备多少钱”。而北京那边则是当天就找到了场地，场地说：哥们来吧，不要钱，你们做吧。
这些乐队、这些歌手在上海，你要为每一餐考虑好，再考虑其他的。“今天我中饭在哪里？晚饭在哪里？”吃饭先要想好。但在北京，真的可以混，这边混一餐中饭，再混一餐晚餐，不会有饿肚子的问题，就可以考虑创作。这就是城市的所谓文化底蕴的现实体现吧。
还有就是，比如上海酒吧或CLUB，放碟成本很低，干吗要请乐队。而在北京后海，这家酒吧和那家酒吧可能就隔着很薄一堵墙，这家酒吧的乐队在墙的这边唱，那家酒吧的乐队在墙那边唱，两边观众甚至可能都能听到隔壁的音乐但照样可以其乐融融，就这样，后海的一百家酒吧养活了一百个音乐人。这是在上海无法想象的。上海的酒吧老板会对音乐人或乐队说，你们不要来了，我放张碟就OK，里面的音乐还更符合上海人的审美品味呢。
当然，这只是原因之一。我觉得城市功能的转变使得，中国的流行文化生产中心，一个转到北京，一个转到长沙——对，湖南卫视，因为今天音乐已经成为综艺节目的下游。上海有吗？迄今为止上海的电视台做的几个音乐类节目很失败。
另一个就是“身体参与度”。如果各位今天想听一首歌，拿起手机点开虾米、QQ音乐或网易云音乐，直接听就可以了。这个时候，你听音乐的身体参与度很低，你躺在被窝里都可以听，你的微信运动都没有步数，大多数情况下这些音乐也不需要钱，不需要通过你的劳动换来音乐。还有，我们以前买引进版的唱片总担心时间差的问题，这也很消耗体力，现在的情况是，一张专辑定在今天八点钟上线，大家八点零一分一定都能听到了，根本无需费心。
我就回想起我们那个年代消费音乐，身体的参与度非常高。比如一开始，我有印象的是这个录音机。
这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最早进口的一款录音机，它是躺着的，只有一个喇叭，可以录音。这是我家的第一台录音机。我爸想把电台里播的介绍法国轻音乐团保尔·莫利亚乐队的一段半小时的节目录下来，要怎么做呢？把收音机开着，然后把这台录音机对着那个收音机，按下录音键开始录。但这样除了把电台里的声音录进去之外，连外界所有发出的声音也都会录进去。这时我爸就说，全家人一句话都不能说，呼吸都要停，不要打喷嚏，不要放屁。半小时，全家人就屏气凝神坐在那儿等它录完，录出来的声音还是不怎么样。这样，为了听半小时的音乐，录半小时的音乐，你的身体参与度是多高？
当我再大一点，买磁带、买唱片，身体参与度也很高。当时的磁带，六块五到七块九到九块八，进口的十几块。如果你真想去买磁带，要省吃俭用，早饭钱克扣下来，午饭钱克扣下来，等于拿自己的身体换这盘磁带。当时进口和引进的品种比较少，我在电台听到某某歌手出了新专辑了。电台只放主打歌，但我想听整盘磁带。我不知什么时候整张专辑的磁带才能进口或引进到内地，所以只能天天去跑音像店守株待兔。当时一般情况是，国外或港台出的专辑，内地引进可能要等半年、一年甚至两三年时间甚至更久。算它时间差一年，那就等于那一年的时间，我天天或者每个周末都在跑音像店，这个身体参与度也是很大的。
回想起来，身体参与度高是一种乐趣。我以前一直觉得我们的音乐引进渠道比较少，现在回想起来，这句话是不对的。国外买唱片的渠道，只有一个正版唱片店，只能去买或租。国内当时虽然渠道比较少，反而催生了很多不一样的渠道，有原版进口，有引进版，有通过各种方式带进来的，有盗版，还有“拷带”等等，渠道反而很多。
比如，刚才说家里有香港亲戚的，从香港或国外买原版磁带带回来，然后通过双卡的机器，把空白磁带放这儿，就录一盘一样的。再用黑白的复印机，把外面的封面复印一下就卖。
