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大学｜16省营商环境调研⑿：云南51%受访者跑三次
【编者按】
2018年7月19日至8月20日，中山大学徐现祥教授主持的《深化商事制度改革研究》课题组，在研究阐述党的十九大精神国家社科基金专项课题《深化商事制度改革研究》（18VSJ069）资助下，赴全国16个省（省、自治区、直辖市）、84个市（地级市及副省级城市）182个区的政务办事大厅，从工商营业执照、各类许可证、市场监管以及互联网+政务服务等四个维度，随机访谈前来工商办事窗口办理业务的市场主体办事人员。在本次全国调研中，随机访谈成功率约为85%，收集到有效调查问卷合计4160份。
课题组在云南省随机抽取了4个市，分别为昆明市、玉溪市、昭通市、普洱市，随机访谈成功的有效问卷是154份。调研结束后，课题组清理、整理了有关全国和云南商事制度改革的第一手数据资料与舆情反馈，并从全国视野考察云南省商事制度改革的新进展、新挑战以及新方向。
现将主要情况报告如下。
云南省商事制度改革的最新进展
（一）在云南，市场主体登记注册所需时间从商改前的5.7天上升至2018年的6.4天，但仍优于全国平均水平。
如图1所示，在2014年前（商事制度改革前），市场主体在云南省登记注册平均需要5.7天，处于全国最佳水平，比全国平均水平少2.7天。商事制度改革后，在云南省登记注册所需时间开始与全国平均水平趋近。在2014年至2016年，上升至7.9天，但保持低于全国平均所需天数；2017年下降至6.0天；2018年略上升为6.4天，几近全国平均值。整体而言，自启动商改以来，虽然云南省市场主体注册登记时间一直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这种优势在不断缩小。
（二）在云南，市场主体登记注册所需交涉的窗口数量从商改前的2.3个下降至2017年的1.8个，略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2018年出现反复。
如图2所示，2014年以前在云南登记注册一家市场主体平均需要与 2.3个办事窗口打交道，比全国平均所需的2.6个少了约0.3个窗口。商事制度改革后，2014-2016年间在云南省登记注册所需交涉的窗口数量下降至1.8个，低于全国平均水平0.4个；2017年维持在1.8个，但2018年上半年出现反复，急剧上升至3个，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三）在云南，市场主体登记注册所需办理证件数从商改前的3.0个下降至2017年的1.4个，成为全国最佳水平，但2018年出现反复，上升至2.4个，高于全国平均水平0.4个。
云南省相继实施了“三证合一”、“五证合一”、“多证合一”改革，共整合22个部门的39项涉企证照事项，有效解决了企业材料重复交、部门多次跑的问题。
如图3所示，2014年前，在云南省，市场主体登记注册所需办理证件数平均为3.0个，比全国平均数3.4个少0.4个证件，优于全国平均水平。商事制度改革后，在云南省登记注册所需办理证件的数量大幅下降。2014年至2016年减少至1.9个证件，更高幅度地优于了全国水平；2017年下降至1.4个；2018年上半年则出现回弹现象，上升至了2.4个，开始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
2018年，在云南，超过30%的市场主体只需办理一个证件。平均需要办理2.4个证件，虽然与改革前的3.0个相比下降了20%，但与当前全国最佳水平（1.5个证件）相比仍有一定差距。
（四）在云南，43%的市场主体知道网上办事大厅，31%的市场主体使用网上办事系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互联网+政务服务”是商事制度改革的主要内容之一。如图4所示，在云南省，只有43%的市场主体明确反馈说，知道其所在地有网上办事大厅（系统）。从全国视野看，平均59%的市场主体明确反馈说知道。最佳省份更是达到82%的知晓率，比较可知，云南网上办事大厅的知晓率比全国平均水平低了16个百分点，比最佳水平低了39个百分点。
