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大学｜16省营商环境调研⒀：贵州平均9.5天完成注册

【编者按】

2018年7月19日至8月20日，中山大学徐现祥教授主持的《深化商事制度改革研究》课题组，在研究阐述党的十九大精神国家社科基金专项课题《深化商事制度改革研究》（18VSJ069）资助下，赴全国16个省份（省、自治区、直辖市）、84个市（地级市及副省级城市）182个区的政务办事大厅，从工商营业执照、各类许可证、市场监管以及互联网+政务服务等四个维度，随机访谈前来工商办事窗口办理业务的市场主体办事人员。在本次全国调研中，随机访谈成功率约为85%，收集到有效调查问卷合计4160份。

课题组在贵州省随机抽取了3个市，分别为贵阳市、遵义市和毕节市，随机访谈成功的有效问卷是159份。调研结束后，课题组清理、整理了有关全国和贵州商事制度改革的第一手数据资料与舆情反馈，并从全国视野考察贵州商事制度改革的新进展、新挑战以及新方向。

现将主要情况报告如下。

贵州省商事制度改革的进展

（一）市场主体登记注册时间的压缩效果有限，2018年仍然需要9.5天，比全国平均水平多2.5天。

如图1所示，在2014年前（商事制度改革前），市场主体在贵州省登记注册，平均需要10.1天，比全国平均数（8.4天）多2天。商事制度改革的初期，尤其是在2014年至2016年，在贵州省登记注册所需时间迅速下降至7.1天，低于全国平均所需天数。但2017年出现反复，登记注册时间再次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018年，登记注册所需时间仍需9.5天，是全国调查样本中所需天数较多的省份。整体而言，在压缩开办企业时间方面，贵州省的商改效果是落后于全国的。

（二）市场主体登记注册涉及的窗口数量从商改前的2.9个下降至2018年的1.7个，略优于全国平均水平。

如图2所示，2014年以前，在贵州登记注册一家市场主体平均需要与 2.9个办事窗口打交道，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商事制度改革后，在贵州省登记注册所需交涉的窗口数量持续下降：在2014年至2016年，需要交涉窗口数量略微下降至2.8个；2017年下降至2.1个，接近全国平均水平；2018年上半年，进一步下降至1.7个，开始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2018年，在贵州，超过35%市场主体实现一窗登记。平均只需要跑1.7个窗口，领先全国平均水平（1.9个窗口），但仍明显落后于全国最佳水平（1.1个窗口）；与贵州改革前的2.9个相比，下降幅度超过40%。整体而言，在“一窗通办”改革上，贵州的改革效果较为明显，呈现后来居上的趋势。

（三）市场主体登记注册所需办理证件数从商改前的3.2个下降至2018年的1.8个，优于全国平均水平。

如图3所示，2014年前，市场主体在贵州省登记注册所需办理证件数平均为3.2个，略少于全国平均数（3.4个）。商事制度改革后，在贵州省登记注册所需办理证件的数量总体而言有所下降。2014年至2016年减少至2个证件，优于全国平均水平；2017年出现波动上升至2.8个，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2018年上半年则又迅速下降至1.8个，优于全国平均水平。

2018年，在贵州，近四成市场主体只需办理一个证件。平均只需要办理1.8个证件，接近于全国最佳水平（1.5个证件）；与改革前的3.2个相比，下降幅度超过40%。

（四）68%市场主体在过去一年间有被上门检查的经历，处于全国最低水平。

如图4所示，整体而言，在贵州省，68%的市场主体反馈，在过去一年间有被上门检查的经历，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是全国的最低水平。在全国，80%市场主体反馈有被上门检查的经历。

如图5，在贵州，30%的市场主体指出被检查的次数有所增加，这一比例接近全国的平均水平（32%）。同时，又有近30%的市场主体提及检查部门的数量有所增加，而这一比例在全国为25%，如图6所示。

（五）73%的市场主体使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信用监管的起点是市场主体到国家信用信息系统查看相关市场主体的信用信息。如图7所示，在贵州省，超过70%的市场主体选择到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上查看交易对象的信用信息，这一比例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与全国最高水平差7个百分点。而有11%的市场主体不查看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以及7%的市场主体不知道这方面信息，低于国家平均水平；其余近10%的市场主体通过其他渠道了解。

（六）2018年，贵州市场主体的“互联网+政务服务”使用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互联网+政务服务”是商事制度改革的主要内容之一。贵州省作为全国“互联网+政务服务”试点示范省，在实行一网办理、再造服务流程、深化信息公开等方面走出了贵州特色之路。

如图8所示，在贵州省，有73%的市场主体明确反馈，知道其所在地有网上办事大厅（系统）；全国平均水平是59%的市场主体明确反馈表示知道；在国内最佳省份则是82%的市场主体明确反馈表示知道。从全国视野看，在贵州，知晓网上办事大厅的市场主体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接近全国最佳水平。

如图9所示，在知道网上办事大厅（系统）的市场主体中，贵州仍有26%的市场主体不使用网上办事系统，这与全国平均水平28%非常接近。换言之，约54%（73%×74%）的市场主体使用网上办事系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42%（59%×72%）。

