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麦克菲谈法国大革命史
彼得·麦克菲（Peter McPhee）先生是墨尔本大学教授，国际知名的法国史专家，曾担任墨尔本大学教务长、历史系主任，他专治法国现代史、法国大革命史，代表作有《农村生活的政治：法国乡村的政治变迁（1846-1852）》《法国南部的革命与环境，1780-1830：科比埃尔的农民、领主和谋杀》等。2016年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他的著作Liberty or Death: The French Revolution，今年值法国大革命两百三十周年之际，中信出版社出版此书的中译本《自由与毁灭：法国大革命1789—1799》，近期译者杨磊采访了彼得·麦克菲教授，请他谈谈近半个世纪以来关于法国大革命的热门讨论和新进展。
您早年的学术著作都是集中于十九世纪法国的农村史和社会史，例如《农村生活的政治：法国乡村的政治变迁（1846-1852）》（The politics of rural life: political mobilization in the French countryside, 1846-1852, 1992），《1789年至1914年的法国社会史》（A social history of France 1780-1914, 2003）后来转向法国大革命史研究，为什么会发生这种转变，这与您的学习和生活经历有哪些联系？
彼得·麦克菲：有两个原因使我的研究兴趣发生了改变。首先，现实的原因是我在1987年的时候获得了墨尔本大学的教职，在艾莉森·帕特里克博士这位杰出的法国大革命史学家的指引下，我希望在她的研究领域内继续深入研究。艾莉森·帕特里克（1921-2006） 是著名的法国大革命史专家，也是我的博士论文导师。她是女性历史学家中的“开拓者”，同样也是一名创新者。她的著作《法兰西第一共和国的人物》（1972年）是第一批利用电脑进行量化分析的史学著作之一。她在这本书中利用早期的电脑分析了1792-1793年在审判路易十六期间的投票模式。得益于这种方法，她准确分析了国民公会中的政治派别。她对我最重要的影响在于鼓励我研究法国大革命对地方城镇和乡村的影响。
第二个重要因素与此密不可分，我对十九世纪法国史的研究让我意识到了1789年至1799年法国大革命遗产的重要性，我需要回过头来研究这一重大事件，毕竟法国大革命是世界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法国大革命的重要遗产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在物质层面上，法国大革命通过实行选举和宪政实现了人民主权；实行自由贸易、废除了贵族对农民在土地种植上的控制以及其他阻碍资本主义发展的措施；通过摧毁贵族和天主教会的特权，树立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法国大革命可以说是自由、民主和资本主义的胜利，这些都对法国的经济、政治和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法国大革命的第二个重要遗产是在记忆层面上，这些记忆既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在思想层面上也同样如此。在法国大革命期间，我们可以看到出现了从绝对主义到议会政治，甚至是共产主义思想（例如格拉古·巴贝夫）这样一整套的思想谱系。由于大革命的动荡深刻影响了每个人，大革命的遗产通过记忆和思想传统的形式流传了下来。这种遗产的影响范围超出了法国国内，因为很多议题都有全球性的影响，例如公民权利、人民主权和人民权威。
在半个多世纪前，在法国大革命起源的问题上，法国历史学家乔治·勒菲弗尔关于法国大革命起源的经典解释遭到了英国历史学家阿尔弗莱德·科班为代表的修正学派的挑战，双方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您是如何看待这场论战的？
彼得·麦克菲：这场论战最初是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冷战背景下进行的，阿尔弗莱德·科班本人对共产主义持否定立场，尽管他是一名优秀的历史学家，但他没有在法国进行足够的档案研究。他和他的追随者成功地指出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对法国大革命一些普遍性解释中的一些问题，但是他们“把孩子连同洗澡水一起倒掉了”。马克思认为法国大革命是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过渡的“典型”案例：也就是说，从一个农业为主体的、由贵族统治大对数农村人口的前工业化社会过渡到一个以资产阶级控制商业和制造业为基础的城市社会。当然，这种转变并不彻底或立即发生。科班及其支持者在论战中强调了两个问题。首先，他们强调法国大革命并不是“不可避免的”，而是由于路易十六及其大臣们犯下了一系列政治错误造成的。也就是说，大革命起源于“上层”而不是“底层”，其次，他们指出法国大革命期间的资产阶级主要是律师和官员，而不是制造业商人和银行家。这些论点是正确的，但是在我看来并没有撼动马克思对于大革命的整体分析：法国大革命加速推动了一个本质上不同的社会和统治阶级的产生。他们指出法国大革命的“资产阶级”不是一个资本家组成的阶级，而是一个由职业团体和官员组成的阶级，他和其他的“修正主义者”在争论法国大革命不是一场阶级斗争上走的太远了。法国大革命很大程度上是由不满的资产阶级造就的，他们有着一套独特的思想和价值观，只有意识到这一点，我们才能理解法国大革命。当然，我们也要从其他因素来解释法国大革命。
