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负难题背后的隐形逻辑：教育内卷化与汲取型分层
你是否知道，跳蚤蛋孵出来的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跳蚤？（斯沃瓦米尔·姆罗热克）
科学管理与影子教育：重负的两种形式
当教育部部长在两会现场说出这番话时，任何人都感受到了教育主管部门对于“减负”的执着，然而无论褒贬，现有的讨论中缺乏真正有效的分析。面对“减负”议题，最常见的观点分为两派：其一是以教育学为中心视角的，心疼学生小小年纪背上巨大的竞争压力，认为应该疏解这一压力，还孩子们一个童年；其二则是以社会学为中心视角的，认为激烈的教育竞争乃是某种东亚社会的共性，无论如何也无法避免，减负只是一时之计，甚至会在教育上拉大阶层差距。
然而仔细分析所谓“激烈的教育竞争”，我们将发现表面上一致的重负其实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表现形式：在高中阶段，学生面临的重负主要是来源于学校的“科学管理”，其典型特征是通过延长学习时间、缩短课余时间、强化日常考核；然而在初中及小学阶段，所谓重负主要是“影子教育”，也即家长将学生送到课外补习班进行课业补习。两种形式的关键性差异在于，前者在相当程度上是“非经济的”，似乎与阶层关系不大，而后者则是“经济的”，似乎直接关系到阶层的再生产。已有大量研究证明了这一判断：进入高中后，家庭背景对于学童继续升学的影响并不显著，因此拉开不同阶层升学能力的节点是“初升高”。与两种重负形式进一步结合，这一判断即暗示着：由于高中阶段的“科学管理”，学生缺乏时间进行课外补习，因此家长不再能通过经济购买课外补习资源提高升学率，因此对于初中阶段的“影子教育”问题，关键在于不减负，反由政府主动提供补贴让学校义务提供课外补习服务，用以弥补不同阶层的差距。
这一判断存在着一个关键性的错误，即忽视了不同教育阶段之间的连续性。不妨回到最为基本的经验性判断之中：初中家长为何要将孩童送去补习班接受“影子教育”？因为需要通过额外补习才能进入重点高中。可重点高中为何需要这些“影子教育”的接受者？原因有二：一是中考制度相当程度上限制的选拔标准，二是高中效益的判断标准是其“出口”，也即高考成绩，而优秀高考成绩的生产要求同样优秀的“原材料”。一种更为学术化的表达是：由于高考是以省为单位录取，以高考为绝对导向的地方中等教育与义务教育资源便多以省为最大单位进行配置，每个省便可以被理解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教育场域。由于省内教育场域最重要的运作之一是通过高考向高校输送学生，直接承担了这一运作的各高中便处于整个教育场域最核心的位置，并且高中教育场域的结构与资源配置始终是围绕其核心运作展开的。类似的，由于每一阶段的学校的核心运作都是通过完成某种考核向下一阶段的学校输送学生，因此每一教育阶段的场域结构与资源配置都与下一阶段的场域结构紧密相关。由此，省内高中的场域结构将会影响初中的场域结构进而影响小学的场域结构，而这也就构成了理解地方教育场域的关键原则：各阶段教育场域结构的传递性/同构性。
地方教育场域的传递性/同构性说明，高中的运作逻辑决定了初中乃至小学的运作逻辑。因此“影子教育”本质上是“科学管理”的一种市场化翻版，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教育主管部门面临着“减小学生负担”与“缩小阶层差距”之间的抉择：如果希望在这一系统中缩小阶层差距，那么只能是提供一种初中乃至小学阶段的“科学管理”模式，在学校中强化压强；至于减小学生负担，除非教育主管部门真的强力到能够控制每一个教师、学生与机构——一个再明显不过的天方夜谭——这种减负只能带来阶层的进一步撕裂。