这个是最近，我有一个朋友拍的，就是延安中路上，在茂名路和陕西路之间。这个地方在1996年之前，是中国图书进出口公司，是当时唯一一家可以买国外音像制品的公司。又贵又有需求。这个铁门旁原来是弄堂，弄堂里出现了很多卖拷带的，就是把那些原版的磁带录好，在里面卖。里面卖什么外面卖什么，里面没有的外面也有，速度也很快。
还有这个地方，是海宁路乍浦路口，这是胜利电影院。胜利电影院现在拆掉了，在白色的围挡的墙下面是一条弄堂，这也是上海以前著名的卖拷带的地方。
这应该是卢湾和静安交界的地方。当时文化局来了，摊主就拎起来到马路对面去。在胜利电影院这个地方，怎么逃避监管呢？他家在这个弄堂最里面，他把那个拷带拿出来，用卖香烟的那种箱子，两面一开，把磁带一盘盘放在里面，只要有人一冲，他一合就躲到弄堂自己家里。当然，因为是非法的渠道，所以我在这里花了很多精力。
慢慢的，就有打口这个东西了。海外进来是切一个口子。这也是比较重要的两个场地，这条弄堂里出了一个非常著名的人物。到了世纪初，磁带没有打到或者CD根本没有打到的那种，完全就和正版一样，价钱又非常便宜。这时我们的圆盘时代就开始了。
小龙花：
我记得最清楚的是，我2000年到杭州培训的时候，第一次在杭州发现，竟然有没打到的CD，没有打到的卡带，2001年回到上海以后，这个市场就起来了。
这个图是我特地做了一个故事版，与以前我们看过的一个动画片叫《魔方大厦》融合，我就是以魔方大厦的小男孩的视觉，来进入那个市场。
以前听同学老是说大自鸣钟厂，后来才发现当时有一个标志性的自鸣钟。
这个地方，就是苏州河的西康路桥旁边。那个桥有个通道通到二楼。这幢大楼门口是宜昌路。这个是大自鸣钟。
我当时是一个路盲，只能记住一辆公交车能到哪儿，用视觉记忆，才能找到那个市场。
这里我还是以魔方大厦主角代入。当时进入那个大市场，感觉就像进入那个大厦。大厦内部是这样的，有很多卖电子产品的，卖五金件，甚至卖电器，都混合在一起。右边的小男孩进入市场，感觉有好几扇门打开，不知道该干嘛。当然，还有就是小男孩手里摸着自己的裤兜，到底能够买多少。
当进入这样的碟海，就发现知识储备非常重要。左边小男孩开始学习了，当时就有几本刊物，《音乐天堂》，就是摇滚圣经那几本书，从我弟那儿借来，用红笔划上哪些乐队是你想要的。你要做非常多的功课，才能进到那个市场，因为信息量太庞大了，跟之前进入的市场相比，它的体量是上百倍的。你进入到市场会有一些方向，时间久了，你会知道哪几个摊主跟你的喜好有关系。
动画片有几个护士长和当时的阿姨一模一样。两个人一冷一热，一个特别健谈，一个特别冷漠，特点是会把所有的音乐分得非常细，加以标牌。这个是在市场其他店铺没有做到的，右边这个戴眼镜的老哥，从没有抬头看过我，他永远打一个跟坦克有关的游戏，在他那里，就接触到一些很奇怪的欧洲来的唱片。比如我知道有个厂牌，会挑选一些古典或者爵士各种门类的乐手，他可能在酒吧发现这个音乐人，就做一张唱片，有很多很奇妙的故事。
因为我家住在巨鹿路和陕西路，所以每次要去，真的要排好很多时间，做好很多心理建设。而且要带着朋友一起，因为他认路，我就轻松一些。
当你买碟片，可能挑完是一大摞，但你的钱只能买三张，你还不能告诉老板我只能买三张唱片，就开始欣赏它的包装，然后开始听它里面的内容。当时提供给你两种条件，一个是每个老板基本都有一个VCD机，你可以在那里试听，当然还要排队。还有一种方法就是，之后有条件，我就带上自己的CD，然后去到店里面。
