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公明︱一周书记：绅士品格与……美国革命的合法性
看美国人如何认识他们的开国领袖，是颇有启发意义的。有人说历史研究就是不断发生在过去与现在之间的对话、争议，这些对话、争议除了学术研究本身的发展所导致以外，还会由于时代变迁与现实问题所促成。在对重要历史人物的认识和评价问题上，后一种情况可能更为突出，也更能折射出历史人物的影响力程度。关于对领导美国革命的建国者们的认识和评价，固然与对美国革命的来源、性质、成果、意义等问题的认识紧密相连，但是更具有自身的独特性质和意义：美国革命的政治领袖们所开创的制度事业持续至今不坠，但是后世对他们的评价却不乏变化和争议，这些变化和争议更多地是因为现实政治的新发展与新变化所导致，因此他们作为历史人物的深远影响力也由此可见。
美国历史学家戈登·伍德的《革命品格: 建国者何以与众不同？》（原书名: Revolutionary Characters: What Made the Founders Different，周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9月）分别以八位被认为是美国建国者或政治创建者（乔治·华盛顿、本杰明·富兰克林、托马斯·杰斐逊、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詹姆斯·麦迪逊、约翰·亚当斯、阿兰·伯尔、托马斯·潘恩）的思想意识和政治品行为专题研究对象，所提出的核心问题很有意思：究竟是什么样的品格使得这些美国的建国者得以完成建国大业，并且使他们自己在历史上显得如此不同凡响？更有重要意义的是，建国者们的“革命品格”又是如何影响和决定了美国政治体制的建构与发展？对于我们来讲，好一个关于伟人们的“革命品格”（Revolutionary Characters），这个概念又究竟会引起我们何种回忆和联想？如何才能在真正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斗争中讲好领袖叙事的“政治品格”故事？戈登·伍德的研究无疑具有很深的启发意义。
作者对每位美国建国者提出的思考问题往往都是围绕着他在建国大业中的声望与实际贡献、时人关于他的或褒或贬的评价以及这些评价在18世纪晚期以来的变化，还有一个重要视点就是这些建国者对今天美国政治的影响，或者说为什么今天美国人往往在一些重大政治变化中仍然会想到建国者当年的思想与实践。作者不断提醒的是要把建国者们重新放置在他们的时代——18世纪晚期中去认识，很显然，这是要把历史人物重新置放于他们的时代中去，从而使人物评价与认识影响历史发展的真实因素紧密结合。从某种角度来看，伍德的这部著作就是以建国者个人精神世界的叙事为切入点的美国建国史。
虽然由于这些文章前后发表的时间相距较大和不断修订补充的缘故，因此在叙述结构的完整性和核心观点的阐释上难免受到一些影响，但是全书的核心观点还是比较清晰的：第一，在作者看来，美国独立虽然离不开军事斗争，但是美国的政治建国并非是从枪杆子里面打出来的，而是导致革命发生的思想意识和在建国者们身上所体现出来的“革命品格”所引领出来的；成功建立新的政治国家所依靠的是文明而不是野蛮，是启蒙而不是愚昧，是绅士精神而不是痞子习性。关于美国的建国史研究，近年来有研究者提出“谁的美国革命？”，显然是一个具有多元视点和开放性视野的论题。从建国者的政治品格来看美国革命的所属，可以得出一个具有真实意义的答案：不管它是谁的革命，都不会是痞子的革命、以暴易暴的革命；真正的革命者不会是亡命之徒，也不会是流氓痞子。第二，建国领袖们尽管不少出身卑微，但是他们能够通过后天的努力使自己成为具有文明教养的绅士，这首先是得益于西方文明的价值观，而在十八世纪的美国这种价值观所包含的精神是自由、理性、宽容、真诚、善良、正直，即“启蒙士绅精神”。第三，建国者们的“革命品格”深刻地影响着美国革命的发展和结局，在个人品格与政治建国之间存在着坚实的和真实的联系，以致直到今天关于美国政治制度发展的讨论中人们仍然要追溯到这种联系。第四，在全书的最后章节“建国者与现代舆论的产生”中，作者力图揭示早期美国政治的一个重大变化：像建国者这样的绅士政治家群体在以后的历史中再也无法出现，在一个强调平等、民主、独立的世界中，“已经没有像革命一代那样超凡政治思想领袖的容身之地了”。（244页）而之所以会这样，正是由建国者们的“革命品格”和他们释放和维护的民主的力量所决定的。例如，华盛顿在政治上面临的难题是，“作为一名经选举产生的新共和总统，华盛顿却必须满足他们根深蒂固的对家长式领导的期待”。但是，最后的发展却是民主思想成为美国政治的轴心，在这种情势中精英式政治不再可能延续。这是华盛顿当年意料不到的，但是又的确是由于他而实现的。用作者的话来说，“尽管华盛顿有着贵族式偏好，尽管他从未设想过让大众参与政治，然而他依然是民主得以实现的关键性人物。他是一个使庸人政治成为可能的伟大人物”。（54页）可以这样说，美国建国者们的理想最终铸造出把他们自己这一类精英绅士请下历史舞台的力量——“我们人民”。