在法国大革命二百周年纪念之后，法国大革命史的研究在此之后也一度陷入了沉寂，现在又快三十年过去了，学者们对法国大革命的研究有什么新的进展？
彼得·麦克菲：法国大革命史研究最重要的新领域是将R.R.帕尔默（R.R. Palmer）和雅克·戈德肖（Jacques Godechot）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提出的“大西洋革命”的概念拓展到“全球史”，包括拉丁美洲、伊斯兰世界、印度和其他地区。历史学家现在更倾向于从国际背景下来理解法国大革命的起源、过程和意义。学者们还从理解恐惧这种情感的作用上重新探究了“恐怖统治”的本质。近年来历史研究的重要进展之一就是“情感史”的兴起。这种研究方式认为我们所体会到的情感（例如焦虑、幸福、恐惧、愤怒和同情）在不同的社会和历史时代中都有着不同的感受。它们随着时间而改变。我们需要研究情感史正如我们需要研究思想史一样。在法国大革命期间，1792-1794年来自各个方面的军事入侵、武装反革命以及经济危机对革命者以及反革命者都产生了恐惧和愤怒这种强烈的情感反应。这有助于我们解释这段时期出现的极端暴力行为以及人们为什么愿意相信谣言与阴谋。
对中国读者而言，从全球视角来解释法国大革命的起源还很新颖，在您看来，法国大革命前的国际战争（例如七年战争和美国独立战争）、法国的殖民地与法国大革命的爆发之间有哪些联系？
彼得·麦克菲：法国大革命是由于国内和国际两方面因素引起的。十八世纪是欧洲列强在美洲角逐的世纪：法国、英国、西班牙和葡萄牙都在北美、南美或加勒比海地区进行殖民扩张，奴隶种植园尤为重要。在1763年，七年战争以英国令法国蒙羞而告终，法国在北美丢失大量殖民地，包括加拿大和美国中西部地区。法国支援北美殖民地人民在1776年至1783年反抗英国的斗争的原因之一就是为了一雪前耻。法国的干预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新的美利坚合众国的胜利使得法国完成了复仇的愿望但是也产生了大量国家债务。解决债务问题是路易十六在1789年召集三级会议的主要原因，三级会议也成为了法国大革命的开端。这次国际危机不仅给法国带来了财政危机，而且美国的胜利使得它在当时法国“启蒙”的受教育人群中非常受欢迎。他们将自己视作是“启蒙时代”的“文人共和国”的一部分，他们批判绝对王权和天主教会。美国大使本杰明·富兰克林在1776年至1785年在法国期间非常受欢迎。召集三级会议引爆了公众舆论，那些在1788年歉收中的广大农民对此寄予厚望。
法国大革命在拉丁美洲和伊斯兰世界有哪些影响？
彼得·麦克菲：法国大革命的消息在环地中海地区影响深远，但是接受程度在各个地区都有所不同，不同的穆斯林群体都根据自身情况来接受法国大革命的思想。例如，在埃及，法国大革命激励了那些反抗奥斯曼帝国统治的人们。作为一场谋求自由和国家统一的革命，法国大革命鼓舞了拉丁美洲谋求国家独立的领导者西蒙·玻利瓦尔（他曾在1804年参加拿破仑的加冕礼）。在十九世纪初期，玻利维亚、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和秘鲁这些南美国家都从西班牙统治者赢得了独立。法国大革命还启发了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印度早期民族主义者之一的拉姆·莫罕·罗伊。
本杰明·富兰克林与很多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历史人物都有过联系，例如罗伯斯庇尔曾经将自己法庭辩护记录的抄本寄给他，为什么他会在当时的法国如此受欢迎？
彼得·麦克菲：在1776年至1785年，富兰克林是新的美利坚合众国第一任驻法公使。他在确保法国对北美殖民地反抗英国进行干预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之所以受到欢迎是因为他代表了英勇反抗法国的老对手英国的殖民地人民，英国曾经在1756年至1763年的七年战争中令法国蒙羞，不仅如此，富兰克林还是一个重要的“启蒙人物”，他本人代表了反抗法国王权和宗教的新思想。“启蒙者”认为他们是国际性的“文人共和国”的一部分，他们通过互通书信谈论改革、自由和科学探索等问题。在1789年，法国的革命家将美国看作是榜样和盟友，富兰克林和杰斐逊都像英雄一样受到欢迎。
美国独立战争与法国大革命有着紧密的联系，有人用姐妹共和国来形容二者，在您看来，两者有哪些相似性和不同性？