刚才墨墨说到，有关原片打口点。后来我才知道，其实海关是冲了一下，每个碟突出来一个小包，老板还要从反面用一个很高超的方法，用钻机钻孔后磨边加以处理.有些凹凸变形的部位用打火机烧一烧一掰就好了，如果有毛躁的话，因为进口唱片外面那层膜的质量非常好，可以打磨掉一层，唱片照样可以播放。而且，根据打口的位置、打几首歌，来评定它是A类、B类还是C类品，价格是不同的。要通过摸索才知道，你可以用什么价格买到什么品相的货品。
我在百度地图实景找到的是陕西路长乐路，那边正好是两个区的交界，徐汇区和静安区。也有大量从自鸣钟批货的老哥在那里摆摊。我小时候大多数去这两个拐弯角。当警察来整治，他们会马上搬到马路对面，和警察“隔海相望”，继续做生意，警察特别气，只能在那边。
我一直买碟的那个老哥，是里面的老大。大家都收摊了，他可以稍微挺一会儿。那时他是所有人的中心。有些人收摊了，买主就会到他这儿挑东西。狡兔三窟，我画了一个示意图，是他的战略部署。这里有个弄堂，如果他在外面，遇到不能摆摊的时候，会转角进入弄堂里，弄堂里会停一辆自行车。第一次去的时候，会感到特别奇怪。他说，你来吧，我带你到里面。那个自行车上面有个皮箱，他用锁把皮箱打开，你可以在里面进行交易。
他们居住的地方也都在这附近。这边也是路口，现在已经变成一个园区，还有一个小公园，原来也是一个据点。在延安路陕西路口的天桥上，他们会轮流值班，每个星期的一天在那值班，一般执勤的警车会从那儿过。后来有些人打手机联络提早撤摊。所以不只是唱片买卖这么简单，其实有很多有意思的体验。
我还保留这个老哥的名片，名片写着进贤路，老巢是在进贤路。左边是一个毛坯房。这个照片是我在网上找的差不多的图片。他们家基本就是这样一个结构。老房子的挑高非常高，所以变成一个隔层。下面就是生活，从讨媳妇儿一直到有小孩。楼上是他的工作区，上万张的碟片要用钻机钻掉，这个工作量也不小。
如果你进到他的老巢，基本上像下面的这张黑白图——当然这是一家唱片店，我要举例的是，在他碟片最多的时候，我第一次看到整面墙全是碟片，而且他说都要修，修完之后还要放到里面。所以是非常苦的、大工作量的活儿。
我还画了一张紫色的小门。他家是有壁纸的，这个要跟他接触十几年，当你有这个消费力，并和他熟到一定程度时，他终于给你打开另一扇门——真的很像魔方大厦，转转转又有一个宝藏。他说兄弟你来吧，你现在可以买四十块的唱片了，我带你到里面，那个小屋子只能坐下一个人。他把所有最好的碟全部藏在一个宝箱里。为什么呢？因为他被冲过，一冲就是十几万的货。他知道市场上最高价的都是哪些货，他把这些货都藏在暗间里，所以这是他的秘密房间。外面完全看不出来，是跟壁纸完全融合的，里面只能坐一个人，拿个小板凳在箱子前挑碟片。
还有一个据点在徐汇区中心医院，就是在淮海路到陕西路边上的弄堂。他摆摊的位置基本上在这，这里盖有一个他的藏身之所。每次找他可以去不同的地方，他会带你到其他隐蔽场所，你可以慢慢地来挑碟。
现在的徐汇区中心医院也变成开放绿地了。城市让大家共享很多空间，这种私密的魔方大厦越来越少了。这是在新乐路靠近陕西路，原来是DVD店，现在卖LV包了。这批人在集中整治之后，慢慢就不行了，碟源也不行了，CD卖不动了。他们开始卖皮鞋。这属于里面的精品店，而且连封皮都没拆过，当时价格非常昂贵。这个小伙一直坚持到去年，然后他回到福建老家，因为他有两个孩子要养，所以放弃了实体店。这是我最后一个能够去实体店购买CD的场所，就是跟魔方大厦一样，要说一个告别。