作者在全书中反复强调的是，美国的建国者们都属于18世纪，他们的品格属于从英国发展而来的绅士传统。什么是18世纪绅士的真正传统？在作者笔下的这些建国者都不是这种传统的建造者，或许在许多英国正牌绅士眼中他们甚至说不上是这种传统的真正代表，但是由于他们的特殊性——作为近代史上第一个成功的殖民地革命的领导者，在他们身上所具备的绅士品格所经受的考验和他们向历史交出的答案均不是正牌的英国绅士所能轻视的。其实，伍德反复讲述的建国者们的道德品格的故事有一个更为重要的核心：绅士品格与美国革命的合法性。建国者们都努力使自己成为文明绅士——“彬彬有礼、品味优雅、善于社交、学识渊博、慈悲为怀、广施善行；也以此来定义优秀的政治领袖——德行高尚、立场无私、远离腐败谄媚之行。标准一旦内在化，这些开明的古典式共和理想、价值观和标准便开始规范和控制他们的行为。”（18页）他们特别尊重自己的人格、荣誉，而这种自我尊重的客观外化就是特别顾及个人品行对公共社会带来的真实影响，特别顾及自己的形象在社会公众心目中的真实感受，特别警惕任何来自腐败谄媚之心的吹捧会导致丑陋的自我膨胀、自我神化。虽然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种自我约束和要求看起来有点过于专注于自己的声望清誉，但总是比那些深中于内心的以痞子对抗绅士的流氓习性要好得多。“这些革命领袖所希望达成的教养与文明是面向公众的；惟有在社会中它们才获得了价值。懂得如何在人群中举止得体、如何领导和管理人民，这意味着要细致入微地体察他人的感受与反应。”（19页）例如华盛顿，“作为一名道德英雄，华盛顿赢得了声望（reputation）与‘品格’，他不想失去这一切。他的余生都用以守护声望，为声望煞费苦心”。（36页）作者说用现代眼光来看，华盛顿对自己声望的过于痴迷与自负实在令人觉得难堪，但他的同辈人却欣然处之：所有的绅士都小心地守护着自己的声望和荣誉，因为“荣誉是绅士所赢得的尊重，他们对此极为重视”。（同上）在伍德看来，一个真正从心底里尊重人性、服膺文明教养、向往优雅品味的政治领袖，无论如何不会在公众面前表现出无知、炫耀、粗俗和野蛮；不会在制定国策的时候罔顾生灵涂炭和灵魂坠落的可能。在伍德对建国领袖精神世界的论述中，我们无法不重新思考那个其实不过是最基本常识的问题——“文明”既是作为绅士的首要标准，也是作为革命者、更是作为政治领袖的首要标准，不能设想真正的革命会由没有文明价值观和文明品格的人来领导完成，这也是革命史研究中不应被忽视的问题。所谓的“革命品格”指的主要就是在思想意识中的政治道德感与在实践中呈现出来的政治品行，这些都见诸于历史人物的所有政治言行和在他们治理下所出现的历史状况，但是，某些人们所熟悉的“品格”话语往往变成了与真实历史事实完全脱节的虚饰崇拜的权力话语，真正的政治道德感和羞耻感在这些话语中荡然无存。一个很好的例子是，华盛顿对革命的理解与他对文明、进步的理解紧密不可分割，他非常重视和坚持革命的文明与道德含义。正是因为这样，他对于废除奴隶制的认识也是更多来自作为革命的道德要求，他认为应当废除奴隶制的理由不仅仅是“因为它是一种落后的劳动制度，更重要的是，它亵渎了革命所宣扬的一切”。（30页）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们可以相信，绅士品格与美国革命的合法性密切相关。
如果从个人道德品格来看，乔治·华盛顿无疑是美国建国者群体中最孚众望的，作者在第一章开篇就明确提出这个问题：“到底是什么铸就了他非凡的声望、铸就了他的伟大？“答案也很明确：“华盛顿的天赋、伟大均源自其品格。”（29页）这也可以看作是对本书书名的一个诠释：“革命品格”是铸造天赋、伟大等品质的内在源泉，正如“华盛顿之所以成为伟人并以古典英雄形象为国人所称颂，恰是因为他在经受诱惑时依然能够保持克制。正是他的道德品格使他区别于常人”。（同上）“建国者全都了解这些文明礼节，也竭尽己力使其臻于完善。但没有人比华盛顿更严格要求自己。他迫切地想了解自由派绅士所适宜的行为规范，一旦获悉便终生不渝，其金石为开的精神令同辈动容。”（30页）在道德上严格要求自己，重视保持道德上的声誉，这是18世纪文明绅士的共同特征。这种道德英雄不是由民众的盲目崇拜所能制造出来的。独立战争结束后，华盛顿辞去美国军队总司令职务，将军权交还国会，自己解甲归田。这是什么精神？这是枪杆子里面出自由、枪杆子里面出民主的精神，华盛顿因此对西方世界产生的影响非比寻常。
最后有一个细节应该注意的是，即便是在全书中高度肯定了他们的“革命品格”，作者在书名中仍然没有用“国父”（founding fathers），而是用“建国者”（founders）来称呼这些建国领袖。我想这不仅是因为考虑到反家长制人士更喜欢使用“建国者”，而是表达了作者对美国建国者们的基本态度——他们无论如何伟大，都不应该被神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