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记忆丨我的父亲何思源
先父何公思源是国民党中一位爱国的政治家。从旧中国到新中国，在他一生的政治生活中曾走过不少曲折的道路，事迹很多。但我过去由于年纪较小，不谙世事，对他的政治活动了解不多。兹仅就我亲身经历的一些事情略作叙述。
在做人质的日子里
父亲自1928年即任山东省教育厅长，抗战期间，从1938年至1942年又以教育厅长兼任鲁北行署主任及游击指挥，组织游击队在鲁北平原开展游击战争。母亲何宜文带着我们四个孩子潜居天津英租界。那时一些国民党大官多把家属送往大后方或香港等地，父亲没有那么多钱供我们在大后方生活，而我们这四个孩子都很幼小，我最大，1938年时才八岁，最小的妹妹只有四岁。母亲又是法国人（已入中国籍）。在游击区随军活动有困难，所以只好把我们放在距鲁北较近的天津。鲁北行署有一支水上保安大队，常化装成商贩，由利津老鸹口乘帆船到天津搞情报工作，并进行物资交换，运去黄豆、水产品，换购药品、电料等军用物资，同时接济我们的生活费用。每次都由父亲的老勤务员张宪五来往联系。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侵略军占领了天津的英租界。母亲急忙托人租房子，迁到意大利租界。不料没有逃脱日军的魔掌，12月31日我们便成了日军手中的人质。这天上午巡捕来传唤母亲到意租界工部局去，那里有日本宪兵，意租界当局就把母亲引渡给日本宪兵了。日本宪兵说，他们早已知道我们藏在英租界，并出示了截获的母亲与父亲的通信。又说：“皇军要同何思源先生合作，请你去山东走一趟，劝劝他”。他们不顾母亲的抗议，把母亲押回家中，命立刻收拾行李，由驻鲁北沾化的日本宪兵小队长小林爱男把我们母子五人押上火车，坐的是三等慢车，当晚到沧县，次日改乘汽车到惠民，住在一个日本人家中，有日本人监视，伪军便衣看守。日本人给我们照了一张与小林爱男的合影。后来我们才知道，日军把这张照片放大，连同劝降信一起，派邮差送给父亲，父亲没有拆看信的内容，就集合部队，当众把信撕得粉碎，并明确表态：坚决抗战到底，决不投降！只留下这张照片作为日本侵略军的罪证。
那时日军已宣布：以我们母子五人为人质，并以南京伪部长或山东伪省长的职位（任择其一）为诱饵，逼迫父亲与他们“合作”。否则，就要对父亲进行“扫荡”，并且扬言要把我们母子放在日军队伍前面，父亲如抵抗，就先打死自己的家属。以此来胁迫父亲投降。不过，这些话日本人没有对我们讲。
负责看管我们的伪军小头目姓丁，此人对我们暗中相当照顾，他对日本宪兵说，押在这里不方便，就另找了一所民房给我们居住，虽仍有伪军看守，日本人却不常在跟前。每餐由饭馆送饭，他还买来罐头，说是父亲托他买的。原来鲁北行署对伪军工作做得很深入，惠民的伪军，包括伪军司令在内许多人都与游击队建立了关系，姓丁的也是其中之一。因此日军的活动，父亲瞭如指掌。不久，父亲通过伪军关系，派来老勤务员张宪五扮成伪军士兵来照顾我们的生活。并带来父亲写在小纸条上的法文密信，叫母亲不要怕，日本人决不敢杀害你和孩子。从此几乎每天都有人秘密来往传递信息。在父亲鼓励下，母亲更加坚强，小林爱男几次要母亲给父亲写信劝降，都被拒绝。父亲的一个旧朋友，山东大汉奸伪新民会长兼伪教育厅长朱经古也派人来慰问和劝告，母亲也未理睬。有一次，母亲面斥小林爱男：“你们打不了何思源，拿妇女小孩出气，真卑鄙！”小林爱男恼了，拔出手枪比划说：“皇军的宽大，要不，你们死了死了的有！”