图5进一步呈现知晓网上办事大厅的市场主体对于信息系统的使用情况。其中，在知道网上办事大厅（系统）的云南市场主体中，29%的市场主体常用网上办事系统个数为0，对应地全国平均水平是28%。换言之，在知道网上办事大厅（系统）的云南市场主体中，有71%使用了系统。通过简单计算可知，在云南省，仅有31%（43%×71%）的市场主体会使用网上办事（系统），全国平均水平则是42%（59%×72%）。
此外，在知道网上办事大厅（系统）的市场主体中，云南有37%市场主体常用1个网上办事系统；18%常用2个办事系统；8%常用3个办事系统，与全国平均水平大致相当。平均而言，云南省市场主体常用的网上办事系统为1.3个，与全国平均水平持平，尚未实现“一网通办”。
整体而言，云南网上办事大厅的知晓率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这表明相关宣传推广工作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尤其是在调查的昭通市和普洱市，其网上办事系统宣传不够，甚至还未形成成型的网上办事大厅（系统）。网上办事大厅使用率的贡献则主要来自于昆明和玉溪两个调查城市。其中，玉溪市已经逐渐推广网上提交材料、预审、预约取号、进度查询、办事指南查询等网上信息系统的使用，追求全程网办。
（五）在云南，85%市场主体在过去一年间有被上门检查的经历，除2014-2016年间成立的企业被检查情况较低外，其余年份成立的企业与全国平均水平大致趋同。
如图6所示，整体而言，在云南省，85%的市场主体反馈，在过去一年间有被上门检查的经历，高于全国平均检查比例6个百分点，低于全国最大检查比例11个百分点。
在云南省，在2014-2016年间成立的企业被上门检查的占比较低，仅有53%，远低于同年的全国平均水平（82%）。2014年以前成立的市场主体，89%反馈说有被检查，2017年间成立的市场主体，83%反馈说有被检查，均与全国平均水平几乎持平；2018年间成立的市场主体，67%反馈说有被检查，比全国平均水平高了约11个百分点。
云南省商事制度改革的成效
（一）2018年，全国市场主体投票结果显示，云南营商环境位列全国第十四名。
市场主体的认可是最真实的肯定。在全国16个省84个市，每一位受访者都给出了其所认为的“做生意环境相对较好的三个省市”，图7是全国各省的得票情况分布，体现了市场主体对全国各地营商环境的主观评价。其中，上海、广东和北京分列前三名，云南省仅排名第十四位；在西部地区12个省中，位于四川、重庆和新疆之后，位列第四。具体而言，云南共获得40票，全国约1%的非云南市场主体认为云南做生意的环境相对较好。这是全国市场主体对云南商事制度改革以及营商环境建设的最真实反映，整体而言，虽然云南在西部地区位于前列，但在全国仅仅位列中游，云南的商事制度改革还有较大提升空间，营商环境还需进一步完善。
（二）2018年，88%云南市场主体认为商事制度改革降低了与政府打交道的时间，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61%的市场主体认为降低了与政府打交道的费用，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如图8所示，在云南省，88%的市场主体认为商改措施能够降低市场主体与政府打交道时间，比全国平均水平高了2个百分点，比全国最佳水平低5个百分点。
另外，61%的市场主体认为商改措施能够降低市场主体与政府打交道费用，比全国平均水平低了3个百分点，比全国最佳水平低25个百分点。这表明，云南的商事制度改革主要是降低了企业的时间成本，在费用成本上还有待进一步降低。
（三）2018年，云南市场主体认为商改对营商环境有积极影响的比例较仅有36%，低于全国平均4个百分点。
如图9所示，在云南，仅有36%的市场主体认为商改后营商环境有所改善，比全国平均水平低了4个百分点，比全国最佳省份低了22个百分点；28%的市场主体认为没有改变；36%的市场主体认为变差了，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这表明，在2018年，从全国横向比较的角度看，云南市场主体对于营商环境建设的评价仍有较大改善空间。
（四）云南商事制度改革对市场主体经营的积极影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超六成市场主体认为没有影响。