然而这一逻辑中存在着一种最根本的吊诡：被认为是促进了公平的高考制度实际上并未缩小阶层差异，而不过是将家庭的影响提前到了初中甚至小学。因此真正的解决方案绝非在这一体系中进行减负，而是跃出这一系统，直接改变高中教育场域的运作逻辑。正如中泽涉在评论日本的“影子教育”时所发现的那样，由于大学入学采取了多元录取的策略，中学之间的差距也在逐步缩小，补习班并不一定对应试有利，大部分人上补习班主要是为了“心安”，而“影子教育”对于阶层区隔来说最显著的作用是心理上的：那些上不起补习班的人认为自己没法考上好大学，因此主动放弃了自己的学业。这也正是2010年开启的新高考改革的核心思路：通过对整个场域运作的关键节点“高考”进行改革，带动整体教育改革，而整个改革的核心便是“多元录取”。然而已有研究者指出，新高考改革中的一些条款因某种原因被删除，现行的改革已陷入困境，作为“多元录取”象征的“综合素质评价”也成为一场闹剧。“减负”早已丧失了它真正的政治与社会基础。
教育内卷与汲取分层：重负的构成逻辑
回到文章开头两种观点的争论。不难发现，这种争论不过是世纪初“素质”与“应试”争论的一种延伸。然而构成了现今绝大多数讨论的轴线的“素质”与“应试”这组概念，是否真的可以帮助讨论有效延展下去，还是就此形成了一个框架，让一般民众、政策制定者乃至专家都陷入到无谓的争论之中？
相当程度上，答案是后者。在《“麻烦治理”与无声革命》一文中，我们曾指出“素质教育”一词从提出到逐渐被污名化的过程，这一过程的顶点便是近年来对“应试”的强烈呼声。无论是早年的素质教育，2010年开启的新高考改革，还是近来的减负议题，舆论的态度均是将之定位为“追求素质而不成”的改革，并基于此呼吁“应试”的回归，希望扫除“砖家”对于教育的不良影响。
然而如前所述，呼吁“应试”者并非支持“应试”本身，而是支持“应试”也即“一考定终身”带来的公平性，而支持“素质”者却也并不反对公平性。因此此处的冲突绝非理念之争，而完全在于一种实然性的分析，即回归“一考定终身”的形式是否就能促进教育公平？答案并不简单。在一篇待刊的文章中，通过对多省的案例比较分析，我们发现，即便是在“一考定终身”的时代，省内顶级学校也可以通过特定的方式获取非正式资源，从而获得更好的“出口”成绩。
一种潜在的反驳是，即便在“一考定终身”的过程中存在瑕疵，至少这些问题也比自主招生等考试中可能存在的猫腻少上许多。对于这一问题，前文所述的“吊诡”已经构成了一种回应。当然，由于缺乏可测度的数据，我们无意彻底回应这种反驳。事实上，我们论述的关键并非这一问题本身，而是这一问题背后的问题：省内顶级学校是如何可能占有这些“非正式资源”的呢？一个再明显不过的答案是，学校与地方政府存在着某种交换过程，使得学校可以获得相关的政策。这类交换过程的经验表述已是众所周知，此处不再赘言。然而这种交换指出了一种可能，即初升高竞争的加大还存在着一个原因，即“优质教育资源的减少”。
考虑到教育本身的进步与教育的不断扩张，这一思路似乎十分荒谬。可是已有不少实证研究证明了这一点：在现有的对教育场域结构的概括中，较为经典的是杨东平提出的“城/乡”、“重点/非重点”的“双重二元结构”。作为对该结构的一种发展，李习凡通过对南京F学校的考察，发现了重点中学内部不同层级的分化，并将这种分化称为“教育级差”。不仅如此，李习凡还仔细描述了省内少数重点中学对全省高分学生与优秀教师的吸收，这一过程被应星与刘云杉进一步概括为“收割”与“抽血”。应星与刘云杉所说的“收割”与“抽血”两项过程的关键便在于通过行政或市场的手段，将下层学校的学生、教师等资源抽取到上层学校，而这种抽取恰恰是一种“反帕累托改进”——一种最初级的估算是，一个省级骨干教师在下层学校可能撑起整个学校的某个学科教学，帮助全年级500人，而在省会顶级学校不过就是个普通教员，仅能帮助两个班100人——看似无害的人员流动实际减少了优质教育资源的总量，扩大了不同学校间的差距，促使家长不得不费更多力气进入较好的高中，这也正是初升高竞争扩大的关键原因之一。
从纯粹市场流动的角度来看，教师与学生的流动似乎是理所应当的。然而同样在田野研究中，我们发现，绝大多数省会学校对地方教师与生源的汲取都是通过特定政策达成的，而这些政策却并非公共的。以跨区域招生为例，无论是通过创办民办学校当“白手套”抑或是获取类似“教育扶贫生”这样的特殊招生指标，都需要得到政府的支持，而这种支持自然也就是交换的结果。其最为可怖的地方在于：由于不同层级的学校均倾向于与本地最高层级的政府进行交换以获取更高层级的政策支持，因此省会中学将会拿到省一级的政策，地方（市）级中学将会拿到地方（市）级的政策，县级中学则只能拿到县级政策。