过了几天，姓丁的和几个日伪兵带着母亲坐一辆大骡车走了，说是去找父亲，把我们四个孩子交给张宪五照看。三天后母亲回来了。说没有找到父亲，但后来母亲告诉我，她在一天夜里，在清河镇同父亲见了一面，那是姓丁的请日本兵上炮楼喝酒的时候，在伪军的帮助下，父亲进来同她秘密会见的。后来父亲说那些日本兵是“傻种”。
有一天，忽听门外闹嚷嚷，大队日伪军从门前经过，还有许多辆炮车，后又听到远处有炮声，看守的伪军说：“皇军去扫荡何思源啦”，母亲很担心。过了两天，饭馆送饭的人趁看守不在跟前，偷偷地对母亲说：“日本兵回来了，死了不少人，拉回一汽车死尸。”从此对我们放松了一些，准许母亲上街走走。
原来在这段时间里，父亲对日寇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因为在这件事情上意大利租界当局是帮凶，父亲就电请重庆把在河南的70名意大利传教士和修女集中软禁起来，宣布：日军如杀害我家属一人，我将杀意大利十人以为报复。同时，派人到天津、北平、上海、南京，投书各外国使领馆、教会、慈善团体等，揭露和谴责日军违反国际公法、以妇孺为人质的罪行，声明扣押意侨为反人质是万不得已，后果应由日方负责。此事传播中外，日军大为丢丑，意大利驻南京大使为了意侨安全，也向日军交涉。日本侵略军头子冈村宁次不得不下令山东日军司令限期将何思源家属送回天津。但是山东日军还不甘心，又对父亲发动一次大规模袭击，企图将父亲活捉，也未得逞。当然，这些情况我们是后来才知道的。
1月下旬，小林爱男说让我们回天津，就把我们送到济南，住在石太岩饭店，有些不相识的人偷偷地来探望，送来水果点心，流着泪走了。沦陷区的人民对我们真是情谊深厚啊！朱经古请我们吃了一顿饭，又陪母亲去见日本司令土桥，土桥假惺惺地表示慰问，他要求母亲在济南发表广播讲话，承认她是“自愿”在日军协助下来山东寻夫，没有寻到，现在要回天津，“感谢皇军照顾”。母亲说：“我的中国话讲得不好，不会广播。如果一定要我讲，我只能照实说，不会说瞎话”。土桥无法，只好叫小林爱男把我们送回天津。那已是1月底了。
吴化文帮助我们全家团聚
吴化文原为韩复榘的手枪旅旅长，韩复榘任山东省主席期间，常派父亲替他点验部队，父亲也借此机会对韩的第三路军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因此同三路军的各师旅长都很熟，手枪旅是韩复榘的亲兵，父亲同吴化文接触尤多，关系很好。沈鸿烈任国民党山东省主席时，吴化文部改编为新四师，又将一部分地方部队编为暂编第一师，吴化文身兼两个师的师长，是沈鸿烈省政府的主要依靠力量。虽然归国民党鲁苏战区总司令于学忠指挥，但与于学忠部有矛盾。
1942年春夏间父亲奉沈鸿烈之召，由鲁北回鲁南省政府，并将沈留在鲁北的一部分原海军陆战队带往鲁南。是年秋沈鸿烈去重庆，不久，重庆发表五十一军军长牟中珩为山东省主席，沈鸿烈为国民政府农林部长，这是沈鸿烈与于学忠矛盾斗争的结果。省府改组后，父亲改任民政厅长，教育厅长由该厅。秘书主任刘道元升任。
牟中珩接任省府主席后，与吴化文关系更加恶化。又加当时鲁南国民党统治地区日益缩小，年成荒歉，军队密集，横征暴敛，老百姓有的饿死，有的逃亡，军队给养十分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吴化文就率部投敌，任伪第三方面军总司令。据说拉拢吴化文投敌的是宁春霖，此人原为沈鸿烈的全省保安司令部的参谋处长，沈鸿烈去后，他在政治上无出路，因他是东北讲武堂出身，与东北系大汉奸关系很多，就拉拢吴化文投敌，他自己也以此当上了伪第三方面军副总司令。当时父亲虽然距吴化文驻地甚近，并为旧相识，但不能为他解决任何实际问题，也就无力对他施加影响。而且父亲身在牟中珩的省政府内，也不便与吴过分接近。