彼得·麦克菲：尽管1776年的美国独立宣言和1789年的法国人权宣言都提到了“权利”和“自由”，美国独立宣言主要抨击乔治三世和他的政府。美国独立宣言集中表达了美国对英国的不满。与之相反，法国人权宣言在表述上更具普遍性：它所宣称的权利与全世界所有的人都相关。这两个共和国有很多相似之处，尤其是在对人民主权和成文宪法的贡献上，但是法兰西共和国的基本假设是国家统一和中央集权，而美利坚合众国则基于保护国家“权利”反对“联邦”政府。
托克维尔认为大革命在一夜之间完成了几代人的任务，大革命与旧制度之间并没有完全的断裂，您在所著的法国大革命史中多次提到托克维尔，您是如何看待他的观点的？
彼得·麦克菲：托克维尔是十九世纪杰出的思想家。尽管他出身的贵族家庭在大革命期间遭受了剧变，他还是能够超脱对大革命的敌视，承认法国大革命在某些方面永久地改变了法国，尤其是强化了中央集权和推翻了贵族统治。对托克维尔而言，法国大革命是“现代性 ”和统一管理的胜利，民主政治取代了原有的贵族精英的统治。
您曾经出版专著《法国南部的革命与环境,1780-1830：科比埃尔的农民、领主和谋杀》（1999年）（Revolution and environment in Southern France, 1780-1830 : peasants, lords, and murder in the Corbière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专门探讨法国南部的环境与大革命之间的关系，法国大革命是如何影响科比埃尔的环境的？
彼得·麦克菲：我选择科比埃尔地区是因为它是法国南部（位于朗格多克省）环境矛盾最突出的地区之一，当地居民开垦山地种植葡萄等作物造成了水土流失。科比埃尔的人民是支持革命的，但是在牧羊人和贫苦农民之间有着很多冲突，前者要求山地应该撂荒而后者要求开垦山地种植作物。大革命加剧了长久以来就存在的环境压力。我对科比埃尔感兴趣的另一个原因是，我想了解法国大革命对这样一个远离巴黎、农民说奥克语而不是法语的贫困地区有着怎样的影响，因为我发现他们认为大革命与他们息息相关。在整个法国，大革命对环境施加了更大压力。这主要是由两个原因造成的。首先，王室权威的崩塌意味着农民非法采伐不会被逮捕和惩罚，直到拿破仑·波拿巴在1804年重新恢复秩序后才发生改变。其次，在法国大革命前，村庄中的领主与他们所在的社区约定，同意农民在“公有”土地上放牧，以此来换取回报。这些公有土地归整个社区所有，但是通常由领主控制。在1789年后，封建领主体制的破产使得农民经常非法占有这些公有土地，他们清除树木和灌木并且开始种植作物。与法国南方很多地区一样，科比埃尔很多山地丘陵在被清理后，通常会种植酿酒用的葡萄，这些山地在暴雨过后很容易引起水土流失。法国大革命加剧而不是开启了环境恶化，环境恶化从七千年前开垦和农业后就开始了。到了1800年，法国的森林覆盖率达到历史上的最低点，只有今天的一半，随着人们意识到无节制开垦山地的危害，环保意识在当时就产生了。
在法国大革命时期环境史的领域中，还有哪些最新的研究？
彼得·麦克菲：最近在法国大革命时期环境史的研究领域内，卡洛琳·福特（Caroline Ford）、基科·马特森（Kieko Matteson）和我本人都出版了一系列著作，法国历史学家安德烈·科沃尔（Andrée Corvol）以及她的团队对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森林进行了研究。我们现在意识到环境问题在法国大革命时期是一个重要议题，在法国森林资源的问题尤为严重。我很惊讶地发现，在当时关于环境问题的激烈辩论不仅发生在科学家之间，农民也参与其中。这个新的研究兴趣同样反映了我们所处时代的问题，因为我们都知道环境问题是当今世界最严峻的挑战之一。但是，在环境史领域还没有大量的著作出版。
法国大革命对今天的法国有哪些深远的影响？
彼得·麦克菲：法国大革命对今天法国最深远的影响是建立了一个全国范围内基于统一法律和治理原则上的世俗化的、中央集权式的国家，个人或团体都没有任何特权。1792年理想中的共和国是“统一不可分割的”，这个原则在今天仍然体现在强调民族性和统一的治理上，例如统一的教育课程。国家保护宗教自由但是反对任何在学校等“公共场所”传播宗教。在当今法国仍然在学校教授少数民族的语言和在公共场合穿着宗教服饰上有所争议。
您在未来有哪些法国史写作计划？
彼得·麦克菲：我现在正在写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外交史。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革命家们认为外交之前一直都是统治者为了自身领土利益而进行的秘密行为，他们希望外交更加公开化，他们希望外交是友善的“各国人民”之间“友好的”交往。在1792年之后，大同世界的希望被战争带来的民族对立破灭，拿破仑重新确立了原有的外交体系，不同的是他任命了有能力的外交官而不是贵族。我对外交感兴趣的原因是我们当今的世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以联合国为基础的国际外交越来越多地受到持民族主义立场的统治者的挑战，例如美国总统特朗普，他眼中的国际关系更像是国家间的竞争而不是国家间必要的和平共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