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七下南极的“中国南极长城站第一人”郭琨走了

两年前坐在轮椅上，通过央视《朗读者》节目，将一个个感人的南极故事讲述给观众的老人——中国南极考察事业的开拓者、原国家南极考察委员会办公室主任、中国南极长城站首任站长郭琨，于4月3日19时20分在北京去世，享年83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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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南极考察事业历史上，郭琨是不得不提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他曾七下南极，两次荣立一等功，组织和参与了长城站、中山站的建站及考察工作，是我国早期开展南极考察和建设科学考察站的组织者和最终实施的主要负责人之一。

2017年4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原国家海洋局对中国极地考察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进行了表彰，授予郭琨等59名同志“中国极地考察先进个人”荣誉称号。

郭琨曾在《心系长城站》如此描述自己对南极的特殊感情：每次踏上冰雪荒原的南极洲大地时，心情总是异常激动，总是异常激扬，总想把所看到的一切都一点不遗漏地印在脑海里，铭刻在心中。每当翻阅资料、照片时，都会情不自禁地回到魂牵心系的长城站、中山站的怀抱中，回到执着追求的、潜心探索的、神奇的南极怀抱中......

没有自己的南极考察站，临表决前被请会场外喝咖啡

1983年9月13日至9月27日，经国务院批准，由外交部和国家南极考察委员会组成的、以外交部条法司副司长司马骏为团长的中国代表团一行三人（司马骏、郭琨、宋大巧），首次以观察员的身份出席了在澳大利亚堪培拉召开的第十二届《南极条约》协商国会议。

郭琨在书中回忆，当时有16个协商国出席会议，有9个缔约国被邀请参加了会议，会议有 30多项议程。当时大会协商国的文件柜内的文件是满满的，缔约国的文件柜在开幕时只放入大会议程和代表团名单，以后是空空如也。特别是每当会议讨论到实质性内容和进入议程表决的时候，会议主席宣布：缔约国请到会议厅外面喝咖啡。最后连表决的结果也不通告。

在这样的国际会议上，没有表决权，被请到外面喝咖啡，这是一种难以忍受的屈辱，它剌痛了我国代表团的心。“我作为代表团的一名成员，又直接从事我国的南极考察的组织管理工作，深感切肤之痛，我发誓:‘在南极不建成我国自己的考察站，今后我再也不参加这样的会议!’”

赴南极队员都签下“生死状”

1984年11月，我国首次南极考察队乘坐的“向阳红10”号船和“J121”船，从上海出发开始了远征南极。此次南极考察的任务是在南极乔治王岛建设长城站。

591人里，作为当时刚毕业回国的留法博士，中科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研究员刘小汉是被“拔尖”入队的。

因为是首次南极考察，没有任何经验，出发时包括刘小汉在内的队员们都签下了“生死状”。搭乘的“向阳红10”船上甚至备有一些大的塑料袋，准备队员万一牺牲了就往袋里装，然后放在船底冷库冰冻起来。

1984年12月26日，船只抵达乔治王岛。因为“向阳红10”船既不是破冰船也不是抗冰船，这意味着必须赶在南极夏天结束前完成建站并撤离。

为了建站，无论是科学家、机械师，还是后勤人员，都成了“建筑工”。他们住在尼龙充气帐篷里，每天早晨五时左右，郭琨开始挨着各个帐篷吹哨子、掀睡袋叫起床。

“寒冷，饥饿，极其疲惫。”刘小汉上山下乡时曾在西藏呆过4年，自认吃过很多苦，但生命中最苦的一段时间却是参与长城站建设。

郭琨曾这样描述那段艰苦历史：长城站站区冰雪皑皑，冰雪融化的水浸泡着砂和砾石地层。这里平均一米以下是永久冻土层。站区常常是呼啸的风暴、漫天弥漫的大雪、连绵的大雨、凛冽的严寒。我们居住的小塑料帐篷，常常被风暴吹翻。雨雪常常把帐篷压塌，大雪随风飘进帐篷内。我们铺的是充气垫子，盖的是鸭绒睡袋、被子，铺下冷气袭人，雪常常落在被子上。清晨起来，气垫和睡袋之间是水淋淋的。厨房餐厅在一个24平方米的帐篷内。

长城站实现少有的“当年建站当年越冬”

我国南极长城站于1984年12月31日奠基，1985年1月1日开始施工，2月14日竣工，仅仅用了45天。

按照计划，这是建设一个夏季站，建成以后全体队员撤离长城站，待来年南极夏季期间，再充实成为常年站，然后进行越冬。但长城站建成以后，南极洲考察队员出于对自己建设成果的热爱，以及为国争光的热情，纷纷要求留下越冬。同时，考察队全面分析了长城站各方面的情况，特别是对发电、通讯和食品储存情况的研究分析，认为长城站已经具备了越冬的基本条件，长城站可以由夏季站上升为常年站。

经请示，国家南极考察委员会批准，同意长城站为常年站，留下八名队员在长城站首次越冬考察。南极长城站能在这样短的时间之内建成一个常年站，这在国际南极考察史上都是少有的。

“一个国家在南极能独立地依靠自己的力量建设一个科学考察站，特别是一个常年站，充分显示了这个国家的经济、工业、科学技术、航海和后勤保障等方面的能力和水平。”郭琨之前在书里阐释。

自此，一代又一代的南极科考人员前仆后继，建立中山站、昆仑站和泰山站。

（原题为：《曾七下南极，中国南极长城站第一人郭琨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