吴化文投敌后，父亲曾利用他的关系，把母亲和我们兄弟姐妹从天津接到鲁南，使我们全家团聚。那是1943年春节，父亲派职员祝廷琳身穿伪军官服装，持吴化文的护照，到天津接我们母子们乘火车经济南到益都下车，又改乘汽车经临朐到吴化文司令部驻地张庄（大概是蒙阴县境），然后转赴山东省政府所在地的两县村白沙村等与父亲团聚。经过济南时，吴化文适在济南，曾到旅馆看过母亲，他也同时回防。不久，日军进攻省政府，省府保安处长唐君尧（原东北军军官，曾参加过西安事变）指挥省府部队同日军打了一仗，日军有伤亡，省府也转移，我们母子又一度到吴化文处躲避。是年秋，父亲随省政府撤往安徽阜阳，我们母子无法随军行动，（行军途中要作战，沈鸿烈、牟中珩由鲁南赴安徽途中都曾遭到重重截击，有不少人牺牲）只好留在吴化文防地暂住。到12月，父亲派祝廷琳往返数次，把我们四个孩子由鲁南接到阜阳。母亲是个外国人，坐火车通过敌区仍有困难。直到次年（1944年）3月，才化装成外国天主教会修女，由吴化文托其日本顾问新荣幸雄掩护，由益都坐火车到商丘，经毫州转赴阜阳。我们后又由阜阳去洛阳转赴西安，日本投降后才回济南。
吴化文所以对我们家庭团聚大力帮忙，固然因与父亲有旧关系，更重要的是当时大小汉奸多愿设法同国民党政府人员、特别是上层人物拉关系，以便为自己留一条后路，父亲在鲁北时，正是利用汉奸们的这种心理做伪军工作的。我记得祝廷琳带我由鲁南去阜阳时，路经毫州，那里有个姓朱的伪军旅长是菏泽同乡，就与我们攀亲戚，殷勤招待，并派人护送。我想吴化文也是这样。
吴化文在日本投降后又成为国民党军，最后在解放战争的济南战役中起义。
吴化文的日本顾问新荣幸雄是一个日本特务，据说他专门做策动国民党军队叛国投敌的工作，不少国民党的投敌部队都是经他的手拉走的。在抗战的最后两年，他见日本败局已定，就暗中投靠国民党，为国民党做工作。后来1945年春，父亲回山东，就是经何柱国将军推荐新荣幸雄，由他陪同掩护乘火车秘密通过敌占区回到山东的。日本投降后，新荣幸雄作为战犯在济南被捕，经十一战区军事法庭审讯，因他为国民党做过不少工作，被宣判无罪，遣送回国。1956年他的女婿随一个代表团来中国访问，特到我家代新荣向父亲问候，表示谢意。他说新荣在日本经营书店，致力于日中友好的活动。
与外国朋友交往
父亲曾留学美、德、法三国，精通英、德、法、俄四种语言，母亲又是法国人，因而有不少外国朋友。在济南和北平，都常有外国朋友来家中做客，以美国人、法国人较多。记得在北平家中曾有美国的吉伦将军、苏联驻南京使馆武官罗申（解放后曾任驻华大使）、苏联驻北平总领事齐赫文斯基等人来过。父亲在与外国朋友交往中，非常注意保持和维护我国的尊严和荣誉的立场，维护国格人格。从不卑躬屈节。在平时谈话中，他最瞧不起那些崇洋媚外的人，说这种人给中国人丢脸。
父亲有个美国朋友亨利·鲁斯，出生于中国济南，是美国《生活》和《时代》杂志的发行人。早年就与父亲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每到中国，必来看望父亲。1945年日本投降后收复济南不久，他就乘专机来探望，是抗战胜利后第一个来我家作客的外国朋友。父亲任北平市长期间，1947年他又来访问，他认为中国打内战，做官有风险，建议我们全家到美国去。他说，父亲到了美国，即使不做任何工作，写写回忆录，鲁斯给出版，保证每年可得几万美元，生活决无问题。父亲婉言谢绝了。