毫无疑问，尽管形式相近，但不同政策本身能够影响的范围大相径庭，因此当省级学校在地级市“抽血”与“收割”以谋求发展时，地级市便只能更多地向下属各县招生以求在弥补“被抽血”的损失的同时进一步提高生源水平。类似的，县中多半只能在县内“抽血”，将非重点中学的尖子聚集到重点中学，维持学校表现。进一步的，由于能够参与政策交换的多是区域内最顶尖的高中，因此在地方教育场域中，由学校“扩张”所强化的结构性不平等并非是直接通过“城/乡”、“重点/非重点”的二元范畴进行作用，而是通过“省会/非省会”、“城/乡”与“重点/非重点”的层层汲取达成的，而这实际便与学校所在地的“省-市-区县-村镇”四重行政区划严格对应。
事实上，学校与政府间交换的结果并不仅限于此。在大部分地方案例中，由于市县级的学校难以通过抽血的方式弥补自己的损失，因此不得不同时引入“科学管理”，通过强化学校压强的方式维持竞争实力。地方学校对“科学管理”的引入将再刺激其他学校做出响应，全省的学校间竞争将急剧升级，达成一种“教育内卷化”的过程——全省所占有的教育资源没有本质变化，所有学生与教师的压力却都在升级。然而在这一过程真正的问题在于，朝向“科学管理”的转型并非所有学校都能完成。在此意义上，不同层次的学校显然将进入不同的转型轨道中，而转型的过程就构成了最为有力的“分层”过程。最高层次的省会顶级中学几乎必然能够完成转型；二、三层次的学校（省会二线学校或地方顶级中学）如果争取到的相关政策或是有一些独特的优势，则能在转型的同时有效提高学校的竞争力；其他层次的学校则多无法依靠内部资源完成转型，如果外部资源获取不够及时则将很快陷入困境。
光是境况的分化还不足以完成分层，实际上，我们此处所讨论的分层与过往研究的讨论大相径庭：后者的校级分层最集中地呈现为教育内容的差异，即精英享受特定的教育模式（如博雅教育），平民则享受更加廉价的教育，教育模式与内容上的巨大差异将直接导向就读者将来的分层。然而中国的地方教育场域评价模式相当单一，因此除了少量外国语学校外，学校间的运作逻辑、教育模式、教育内容并无本质差异，进一步，这也就使得分层不再是通过教学内容的差异达成，而更多是比较单一评价模式内的绩效，如果校级间的绩效差距大到了难以扭转的程度，便可认为是完成了分层。就此而言，地方教育场域的学校分层不仅是通过资源汲取的逻辑完成的，更是离不开强化竞争对整个地方教育场域的作用：正如 Alon 与 Jiang Jin 的研究所表明的那样，竞争强度的提升本身就构成了一种系统性的排斥，上层学校与学生总能更好地应对竞争强度的变化，而不断增强的管理强度同时也就意味着一种对下层学校的排斥，始终维持高强度的竞争有助于上层学校保持自己的地位。当这种高强度的竞争与抽血过程不断扩大高中间差距，整个压力便会向下传导，这也是理解近十年来全国性的教育负担升级关键所在。
重启素质与弥补政策：重负的结构抵抗
减负问题发展到今天,已不是行政主管部门本身的决心能够改变的，除非行政主管部门决意和整个地方教育场域对抗，不然所有“禁止性”的减负政策都只能是某种运动式治理下的行政玩笑。
我们已经发现，当下真正的问题在于现今教育场域的运作逻辑：面临教育内卷化与汲取型分层的状况，地方教育场域中的参与者往往需要借助各式手段以维持优势或抵制衰退。无论是地方政府加大对学校的投入以提供资源，抑或是培养更多本地优秀生源以抵抗汲取，甚至是直接将学生送到外省、外校借读——所有手段在单个学校层面或许收效甚好，然而站在整个地方教育场域的视点看来，几乎都无助于达成对整个教育场域的结构性抵抗，简言之，并没有缓解教育内卷化与汲取型分层的力量，而只要这两种过程没有得到抑制，减负就必然是天方夜谭。