在网上的购买体验是怎样呢？你会看到，一个碟片店有五百页的唱片，我原来练就的双手翻碟用不上了。对我来说，视觉、触感都是非常重要的。双手翻碟片接触还没那么枯燥，但在网上看五百页你会非常疯狂。比如一张专辑，在虾米上展现，颜色、图片完全不一样。包括它提供一些乐队相关的内容。大家知道，日本盘是最好的，会详细介绍这个乐队所有专辑，最有代表性的是什么，有很多分析文章，并且翻译做得非常好。
2004年左右，我第一次接触到港版，就是黄标，也是一种盗版。我不知道为什么叫港版，它基本把CD里该有的内容都翻下来了，而且取向非常专业，能找到一些相对冷门难买的碟片。
这都是一些唱片的质感。根据专辑特征，还专门用了一种特殊的油印，显示出一点颗粒感。拿到这个实体后的感觉，和很快下载音乐不太一样——关键是你还付了钱。
这是在2000年左右，我在季风书店看到的。后来查了一下，好像是一个乐队成员策划的，有一个系列。当时找了非常好的诗人翻译歌词，并配以非常好的木刻版画。这个杂志对我影响非常大，能给人很多了解新的音乐信息的方式。
右边是我很喜欢的一个漫画家，叫本秀康。是日本一家唱片公司的御用画师，会给所有唱片画封套，并画一个漫画故事。整个漫画都和他喜欢的唱片有关，这种和唱片合作的杂志在日本还存活，各种音乐的项目推荐非常专业，他们的视觉印刷一样做得非常棒。相比音像的逝去，帮助你消化的媒介的逝去，在今天是更可悲的事。以前有摇滚乐、口袋音乐这样的杂志，来让人了解音乐背后的一些东西，或音乐性的一些东西。但听音乐在现在非常快速，可能就消失了很重要的一块儿。
墨墨：
从2000年、2001年开始，大概五六年里，我每星期六都去“大自鸣钟”。那时我星期一到星期五上班，星期六就到大自鸣钟“上班”。
一般货是星期六上午，老板从家里拿到那边去。那个时候，最好的东西就是所谓“头箱”。所有的碟友会在星期六早上9点之前到那儿等开门。卷帘门一拉，人们像潮水一样涌进去，把老板的纸箱拉过来，就在那儿挑，不管是什么，先拉到自己怀里来再挑，难免就会出现混乱，我看到这个我要的，你拿走的我跟你抢怎么样子，打的头破血流，还有偷碟的。
我星期六早上不太敢去。第一我住的远，第二是我自认为我做不到和他们去抢这个所谓的头箱。但我的身体参与度也是很高很高，十几二十年下来，买拷带，买进口版，买打口，买原盘，你会觉得花了那么多钱，花了那么多精力，身体参与度那么高，所以对音乐很尊重。最近这十几年来，我基本没怎么听音乐，有的时候一张专辑，我打开虾米一听，前一分钟或一分半钟觉得不怎么好听，那整张我就放弃不听了，其实有很多好音乐就被忽略了。但十几年前，你的身体参与度那么高，花了那么多钱买这盘磁带、这盘CD，听了感觉不是想象当中那么好听。当时我会做什么？死也要听完，因为我花了那么多钱，那么多心力。当时买CD，58块钱，我听它三遍、四遍、五遍，我要把本听回来。那个时候你才会觉得，你听到的音乐，其实有很多好的东西在里面。今天如果同样一张专辑放在这儿，我可能就在第一首歌的时候就关掉了，这样就会错过很多。
刚才墨墨说的现象，其实是非常经验性的。我想提另一个问题。
坐在下面的都是主动听音乐的，我就在想，我们今天还是在把音乐当作作品去听。刚才那个卖碟片的，名片上写着“让音乐联系你我他”。我觉得它像一个广告词，但真正地点出了一个问题：音乐是不是除了听以外还有其他的和我们连接的方式？这种所谓身体参与的交往行为，其实更值得去讨论。就是大家通过音乐如何认识，如何成为朋友，如何发表自己的观点，形成一个聆听的共同体。
还有，我们只把音乐当作作品，把它当作一个客观的物。于是个人审美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快速评判的依据。在这种状况下，我们跟音乐的关系，是非常简单的、封闭式的。墨墨所抱怨的可能是，今天音乐对我们来说，只是日常生活的陪伴物，是消遣，是精神的慰藉或投射——或者，最初音乐不是这样，可以给我们带来的东西更多。