大约在1948年春，鲁斯给父亲来电报说，将派他的远东代理人来看父亲，有事可对代理人讲，就如同和他本人谈一样。几天后代理人来了。这个美国人趾高气扬，充满优越感，大骂国民党无能，认为中国毫无希望，问父亲有何打算，是否需要鲁斯帮忙？还劝父亲到美国去。这大大刺伤了父亲的民族自尊心，就对他说：“中国是打内战，不论何方胜负，都是中国人自己的事。说不定会发生戏剧性变化，譬如说，只要蒋总统一转念，肯把权力交出来，中国的局面便会改观，蒋总统也将成为民族英雄”。继而自悔失言，再三叮咛说：“这是我们朋友间私下谈话，千万不要发表。”但这个美国人不守信用，把这次谈话在新加坡发表了。父亲不知道他已发表，后到南京时，是苏联武官罗申告知父亲的。父亲听了非常生气。这也可能是父亲被免职的原因之一。
1948年10月底，美军和国民党政府商定，由美军出舰船和其他交通工具，撤退华北外侨妇孺，因为母亲是法国人，也被通知撤退。父亲当时在南京，闻讯来急电不让走，但有些笨重物品如电冰箱等已送天津装船，追之不及，结果运到上海，只好托人代存，后来丢失了。那时国民党已接近崩溃，不少朋友劝父亲出国，在南京，张道藩就曾劝过他，这是我亲自听见的。但父亲出于对国家民族的责任感，不肯离开苦难的祖国，要争取为祖国的和平发展尽一分力量。他平时谈话中，曾说：鉴于在中国的白俄的悲惨处境，决不能出国去当“白华”。他在晚年与友人闲谈时，有人问他：“当年王世杰③建议你出任驻阿根廷大使，后又有人劝你出国，假如你接受了他们的建议，现在该是什么情况呢？”他不胜感慨地说：“那样，可避免牺牲一个女儿，不过，那必然要在国外定居，全家要变成外国人，太没意思了”。
解放后，我家与外国人很少往来，只有母亲偶尔应邀参加法国使馆的招待会，和几个普通的法国女友有交往。1957年有个法国文化代表团来华参加纪念居里夫人的活动，代表团中有居里夫人的女儿。因父亲写过一本《保罗·郎之万》的书，介绍法国名科学家保罗·郎之万的学说和生平，居里夫人的女儿爱芙·郎之万夫人是保罗·郎之万的儿媳，为此特来我家致谢，并赠送保罗·郎之万亲自签名的像片一帧，以为纪念。父亲想起1921年，他在美国芝加哥大学毕业接受学位时，适居里夫人访美，应邀参加授予学位的仪式，并发表演讲。当时居里夫人带着两个小女孩，其中之一即爱芙·郎之万夫人，想不到36年之后又在中国的自己家中相见，共同回顾这一段往事。倍感亲切。
又在“文革”后期，父亲在参加一次国宴中，遇见荷兰、瑞典两国驻华大使，解放前他们都曾任驻北平总领事，与父亲是老相识，见了父亲，极表关切，问生活有无困难？因为他们已知道我们被抄过家。父亲说生活很好，谢绝了他们的资助之意。
市长下台以后
1948年6月的一天早晨听广播，忽然听到“北平市长何思源着予免职”的消息。父亲说，这个市长干不长，早已料到，但事先不打招呼就免职，却有些突然。我家原住市政府西跨院（即今国务院西花厅），自这一消息发表到7月1日卸任前夕，我们全家搬出了市政府，因在北平没有自己的房子，就迁到东城锡拉胡同9号市政府招待所暂住。当时北平形形色色的小报对父亲被免职的原因登了不少小道消息，概括起来不外三条：（一）为支持李宗仁竞选副总统，惹恼了最高当局；（二）处理学潮问题不力；（三）行政院长翁文灏受立法院攻击，为了“出气”，要求撤掉一批CC的官。还有一条，各小报都没有说，那就是与军统特务的矛盾。1948年4月的一天，父亲坐汽车行经景山东街，有人打了一枪，汽车有防弹玻璃，没有打中，显然是军统干的，当时没有声张，军统特务早已急不可待了。
