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四”凶“八”吉？古人可不这么看

金开诚（1932-2008），原名金申熊，江苏无锡人，著名学者，历任北京大学教授、九三学社第七届中央委员、中央执行局委员、宣传部部长等职。金开诚先生长期从事中国古代文学、文艺心理学、书法及戏剧等方面的研究，《传统文化六讲》（北京出版社，2019年5月）是其深入浅出介绍中华文化的“小书”，分为“传统文化和古为今用”“古代诗歌”“书法艺术”“文艺心理学”“成才与成功”“阅历与读书”几个部分，呈现了作者在不同领域的成就及治学的心得体会。澎湃新闻经授权节选片段刊发，原标题《亦庄亦谐说“四”“八”》。

甲：我发现很多人对数字怀有奇怪的心理倾向，或爱或憎，或趋或避。数字招谁惹谁了？为什么会有这种心理倾向呢？

乙：数字并没有招谁惹谁。因此，你说的现象只能从各人的主体方面寻找原因。例如某个数字曾和某人的祸福遭际发生联系，于是他就对这个数字有了爱憎倾向。

甲：如果是这样，倒也罢了。但现在有不少人避“四”趋“八”，仅仅因为“四”与“死”音近，“八”与“发”音近。这即使作为迷信来看，也未免太浅薄可笑了。

乙：避“四”趋“八”的确在社会上相当流行，但也有例外。友人某君就曾说，“四”是最好的数字，有“四”就意味着安稳牢靠。例如桌子、椅子，只有四条腿的最适宜，既便于使用又最为稳定；汽车有四个轮子，行驶迅速而安全；人有四肢，便于活动与创造。国家有“四大班子”，有利于稳定与发展；“文革”中“四大班子”都不起作用了，只有“中央文革”做充分的表演，结果乱了十年，差点把国家搞垮。我们现在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努力实现“四个现代化”，国家才能长久安定并日益富强。他这些说法，听起来很有点意思。

甲：“四”在中国文化中的确是个重要的数字。例如天有“四时”，春夏秋冬；地有“四方”，东西南北；社会分工有“四民”，士农工商；孔门教育有“四科”，德行、言语、政事、文学；语言音调有“四声”（平上去入，现代普通话则为阴阳上去四声）；书籍分类有“四部”，经史子集；国有“四维”，礼义廉耻；人有“四端”，仁义礼智；书法有“四体”，正草隶篆；中医有“四诊”，望闻问切；饮食有“四大菜系”，川鲁苏粤。戏曲行当有生旦净丑，功夫有唱念做打；其中京剧对“四”尤为崇尚，例如“四大名旦”梅尚程荀，当初推选时徐碧云得票第五，故而曾有“五大名旦”之说，但终于还是“五”不敌“四”。而且“四大名旦”之后再来一个“四小名旦”，似乎要让“四”的模式代代相传。京剧还有“四大须生”，“海派”的说法是谭余麒马，“京派”的说法是谭马杨奚，二者都有不妥之处。“海派”把余叔岩列在谭富英之后，但余的辈分比其他三人为高，不宜并列；“京派”排斥麒麟童（周信芳），地方偏见太重。其实，只要改为“五大须生”（谭马麒杨奚），问题就解决了；但“五”不如“四”合乎传统惯例，所以至今仍各说各的“四大须生”。中国人对“四”历来看重，有时甚至硬要凑成“四”数，如举国认同历史上有“四大美人”，这说明“选美”活动实际上是中国人首先搞起来的；但选出美人四个并无必然理由，例如赵飞燕不入选，但无人能证明她不如杨玉环；可见“四大美人”是在“四”模式的巨大影响下凑成此数。又民间流传的唐祝文周“四大才子”故事，为了凑数还不惜在唐伯虎、祝枝山、文徵明三个历史人物之外再造出一个“周文宾”。可见“四”模式在中国文化中影响有多大。

乙：“凑四”这种现象的确存在。但“四”在社会生活和文化领域中广泛运用，竟然构成一个模式，我总觉得不是偶然的。试想一张桌子，装上四条腿，的确是最为完整、稳当而简洁地支撑全面；三条腿不稳当，五条腿不简洁。由此可见，“四”是一个较有概括力度、适于架构整体的数字。又如世界各民族都将一年分为四季，虽然其具体划分由于地带寒温而颇有差异，但并没有哪个民族将一年分为三季或五季。这显然因为分成四季既能简洁地概括全年，又最能集中表现各季的特征；而抓住特征正是进行概括的根本着力之点。如四方与四季虽然有别（一指空间，一指时间），但就四方的每一方各有特征这一点而言，却与四季有相通之处。四方如改为五方、三方，未尝不能概括全方位，但究竟不如东南西北四方更能清晰而不混淆地显示各个方位的特征。