如图10所示，在云南，32%的市场主体认为商改对经营有积极影响，比全国平均水平低28个百分点，仅是全国最佳水平的一半；高达66%的市场主体认为对经营没有影响，是全国最高比例；1%的市场主体认为对经营有消极影响。这表明，从全国比较的角度看，云南市场主体对于商事制度改革的获得感有限，对于经营影响的评价仍有较大改善空间。
云南商事制度改革对非国企和中小规模市场主体经营的积极影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如图11所示，从所有制看，国有企业认为云南商改对其经营有积极影响的比重比全国平均水平高了14个百分点，而私营企业和合资企业的认可比例分别比全国平均水平分别低了35个百分点和13个百分点。如图12所示，在各种就业人数的市场主体当中，只有规模500人以上的市场主体，其认为商改对经营有积极影响的比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这表明，市场主体对云南商事制度改革的获得感存在不对称性，其中非国企和中小企业的获得感和认可度较低。
图12 不同规模市场主体对商改积极影响的认可度情况
云南省商事制度改革面临的新问题
虽然云南省的市场主体认为商改降低了其与政府打交道的时间成本和金钱成本，但同时，云南省的营商环境提升空间还很大，注册登记的效率改进出现反复，市场主体的获得感和评价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隐含的新问题值得深思。主要存在以下新问题：第一，云南省的“互联网+政务服务”建设不足，加强“互联网+政务服务”是深化商改的潜在着力点；第二，“最多跑一次”改革推进不到位；第三，商改之外的问题成为影响营商环境的新问题，这些问题根植于商改，又超出商改，即新兴问题的出现值得关注；第四，中小规模企业、非国有企业获得感不强，是云南省市场主体对于商改积极评价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主要原因。
（一）2018年，云南市场主体的“互联网+政务服务”知晓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互联网+政务服务”是信息化时代的必然趋势，云南也跟随一线城市的脚步开通基于互联网的政务办理渠道。但目前网上办事大厅的知晓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其进步空间还很大。
如图13所示，从回答不知道的市场主体年龄结构看，云南与全国并没有区别。但是与全国同年龄内部的横向对比，40-50年龄区间内不知道网上办事大厅的人相对是最多的，而此年龄段营业人士占比也较高，因此还需要在这个年龄段加大互联网系统的宣传推广。
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玉溪市在互联网+政务服务做的比较好，红塔区作为“互联网+政务服务”试点，微信公众号可以实现预约、查询进度的服务；部门间已经能够通过网络实现信息共享，打破各部门之间信息孤岛。
（二）在云南，约59%的市场主体使用网上信用信息系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信用监管的起点是市场主体到国家信用信息系统查看相关市场主体的信用信息。如图14所示，在云南省，仅59%的市场主体选择到国家信用信息系统上查看交易对象的信用信息。这一比例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与全国最高水平相差了近20个百分点。这主要是因为，在云南有约42%的市场主体不查看甚至不知道国家信用信息系统；此外，还有1%的市场主体通过其他渠道查看交易对象的信用信息。
（三）2018年，云南的“最多跑一次”改革稍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
“企业和群众办事力争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是中央政府2018年初所提出的商事制度改革的目标与承诺，更是市场主体的诉求。如图15所示，在2018年，27%的云南市场主体办成一件事只需要跑一次，比全国平均水平低了3个百分点，只有全国最佳水平的一半左右；22%的市场主体办成一件事需要跑两次；跑三次的比例却达到了全国最高。整体而言，过半（51%，跑3次占比36%，跑4次以上占比15%）市场主体需要跑三次以上，云南在“最多跑一次”改革上明显落后了。