父亲下台后5天，北平发生了“七五事件”，父亲应傅作义将军之邀，协助处理善后问题。几天后，父亲就带我们全家人到青岛避暑去了。8月底暑假结束，要开学了，母亲带着我们四个子女回北平上学，父亲到南京、上海、苏州、无锡、杭州、台湾等地走了一趟，表面上是“无官一身轻”，到处游山玩水，实际上是考察国民党的政治军事情况，而且那时蒋介石一度坐镇北平，指挥东北战事，他也不敢回来。在这期间，国民党发行金圆券，规定人民须将所存金银外币限期兑换金圆券，逾期即予没收。我们家中存有6条黄金，母亲怕被强迫收兑，就派我和弟弟乘飞机到南京，将6条黄金送交父亲。父亲住在张道藩家中，张与父亲关系很深，我们在西安时，张道藩夫人和女儿丽莲从兰州到西安和我们同住；我们回济南时，又把丽莲带到济南，同妹妹一起上学。1946年张随蒋介石到北平（张在北平拜齐白石为师），归途经济南，才把女儿带走。所以我们两家妇女小孩也很亲密。当时张道藩任国民党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主任，陈布雷自杀后，他接任蒋介石的私人秘书。我听他与父亲谈话，说卫立煌、杜聿明在东北把许多大炮等重武器装备丢给了共军，仅大口径炮弹就100多万发，大局糟透了，恐怕没希望，劝父亲早作打算，最好是出国。那时南京一片悲观绝望的气氛，一些国民党官员见面都说“过一天算一天吧”。
约在10月间，行政院任命父亲为徐州绥靖公署政务委员兼常委，父亲拒未就职。
11月的一天，父亲突然从南京飞回北平，去见傅作义，只住了几天，又匆匆飞往南京。后来我们才知道是傅作义请他到南京观察形势，并找顾孟余来北平共同商量搞个华北新局面。
12月上旬人民解放军已迅速包围了北平，许多大官巨富还来不及逃走，城外机场已无法使用，城内东单、天坛两个临时机场修好后，才又通航。这时，母亲接到国民党空运大队打来电话，问我们何时走？说已经为我们准备了专机，在北京饭店门口等候。因为父亲有话不让走，所以我们无法答复。空运大队队长衣复恩山东莱阳人，是父亲的学生，其父也是父亲的好友，可谓世交，所以他特别关心，给我们准备了专机。这架飞机在东单机场停留两天，得不到我们的确定答复，就飞走了。
1949年1月初，一天中午，母亲忽又接空运大队电话，说南京已飞出一架飞机，飞机上有你们家一个人，请于一小时内去天坛机场迎接。母亲急忙借了许惠东的汽车，派我和弟弟到天坛机场去。我只见有一架运送军用物资的飞机降落，除父亲一人走下飞机外，没有其他乘客。
父亲这次回来后，家里就热闹了。来往的人很多，我现在能记起来的客人。有市参议会议长许惠东、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留在北平的大学教授许德珩、钱端升、杨振声、周炳琳等多人。以及北平和外地的参议员、市政府的旧部下。还有新闻记者，但没有见过傅作义（解放后我才第一次见到他）。总之，人很多，有时应接不暇。我们晚辈当然不能参与他们的谈话，但听他们谈的都是关于北平和平的问题，都说解放军如何强大，国民党大势已去，只有和平解决一条路，都推崇父亲的地位和声望，盼他为北平的和平解决而奔走。
被特务爆炸前后
1949年1月父亲非常忙碌，每天外出活动，回家很晚，有时夜间不回家。父亲奔走和平，得到北平人民的热烈拥护，大小报纸也一致赞扬，但也有个别小报说：“有投机政客以和平为名，宣传投降，动摇军心”。有不少朋友为父亲的安全担心，傅作义将军也想让父亲住在华北总部内，但父亲为了北平200万人民的生命财产和故都历史文物免遭兵燹。置个人安危于不顾，丝毫不为特务们的威胁所动。