我仍然是这个意思，是不是只有一种和音乐连接的可能性？不把它当成音乐去“听”，是不是有这样的可能性？我们谈了很多历史，很多人原来如何听音乐。如果这些只是知识的话，可能也没有那么重要。在今天，我觉得，我们可以探讨，未来如何跟音乐产生一种新的关系。
四人谈何为好听
殷漪：
我有段时间住在虹口。听到小区里有人在唱歌，就录了一下。后来我发现，他们可能是一个基督教的家庭聚会。他们在家里唱歌，但把所有的窗子打开，我想这是希望别人能够听到这些歌声吧。
我可能会把“好听”这个词替换成“有意义”。对我来说，（有意义的）是这个音乐（歌声）和小区里听到的环境声，包括鸟叫的声音，有自行车，有人走过。我会觉得，它给我更多的意义，让我去想，为什么这些人需要这样聚集在一起，通过歌唱的方式，度过一段共同体式的时光。同时，他们为什么要把窗打开？这些让我觉得这件事情更加有意思。
把一个音乐当成一个作品去听的时候，更多还是在音乐的框架里听音乐，它是封闭式的，我们听到更多的是语言层面的问题，如果它跳出音乐框架本身，进入更大的语境里，可能带给你们的东西又完全不一样。
虹口公园
从某种角度，对我来说，它不仅含有音乐这个层面的东西。刚才那个是一个私密空间，但在上海的公共空间里也有类似的活动。这是在虹口公园，他们是一点半到四点钟演奏，中间休息25分钟。我拍的这张照片还不是人最多的时候，人最多的时候可能有三百个人。
这个乐队是中西混合的，有自制的乐器，还有西洋的小提琴和电子伴奏的部分。这些老年人，他们这些音乐的内容，和他们年轻时的生活经历有关，都是偏红歌的。把这两个例子放在一起，又会发觉，为什么这些人要在公共领域里去做这样一件事？如果到地铁里去，到iapm的广场里去，可不可能？不可能。我觉得，当我面对这些场景的时候，它所带来的思考要比所谓的好听更加有意义。
墨墨：
得到音乐的渠道，现在和以前比，是天上地下。以前是“我向着音乐去”，现在是“音乐朝着我来”了。现在的渠道太通畅了，前一分钟唱片公司发行的音乐，后一分钟大家就都拿到了。这对我来说，不是身体投入、主动追寻的东西，而是直接扑面而来的东西。几个音乐平台只要有版权，音乐就能听到。
我的情况比较特殊，因为工作的关系，我现在可能还是必须要听新的音乐，但大多数像我这个年龄的人，基本已经不听新的音乐了。流行音乐有个特点，主体消费群永远是十几岁到二十八岁的人。以我这样的年纪，完全不在主体消费群之中。你问我用什么渠道，你问我好听不好听，我觉得我没有资格来回答这些问题。你只有去问那些十几岁二十几岁的流行音乐主体消费群。
但我知道，对流行音乐的审美，每一代的“主体消费群”其实都是从头再开始，延续性并不大。“好听”这件事就要看今天有什么样的音乐。比如说，今天小鲜肉、小鲜花做的这些吸引流量的音乐，对今天的主体消费群来说是好听的，是有意义的，那我们就要承认这个现实。
我有部分工作需要针对音乐写一些评论。在2017年，我还绝对不会听流量歌手唱的歌。但是，去年我应一些要求去写这些流量明星的唱片。我真的去仔细听了，吴亦凡的，张艺兴的，黄子韬的，TF Boys的等等，全部仔细都听过。