甲：照你这么说，“四”模式的运用简直是“天造地设”了？

乙：就“四季”“四方”而言，“四”模式的运用应该说是准确地反映了客观事物本身具有的结构状况。由于在传统文化中“四季”“四方”分属“天”“地”，所以要说这两个“四”模式是“天造地设”的也未尝不可。但是，客观世界中的各种事物，其结构模式绝不会是单一的，“四”模式只是其中之一；只不过这种模式的适用性的确很大，尤其在中华传统文化中深受重视。因此不应该让避忌“四”的错误心理在社会上蔓延，以至于影响对客观事物的认识与架构。

甲：其实，在古人心目中，“四”还是个很“吉利”的数字，例如以“良辰、美景、赏心、乐事”为“四美”；以福禄寿禧为“四喜”；脍炙人口的《四喜诗》也以“四”架构，把久旱逢雨、他乡遇友、洞房花烛、金榜题名四事视为人生大喜。“四”在人们心目中，还往往是完满、周全的象征。这种观念虽无科学依据，但至少有一定的文化根源，绝不像以“四”为“死”之类的心理那样浅俗。

乙：把数字与吉凶祸福联系起来都属迷信；迷之较深就会成为某种心理障碍，不利于工作与生活。有人为了使车牌和电话号码有“8”而不惜花大钱，“8”字越多费用越大。反之，车牌号电话号有“4”则长久心里不痛快。像这种满心疙瘩的人如何能潇潇洒洒过日子，干净利落办事情？

甲：我听人说过一件事，不知是真的还是笑话。有人出差办事，在宾馆住的是440房间，心里就有疙瘩，事情也办得不顺利。他到服务台要求换房，可是宾馆已经住满了。服务小姐对他说：“440这个房间，我们总是留给出差办事的人用，图个吉利嘛。”“440怎么会吉利呢？”“440就是‘事事灵’，也就是‘事事如意’嘛。”此人听了这番鬼话竟然心情大变，事情也办成了。后来他还常跟人说“440”这个数字非常吉利。这真是太可笑了。

乙：既然如此，我就也来说个笑话，那可绝对是真的。有一年我在南京寓所，早晨忽被电话铃声惊醒，原来是上海某报的电话采访，要我谈谈对“518”的感想。我睡意未消想不起“518”是什么纪念日。对方说，今天就是“518”，是全国各地大办婚事的日子。我们就是要你对这种现象谈谈看法。我听了觉得有点心烦，大家办婚事，为何要把我这个人叫醒来谈看法？于是就产生了想要开个开玩笑的心情，从而讲了如下一段胡言乱语：“我认为‘518’这个日子最不宜结婚。因为‘八’这个数字有分离与相背之象，所以‘分’字从‘八’从‘刀’。东汉时期高度成熟的隶书称为‘八分书’，唐代张怀瓘曰‘若八字分散’，清代包世臣解曰‘八，背也，言其势左右分布相背然也’。‘518’三字，5像渔钩，结婚为双方情投意合之事，岂能用渔钩这种阴险之物以诱饵骗取对象？1则是光棍一条的形象。8不但有分离、背离之意，而且其阿拉伯字乃手铐之形，其象大凶。因此，‘518’这个日子最不宜于结婚。”记者问：“你这番话能不能见报？”我说：“万万不能，我说的只是笑话，正如同把‘518’视为‘吾要发’也是笑话一样。”电话采访结束后，我匆匆吃了早饭，赶紧跑到大街上去看，仅仅从寓所门口走到大行宫，就已经看到二十个结婚车队，大多非常豪华，使我油然而生盛世升平之感，不禁对刚才接受采访时说的那些话颇有悔意。“518”全国大办婚事有什么不好？这样的好事，若非国家安定繁荣怎会出现？我又想，如果记者对我重做采访，我定要把“518”三个字说得美好之极。反正一切把数字与吉凶联系起来的说法根本就是胡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