1949年1月17日。我永远忘不了这个凝结着血的仇恨的日子。这一天本来是父亲和北平各界代表预定出城同解放军接洽的日子，头一天一切准备就绪，只待次日出发。不料凌晨3时许，我正在熟睡，突然一声巨响，有什么东西砸在身上，我迷迷糊糊地跳下床，见父亲向里间屋奔去，我还未及走出屋门，又是一声巨响，我住的卧室也爆炸了，身上被塌落下来的砖瓦石块砸伤，脚也痛得厉害，头部被什么东西一击，就昏倒了。等我清醒过来，已在东交民巷北平医院（今北京医院前身）地下室三等病房，听说我最心爱的小妹妹何鲁美已被砸烂身死，母亲伤重住在协和医院，父亲和弟弟也都负伤。
原来我家卧室顶上被特务安放了定时炸弹，我们所住锡拉胡同寓所是中国式平房，母亲和两个妹妹住里间。父亲同我和弟弟住外间，两间房上各放了一枚炸弹，特务想把我们全家斩尽杀绝。幸而两枚炸弹没有同时爆炸。否则，父亲的性命也难保。
从那天起，父亲就没有和我住在一起，听说他一天换好几个地方，以防再遭暗害。我当时因受伤较重（30年后拍X光片，才查出头颅骨中仍有弹片两块），神志不清，所以不知外面情况，只听说父亲作为首席代表在被炸后第二天（18日），就扶伤与其他代表一起出城，同解放军洽谈，表达了北平人民渴求和平的意愿。
后来才知道，我家被炸是蒋介石亲自指使军统特务干的。蒋介石对父亲奔走促进北平局部和平非常恼怒，下令军统特务头子毛人凤暗杀父亲，以便杀一儆百，防止其他国民党高级人员背叛他，投向人民。毛人凤召集几个大特务多次计划，原计划在我家附近伺父亲出门时实行狙击，又恐凶手不能脱身，故改为爆炸办法。为此派大特务叶翔之带领4人专程飞来北平布置，由军统北平站长王蒲臣和李连福具体执行。结果没有炸死父亲，只炸死了一个女孩，蒋介石很不满，对毛人凤大加申斥，毛人凤等也后悔不该改变暗杀方案，在他们看来，消灭何思源，牺牲个把特务是值得的。（见全国政协出版《文史资料选辑》第24辑241页沈醉文）。并经查明：两枚炸弹是从月牙胡同6号军统“技术总队”仓库运出，运输人是王锡田、王兴纲，主管爆炸的是爆破队长杜长城，安放炸弹人是技术员彭昭庆（绥远人，当时年24岁）。安放炸弹的路线是由邻近的韶九胡同12号上房安放的。
在我家被炸的前一天，警察局长杨清植和市参议会副议长唐嗣尧来看望父亲，他们对父亲奔走和平满口称赞，又到各屋看一遍，问住房是否适宜，生活有无不便之处，是否需要警察局派人警卫等等，极表关心。又说父亲为北平人民这样出力，他们照顾不够，有事只管吩咐。唐嗣尧还以“北大老同学”身份大套交情。他们都是军统特务，这次原来是来观测我家各人的床位，以便安放炸弹的。我们没有料到特务们竟这样阴险卑鄙！同一天，中共地下人员张实同志（后知其真名为张均）也秘密来我家，提醒父亲要提高警惕。当时为了便于张实同志秘密来往，我和弟弟在后门上秘密安装了一个电铃，这个电铃只用过两次。张实的忠告可惜没有引起父亲的充分注意，非常后悔。父亲被炸后，中共人员又到医院慰问。中共的关怀和特务的暗害，恰成鲜明的对比。
解放军进城后，罗荣桓政委曾到医院看望父亲。不久，叶剑英市长在北京饭店宴请过父亲。有一天晚上，傅作义将军也来我家看望父亲，他说他到石家庄渴见毛主席，刚刚回来，给父亲带来毛主席的问候。1949年2月1日《人民日报（石家庄版）和新华社的评论，都提到父亲奔走和平的事，父亲为北平和平解放做出的贡献得到了应有的评价。
为新中国尽力
