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家塔列朗的另一面：段子手、社交明星、马基雅维利主义者
【编者按】夏尔·莫里斯·塔列朗（Charles Maurice de Talleyrand-Périgord，1754-1838），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政治人物。贵族出身，曾当过神甫，后来参加政治活动，他从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曾在连续六届法国政府中，担任了外交部长、外交大臣，甚至总理大臣的职务。本文摘自高林著《皇帝圆舞曲：从启蒙到日落的欧洲》，东方出版社，2019年3月。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现标题为编者所拟。
而且塔列朗摔断了右腿，造成了终身残疾，不能像一个贵族那样成为军人，所以他更加失去了父母的关注。贡斯当回忆他十几岁到巴黎上学时，在宿舍里看到的那个白发苍苍充满智慧和温柔的老人——他的父亲，这也是他能回忆起的最早的父亲的样子。塔列朗则连这样的回忆都没有，成年以后他跟父亲最近的距离可能是在路易十六的加冕礼上，他作为观众，而父亲为国王举着圣油。路易十八讥笑他顶多是“佩里戈尔家的人，而不是佩里戈尔的家人”，但无论如何，他都顶着一个法国最高贵姓氏。
跟梅特涅一帆风顺的外交官生涯相比，塔列朗觉得他的一切都是自己挣来的，作为一个除了姓塔列朗以外一无所有的神学院学生，他要出人头地的方式就是成为一个社交明星。
在路易十五末期路易十六初期，塔列朗像伏尔泰一样作为段子手横空出世。他进入宫廷走的是路易十五的情人杜巴里夫人的门路，跟性冷淡的蓬巴杜夫人不一样，杜巴里夫人是一个对思想不关心，喜欢享受人生的乐趣，也喜欢看别人谈情说爱的人。前文提到在1793年哭号着被押上断头台的就是这位夫人。
瘸子登场的那一年，杜巴里夫人的脑袋还好好地长在脖子上，她和大部分女性一样喜欢谈情说爱，即使本人不能躬身入局也喜欢听别人谈论。“谈爱就是做爱”，这也是一句“格言”或者“俏皮话”，出处是《恋爱与牺牲》。会聊天儿的瘸子既优雅，又风趣，还出身高贵，各方面都符合杜巴里夫人的趣味，她对瘸子有一种母亲般的感情。杜巴里夫人曾问他：“你为什么闷闷不乐，是运气不好还是你在谦虚？”瘸子回答：“在巴黎找个女人比找到一个修道院容易太多了。”杜巴里夫人真就给他弄到了一个修道院院长的职位。过上衣食无忧生活的瘸子，除了感谢夫人之外，最感谢的就是他自己，如果不是他说出这么一句话，他怎么可能得到这个职位？还有就是感谢他的时代，一句话就能实现财务自由的年代。
所以，塔列朗的精神和气质也是洛可可风的，他曾经说：“没在旧制度下生活过的人，可算是没活过。”这种怀念是发自内心的，即使1790年的联盟节 上他挎着马刀、穿着祭披带领大家做弥撒，出尽了风头，但他内心是怀念路易十五时代的。这种怀念比梅特涅要深刻得多。塔列朗一辈子都没有忘记他最初走上人生舞台时的那门手艺，一辈子都以段子手的眼光打量世界。当蒙莫朗西公爵夫人嫌她丈夫太胖，而对瘸子愤愤地说她想跟丈夫决斗的时候，瘸子说：“那可不行，公爵夫人！你丈夫胖成那样，怎么打都能打中，太不公平了！”
理解了塔列朗的段子手本质，我们就能理解他这辈子是怎么撑过来的。其实，瘸子一辈子都在扮演一个马基雅维利主义者的角色，他选择了一个最符合路易十五时代风尚的角色，然后一路演到底。但本质上，他是一个心直口快的人，出身赋予他的高傲让他不屑于扮演一个教士，像于连·索雷尔那样摆出一副教士做派对瘸子而言是不可能的事。即使在他最无力反抗的时刻，也从来没有掩饰过自己，他在晋升大品教士的前一刻还在咒骂自己的命运，并对周围的人说：“你们让我当教士会后悔的。”塔列朗从内心深处觉得他的一切荣华富贵、天文数字的财产都是他自己挣来的，是他才智的回报。