此外，在知道网上办事大厅（系统）的市场主体中，贵州有39%市场主体常用一个网上办事系统；15%常用两个办事系统。平均而言，贵州省市场主体常用的网上办事系统为2个，贵州全省“办事一张网”的建设仍未完全实现。

贵州省商事制度改革的成效

（一）48%的贵州市场主体认为商改对营商环境有积极影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如图10所示，在贵州，48%的市场主体认为商改后的营商环境有所改善，比全国平均水平高了8个百分点；19%的市场主体认为商改对当地营商环境没有影响，比全国平均水平低了6个百分比；34%的市场主体商改对当地营商环境有消极影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这表明，在2018年，从全国横向比较的角度看，贵州市场主体对于商改在改善营商环境方面的认可度较高。

（二）87%贵州市场主体认为商事制度改革降低了与政府打交道的时间；57%的市场主体认为降低了与政府打交道的费用。

如图11所示，在贵州省，87%的市场主体认为，商改措施能够降低市场主体与政府打交道时间，比全国平均水平高了1个百分点，比全国最佳水平低6个百分点。

另外，57%的市场主体认为，商改措施能够降低市场主体与政府打交道费用，比全国平均水平低了7个百分点，比全国最佳水平低29个百分点。这表明，贵州与的商事制度改革主要是降低了企业的时间成本。

（三）53%的市场主体认为商改对其经营有积极影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如图12所示，在贵州，53%的市场主体认为商改对经营有积极影响，比全国平均水平低7个百分点，比全国最佳水平低了27个百分点。46%的市场主体认为对经营没有影响，比全国平均水平高了8个百分点；1%的市场主体认为对经营有消极影响，比全国平均水平低了1个百分点。这表明，从全国比较的角度看，贵州商事制度改革对市场主体经营的影响相对较小。

（四）全国市场主体投票结果显示，贵州营商环境全国第十七名。

市场主体的认可是最真实的肯定。图13报告了市场主体对全国各地营商环境的主观评价。在全国16个省84个市，每一位受访者都给出了其所认为的“做生意环境相对较好的三个省市”。图13报告了全国各地的得票情况。具体而言，贵州共获得32票，全国约1%的非贵州市场主体认为贵州做生意的环境相对较好。调研结果表明，贵州的商事制度改革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营商环境需要进一步优化。

贵州省商事制度改革的问题

虽然贵州在“互联网+政务服务”方面取得全国领先的进展，但本省市场主体却认为贵州的营商环境改善有限，商改对其经营的积极影响也有限，在其他省份市场主体的认知中，贵州的营商环境全国排名也仅仅位于中段。本文认为贵州商改主要存在以下新问题：第一，贵州企业登记注册所需时间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主要原因在于各市在这项改革上进展步伐不一；第二，贵州的“最多跑一次”改革力度不足，是深化商改的潜在着力点；第三，非农行业的企业获得感不强，是贵州市场主体对于商改积极评价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主要原因；第四，商改之外的问题成为影响营商环境的新问题，这些问题根植于商改，又超出商改。

（一）省内地区差异巨大，导致贵州企业登记注册时间压缩效果有限。

2018年，在贵州省，几乎没有市场主体在1天内能够完成登记注册，能在2-3天内完成登记注册的市场主体也仅有20%。平均需要9.5天才能完成企业登记注册，比全国平均所需的7天慢了2.5天；与贵州改革前的10.1天相比，下降幅度不大，改革效果不明显。

贵州在市场主体登记注册时间改革上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各市在这项改革上进展步伐不一。如图14所示，2018年，在调研的3个市中，毕节市的改革成效最好。毕节市的市场主体登记注册时间一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甚至接近全国最佳水平。但是贵阳市和遵义市整体进展缓慢。贵阳市的市场主体登记注册时间在改革前后无明显变化；遵义市在改革后的市场主体登记注册时间更长了，2017年甚至高达16.8天。

（二）调研各市“最多跑一次”改革进展缓慢，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

“企业和群众办事力争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是中央政府2018年初所提出的商事制度改革的目标与承诺，更是市场主体的诉求。如图15所示，在2018年，14%的贵州市场主体办成一件事需要跑一次，比全国平均水平低了16个百分点，不到全国最佳水平的三分之一。44%的市场主体办成一件事需要跑两次。这意味着，贵州在“最多跑一次”改革上明显落后了。

贵州在“最多跑一次”改革上的落后是因为各市在这项改革上进展都不大。如图16所示，2018年，在调研的3个市中，毕节市的改革成效最好，24%的市场主体可以实现“最多跑一次”，但依然比全国平均水平少了6个百分点。贵阳市和遵义市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遵义市只有8%的市场主体可以实现“最多跑一次”，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

（三）贵州的商事制度改革对市场主体经营的积极影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主要体现在非农行业的企业获得感不足。