解放初期，父亲痛念爱女牺牲，情绪有些消沉。1950年秋至1951年底，参加华北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自觉改造世界观，写了一些自我批判的文章。分别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上海、南京的《新民报》和山东《大众日报》上发表。1952至1959年先后任人民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编辑和全国政协会刊编辑主任。自1954年直到1982年去世，以特邀人士身分任全国政协第二、三、四届委员。并为民革中央委员。他在周总理号召发挥旧知识分子潜力的感召下，充分发挥自己的智力优势和外语特长，兢兢业业地为发展新中国的文化事业尽力。还在业余时间从事著述和翻译活动。先后在全国各报刊发表文章数十篇；由各出版社出版著作和译著16种；并多次对台湾发表广播讲话；通过中国新闻社向国外发表文章，宣扬新中国的伟大成就，号召台湾回归祖国。所有这些著作、翻译和广播，都及时地配合了我国各个时期的政治运动、经济建设和对外工作的需要，还有一些是传播科学知识的。
1956年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以陈毅副总理为首的中央代表团前往西藏祝贺，父亲是代表团成员之一。代表团由西宁循青藏公路乘汽车到达拉萨，并视察了日喀则、江孜、帕里和祖国的边界亚东等要地，乘第一次试航成功的飞机归来。父亲回来后写成《西藏纪行》一书，对青藏高原的自然资源、兄弟民族、风土人情、文化传统等都作了详细介绍，为民族团结作出了贡献，得到陈毅副总理的高度赞许。他还着意搜集了许多有关西藏的中外文资料，准备写作《西藏志》。
父亲作为全国政协委员曾有机会到全国各地视察访问，行踪所及，东至福建前线，西至黄河源头，南至海南岛南端“鹿回头”。北至海拉尔和满洲里，壮行万里，饱览祖国大好河山，更加激发了他的热爱祖国的崇高情怀。
1958年在民革中央支持下，受商务印书馆的委托，以父亲和翁文灏、李平衡为主编，组织几十位老知识分子编写《法汉大辞典》，至1960年底完成初稿，打印词目卡片数十万张，因值“三年困难”时期，辞典出版计划下马，卡片分装数大箱及一大柜，贮存我家。父亲又利用业余时间编写《德语文法》一书，因病尚未完成。“文化大革命”中，有坏人为抢占那间藏书的房屋，串通“红卫兵”来抄我们的家，除将我们全家（包括已与父亲分居的我和弟弟妹妹三户）所有财物被抄得一干二净外，《法汉大辞典》数十万张卡片、《德语文法》手稿和上述《西藏志》的中外文资料以及其他书籍文件也都被焚烧抛散，数十人的心血结晶一旦化为乌有。父亲每一念及，就痛心不已。
父亲自1959年患高血压症，1962年又患心脏病。后又两次中风，逐渐失去工作能力。但他仍扶病为有关单位审定和校改了一些由德、法、英、俄各种文字翻译的重要资料，有时也搞点零星翻译工作。
打倒“四人帮”，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拨乱反正，扫除政治阴霾，全国出现了安定团结欣欣向荣的大好局面，他无比兴奋，以80余岁的高龄，克服老病造成的种种困难，又写了8万余字的文史资料，其中有一部分是有关鲁迅先生的资料。
父亲度过了幸福的晚年，1982年4月28日因心脏病去世，享年87岁。新华社为他的逝世发布了消息，对他的历史功绩给予很高的评价。他的骨灰安放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骨灰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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