1793年的恐怖时期，瘸子被迫流亡，热月政变之后才回到法国。为了重回政界，他用的还是老手段——从沙龙进军。在巴黎，瘸子轻而易举地得到了当时的沙龙女主人斯台尔夫人 的欣赏，但瘸子犯了一个致命错误，他在斯台尔夫人的沙龙里被雷卡米埃夫人迷住了，愤怒的斯台尔夫人直接问瘸子：“假如我和雷卡米埃夫人都掉到河里，你救谁？”连这种自己和亲妈掉到河里的问题都问出来了，可见斯台尔夫人愤怒的程度。瘸子的回答帮他解了围：“夫人，您这么伟大，肯定会游泳！”在拿破仑派人把昂吉安公爵从莱茵河对岸绑架回法国枪毙的那个夜晚，瘸子和警察总监富歇一起在某个夫人家里玩牌。富歇说公爵已经被枪毙了，夫人吓得惊呼：“这是犯罪吗？”瘸子眼皮都不抬地答道：“比犯罪严重多了，这是个错误。” 那一刻的瘸子是淝水之战以后下棋的谢安，内心里为自己能说出一句永垂不朽的话爽得快爆棚了。
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当沙皇亚历山大驻巴黎的代表奉命向他报告俄国沙皇保罗一世不幸中风离世、新沙皇亚历山大已经登位的消息时，他作为法国外交部长居然把文件一合说：“我觉得你们以后真的应该给你们君主的死想一个新理由，总是中风太乏味了！”这件事据说让沙皇到1814年还在记瘸子的仇。
塔列朗生在旧制度下，而且在旧制度下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和方式，他对道德不以为然的原因是法兰西君主国只有一个道德是真实的，即国王的好恶。无论做了多少坏事，只要国王还对你报以微笑，你就是个道德君子，如果国王一脚把你踹进巴士底狱，就算你做了再多的好事，也一定是个伪君子。因此，塔列朗根本不在乎别人怎么看他，不但不在乎，甚至毫不隐瞒他的种种劣迹，他把这种风格叫作“积极地保持沉默”。在塔列朗身上，我们能够看到黎塞留气息的最后光辉，一个被迫穿上主教袍子的法国贵族。黎塞留不屑于捞钱，但钱自己涌进了黎塞留的口袋，而塔列朗太喜欢钱了，从他知道自己无法继承爵位的那天起，他就喜欢钱，他捞了一笔天文数字的钱。
“维也纳会议最重要的成就是两个连基本道德品质都不具备的人取得的。”这句话在1815年的梅特涅和塔列朗听来大概算是一句恭维话，因为会议上的其他主角跟他俩相比多少有些黯然失色：俄国沙皇亚历山大有激情、有气概，但没有风度，不够漂亮，在精神上是卢梭气质的一类人，而瘸子和梅特涅是旧制度下最后一批有伏尔泰式风度的人。腓特烈·威廉三世在梅特涅眼里连男子气概都没有。哈登堡是有气概的，但毫无乐趣，在这一点上，哈登堡和梅特涅的皇帝是一类人，严肃方正到了全无特点的地步，但是哈登堡勤奋，而弗兰茨皇帝则抱着一种帝王式的懒惰。
但塔列朗已经不见容于1815年以后的世界，虽然在查理十世的加冕礼上，他站到了他父亲没能站到的位置上，但时代已经改变了，新时代的权威不是来自君王而是来自舆论。视道德如无物的贵族的社会已经随着大革命不可避免地崩塌了。1815年，瘸子和梅特涅一起支撑起一个往日重来的梦幻，随着1830年的革命一切又都消逝了，瘸子死于1838年，没能看到1848年革命。而孤独的梅特涅活到了1848年，那一年，他的皇帝、拿破仑、亚历山大一世、腓特烈·威廉三世、哈登堡都已经被埋葬了，只有他还活在一个天翻地覆的世界上。晚年回到维也纳的梅特涅会不会想到1814年曾经聚集在他身边的那些人，想到瘸子塔列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