我不能说这些唱片好听不好听。因为我的年纪已经不耐受了，对好听不好听这件事不介意了，但我会听制作怎样、编曲怎样。像吴亦凡新出的专辑，或者易烊千玺去年出的那两首歌，绝对是最顶级的制作，不是说好听不好听，而是制作的整个气质在里面。我在朋友圈分享了易烊千玺去年去美国录的一首歌，有朋友马上留言说“这不就是Justin Bieber嘛”——制作一听就是和Justin Bieber一个等级的。这里就无关乎旋律好听不好听了，吴亦凡也好，张艺兴也好，不要再说他们是小鲜肉，他们拿出来的东西，当你仔细尊重他的音乐的时候，能听到很多不一样的东西。吴亦凡和张艺兴那两张专辑，如果你不带偏见去听两三遍，你会听到很多很多，绝对比今天很多音乐人做的东西要好。
小龙花：
我现在也是通过音乐平台听音乐。我听的一个东西就是电台。首先我自己不输出音乐，还是保持自己是一个音乐爱好者。对我来说，音乐还是有几个功能的。但现在还是在挖掘音乐，我会从这里面听到找到一些特别喜欢的，还是会从网上买他们的CD。
我有几个朋友还做了一个叫西海之声，北京的，我做作品的时候就听，我也认识他们，就有更多好玩儿的。我觉得，电台在今天是非常好玩的东西。如果有滑稽戏电台就非常好了。
像掘火，他们的流量也非常小，就几百几千。可能这比较偏摇滚一点，但会有很多很好玩的选题。比如俄罗斯音乐、蒙古现代音乐，还有电子乐的梳理。我记得有些特别好玩的，就是从俄罗斯开始，选了一条铁路，把所有经过的国家某一时期的音乐串联起来，还能跟你讲很多东西，历史等等。
杨宁：
其实我也是在上面写一些非常偏门的东西。我本身会听一些比较现当代的东西，还有一块儿就是中国的作曲家。这两块儿东西，你必须穷尽一切渠道找资料。在一些比较主流的平台上，这些可能只有一点点，或者干脆就没有了。
西方现当代音乐，欧洲比较有政府支持或比较有钱的唱片公司，可能会发一点。一些专注于古典现当代音乐的厂牌会发一些作品。中国作曲家，我尽可能去找，不会去找所有的东西。比如，人民音乐出版社和湖南文艺出版社，他们会出很多作曲家的作品，是一种谱子。里面带张碟的作品录音，有些有，有些没有，有些录得还可以，有些录得非常差，手机录的都有。在有总谱之前，只能说碰到什么算什么，其实是一个很不成体系的东西。
还可以回溯一点，在录唱片还赚钱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香港的拿索斯——第一家做古典音乐廉价唱片的公司，它采用二三线的艺术家、乐团的艺人，这样唱片价格就可以比较低。拿索斯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在香港会请一些大陆的乐团，比如说艺术家、指挥家，做一些现当代的中国作品。比如说曹鹏老先生已经95岁了，他那时带他的上海交响乐团在拿索斯录过很多很多。有的已经绝版了，一般没有人知道，这些东西我们经常收来的。
在古典音乐这一块儿，如果按照比较大路的思路，去听知名的艺人、知名的乐团，那是相对比较完整的商业体系，比如几大唱片公司，像环球，环球旗下有DG，会比较强势去推一些新的、旧的艺人。整个操作方式可能和流行音乐差不多，可能演的是同样的、经典的作品，但会强调说，你这个人演的和上一个人演的，每代人可能会有点不同。他们所谓的追求音乐的新鲜感主要是在这一块儿，我不是太追求这些东西。
所以，我所追求的那些，比如现当代比较偏门的，就真的只能是慢慢来了。比如油管是很大的渠道。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渠道，就是朋友。我这两年作为听者，也是在拓展，会拓展到之前不太听的，像hip-pop这样的一些东西。朋友的作用会很重，他们会给我推荐，对我来说差不多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