贵州的商事制度改革虽然取得不少进展，但是市场主体的获得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这主要表现为以下两点：一是贵州市场主体认为商事制度改革降低了其与政府打交道费用的比例，比全国平均水平低了7个百分点，比全国最佳地区低了29个百分点；二是贵州市场主体认为商事制度改革对其经营有积极影响的比重，比全国平均水平低了7个百分点，比全国最佳的地区低了27个百分点。

经过细分产业分析发现，这主要是因为，贵州商事制度改革对“非农行业”经营的积极影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如图16所示，从产业类别看，无论是工业行业、服务业行业还是其他非农业行业，认为贵州商事对其经营有积极影响的比重均比全国平均水平低。这表明，贵州商事制度改革对“非农业行业”经营的积极影响相对较小。

（四）目前，商事制度改革重点问题未被完全解决，新的主要困难又出现在商事制度改革范围之外。

商事制度改革一直围绕着解决“办照难”、“办证难”、“退出难”等不断深化。从贵州市场主体反馈看，尽管这些问题中的大部分已经不再是市场主体目前所面临的主要困难，但“办证难”这一问题在贵州省仍未被很好地解决。如图18所示，对于“在本地做生意目前遇到的主要困难是什么？”在全国范围内的市场主体提出开办企业难、市场退出难、办理许可证难的比重分比为3%、3%和7%，已经不再是全国平均市场主体目前所面临的主要困难。前两个问题同样也不再是贵州市场主体所面临的主要困难，但在办理许可证方面，10%的贵州市场主体认为有难度，超出了全国3个百分点。

贵州市场主体反馈目前最主要的三个困难分别是市场竞争激烈、成本高和招工困难。这三个困难被提及的比重分别为30%、14%和11%。可以看到，这三个困难也是全国市场主体所普遍面临的主要困难，贵州在市场竞争这一方面略微严重些。

需要明确指出的是，这些新困难是商事制度改革不断取得巨大成效过程所伴随的必然现象。随着改革的不断推进以及贵州大数据市场的发展，市场主体数量迅速增加，为企业的发展提出了新的挑战。由于市场主体数量的增加，产品供给增加，导致产品市场上竞争日益激烈；同时，对生产要素的需求增加使得生产要素的价格相应提高，成本高、招工困难等问题随之而来。

因此，贵州市场主体目前所面临的新困难，根植于商事制度改革带来的市场主体倍增。

贵州省深化商事制度改革的方向

2014年以来，贵州持续推动商事制度改革，初步构建了高效便捷的准入环境，释放了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但贵州商事制度改革也存在许多突出问题与关键难题，根据这些问题，结合社会经济新形势，我们提出以下四点建议。

一、加快压缩市场主体登记注册时间。近些年来贵州的商事制度改革让群众感受到了便利，实干高效的政务环境足以应对商改所带来的办事任务压力。但目前贵州市场主体登记注册时间的优化效果不大，存在办事效率较低、流程较为繁琐的问题。从全国16省份调研看，2018年，75%的省份都有受访对象实现1天内完成市场主体登记注册，而贵州却无一受访案例达到这一标准。因此，贵州仍需深化“放管服”改革，简化企业从设立到具备一般性经营条件所必须办理的环节，压缩办理时间，切实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

二、持续提高“非农行业”的企业获得感。调研结果显示，贵州商改对农业行业经营的积极影响领先于全国，但对工业行业、服务业行业和其他行业的影响较小。一方面，贵州需放宽服务业准入限制,完善市场监管体制，深化服务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优化服务业发展环境；另一方面，贵州应帮助工业企业开拓市场，支持工业企业改革改制，推动工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三、推进“最多跑一次是常态、跑多次是例外”改革。调研数据显示，在2018年，仅14%的贵州市场主体办成一件事只需要跑一次，不到全国最佳水平的三分之一。例如，商改在贵阳已推进了不少，但申报、审批等流程仍然相对冗杂，办证、变更等各项业务的简化在各个区步调不一。贵州需加大力度开展“最多跑一次”改革专项工作，从政策、制度、环境、服务多方面不断优化政府供给，为群众和企业提供更便利、更优质、更高效的服务，达到群众和企业到政府办事“最多跑一次是常态、跑多次是例外”的效果。

四、逐渐加大市场开放程度，开拓贵州商事制度改革的新领域。随着商事制度的改革，贵州的市场主体增加，市场竞争日益激烈，成本高、招工难成为相比于“办照难”、“办证难”等更亟须解决的新问题。因此，贵州需要开放更多市场领域，通过开放来实现内部成长。无论是引起更多的外资和技术来帮助实现产业升级，还是生产出来的产品需要更多是市场来换取利润来实现规模化经济，贵州都需要加大开放程度，从根本上解决市场竞争激烈、成本高、招工难等问题。

统筹：徐现祥、马晶、金奕彤

调研：吴昕帆、付翀、马晶、金奕彤、钟子健、王鑫、樊承耕、李淑宁

执笔：郑诗雅、林建浩、张莉

资助：研究阐述党的十九大精神国家社科基金专项课题《深化商事制度改革研究》（18VSJ0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