云南在“最多跑一次”改革上的落后是因为各市在这项改革上进展都不大。如图16所示，2018年，在调研的4个市中，昭通市的改革成效最好，但也只有33%的市场主体可以实现“最多跑一次”，仅超过了全国平均水平四个百分点，玉溪市与全国平均水平大致相当，其他2各市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比如昆明市，只有24%的市场主体可以实现“最多跑一次”，普洱市只有25%的市场主体可以实现“最多跑一次”，皆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四）目前，云南市场主体所面临的主要困难在商事制度改革范围之外。
商事制度改革一直围绕着解决“办照难”、“办证难”、“退出难”等不断深化，不过，从市场主体反馈看，这些问题已经不再是市场主体目前所面临的主要困难。如图17所示，对于“在本地做生意目前遇到的主要困难是什么？”云南市场主体主要面临问题是“市场竞争激烈”、“成本高”、“融资难”，相关问题被提及的比重分别为56%、29%和20%，远高于全国范围内的比重25%、16%和10%。可见，虽然这三个困难也是全国市场主体所普遍面临的主要困难，但是云南省的情况显得尤为严重。
需要明确指出的是，这些新困难是商事制度改革不断取得巨大成效过程所伴随的必然现象。因此，云南市场主体目前所面临的新困难，根植于商事制度改革带来的市场主体倍增。这些主要困难不是目前的商事制度改革所能够直接解决的。
云南省深化商事制度改革的方向
云南商事制度改革直面长期以来困扰“放管服”领域的突出问题与关键难题，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深化改革，做到老百姓关心什么、期盼什么，改革就要抓住什么、推进什么，注定是一场攻坚战和持久战。根据云南省商事制度改革面临的新问题，结合社会经济新形势，我们提出以下四点建议。
一、发现改革奇异点，遏制低效率反弹。目前，云南商事制度改革在市场准入便利度，比如登记注册所需时间、所需打交道窗口数量等方面均有回升趋势，还需进一步加强改革的力度并将其作为改革重心。
二、抓住云南薄弱点，着力改进。云南省的营商环境处于调查省市尾部，接近全国最低水平；市场主体反映的经营困难中三大问题“市场竞争激烈”、“融资难”、“成本高”都远远超出全国比例。这些问题都反映出云南省在很多方面还需再下功夫，其提升空间仍然较大，抓住改革后云南省的劣势，为进一步完善找好目标，做好充分准备。
三、推进“最多跑一次”改革，弥补云南商事制度改革的参差不齐。从全国视野看，云南商事制度改革在“最多跑一次”改革上落后了全国平均较多。“跑一次”抓住了市场主体办事的核心诉求，是倒逼政府自身改革、转变职能的重要抓手。从全国16省调研看，2018年大部分省区市正在积极推进这项改革。目前，在云南省，平均而言，只有27%的市场主体办成一件事需要跑一次，比全国平均水平低，主要是由于各市在这方面的改革参差不齐，其中昆明和普洱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拉低了云南省的改革成效，云南需要做到各市均衡改革，一同完善。
四、重视“数字政府”的需求侧建设，增创云南商事制度改革的新优势。在大数据时代，智慧政务、信用监管是大势所趋。云南省顺应时代，跟随一线城市的脚步，也推广使用了网络信息系统等数字化信息渠道。然而，云南市场主体的“互联网+政务服务”使用率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主要表现在云南省内知晓网上办事大厅的市场主体比例比全国平均水平低了十六个百分点；使用网上信用信息系统查看信息的市场主体比例比全国平均低了6个百分点。“数字政府”建设需要“供给端”和“需求端”两端发力，进一步帮助互联网信息系统进入市场主体。切实加强对数字政府建设的宣传，提高市场主体的知晓率、使用率和粘性，是当下亟需开展的工作。
统筹：徐现祥、马晶、金奕彤
调研：邓益萌、廖忠圣、马晶、金奕彤、钟子健、王鑫、樊承耕、李淑宁
执笔：纪昕冉、林建浩、徐现祥
资助：研究阐述党的十九大精神国家社科基金专项课题《深化商事制度改革研究》（18VSJ0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