是否应当从结构松动的部分寻找抵抗结构的力量？重新审视地方教育场域的结构，不难发现，在这一结构中存在着一薄弱的环节：高考之外的上升通道（竞赛、自主招生）较难被地方控制、影响。然而竞赛与自主招生等通道仅能提供少量的学校积累资源，当整个通道相对饱和（尤其是顶尖学校强力介入）后，这些通道便不再能够提供额外的优势，甚至还会相对排斥后来者——在地方自主招生中一直存在着校级平衡原则，高校需要在各地方中学间进行平衡，以达成特定的招生指标，这使得省会顶级学校与高校招生组之间实际构成了一种独特的交易关系，前者确保优秀学生会选择该校而非竞争学校，后者提供降分名额，于是这也就在相当程度上排斥了其余学校学生获取降分的机会。
如果在结构松动之处无法找到抵抗的动能，那么唯一可能的途径便是直面结构的症结所在，换言之，即直接阻断或削弱教育内卷化与汲取型分层的基础：政府和学校间的交换过程。我们认为，阻断这一过程的第一步在于防止学校成为“特权企业”。与一般研究中分析的“重点中学”不同，此处所指的“特权企业式”的学校虽然包括了一部分重点中学，但其基本构成模式并非制度的、静态的，而恰恰是非制度的、动态的。简言之，“特权企业式”的学校并非是通过类似“重点中学”这样的制度来获取竞争优势，而是通过学校与行政之间密切的非制度的或半制度的互动关系来获取竞争优势。
倘若恶性竞争已经产生，又应以何种方式应对？现行减负政策对于“教育内卷化”的解决是通过行政手段限制学校教学时间甚至课外补习时间，然而在教育与行政相互缠绕的状况下，任何行政手段都不可能起到治理的效果，学校总能够找到各种方法突破限制，教育部门也乐于视若无睹。因此我们不能考虑“如何为学生减负”，因为校级竞争压力一旦升级，短时间内绝不可能下降，正确的思路应当是“如何使负担产生价值”，即在不减负的状况下使学生脱离知识的低级重复，能够通过高负担习得更多知识。对此，最简单的解决路径便是继续提倡竞赛、提高高考试题难度与区分度，以及继续强化高考试题对“素养”的考核——自然，对高考命题的改变有赖于整个命题与改卷的体系，在新高考改革陷入困境的状况下，命题改革似乎是难上加难，然而仅提倡竞赛本身便足以分流出大量最尖端学生部分脱离高考系统，而这会极大缓解中上层学生的压力，并逐步传导到全体。
在部分解决了学校特权及内卷模式后，“汲取型分层”的问题便也不难解决。事实上，只要省内最顶尖学校之间的竞争弱化，中下层学校受到的压力将大大降低，至少不必再动用大量资源进行高强度管理以应对竞争，唯一的问题只剩下生源流失。只需将山东、浙江等省份与汲取型分层严重的省份相对比，我们便能看出，限制生源大范围流动能在相当程度上遏制校际不均衡，即便是类似河北省这样近几年才逐渐开始限制流动的省份，省内状况也有朝均衡化发展的趋势。自然，在省内已经出现严重校级分层的情况下彻底阻止生源流动是不可能的，但是限制优秀生源朝特定几所学校大规模流动可以至少防止中下层学校陷入恶性循环之中。在最极端的情况下，尽管“教育内卷化”与“汲取型分层”的逻辑仍在生效，中下层学校却已能够维持正常运作，上下层学校间可能出现一定程度的目标导向的分化，即“顶尖学校素质教育”“中下层学校应试教育”的模式，不过只要两者仍是在高考、竞赛等可控场域中进行竞争，便很难出现彻底的分道扬镳，可以看作是一种以场域“分化”缓解场域“分层”的策略。
概而论之，无论是减少校长与行政的缠绕、禁止地方生源大规模流动还是阻断顶尖学校对非正式资源的利用，其实质都在于将教育从行政中抽回。尽管地方教育场域不可能独立于政治场而运作，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教育应当成为行政的附庸。只有远离了这种资源运作的比拼，竞争压力才真正有可能逐步下降，减负才可能拥有其社会基础。我们并非在追求某种宏大的教育理想，在当下，我们所需要的不过是最低限度地回归“教育”本身——这意味着，即便每个教育场域中的行动者都不得不按照资源运作与行政的逻辑行动，他们的心中也始终留存着一丝不适，而不是理所当然地接受了时代的变迁。
当教育主管部门疾呼“减负”时，当大众舆论越发鼓吹“应试”时，所有相关者呼吁的都不是那一词语本身，而是理想化的“教育”。作为教育理想的“公平”与“素质”是否相互冲突？答案是否定的。这组虚假的对立背后掩藏的是当下教育真正的问题所在。我们确实需要呼吁“教育”本身的回归，呼吁每个人从自己的日常开始，重新省察教育的意义。可这还不是全部。对“所有人”的呼吁暗示了对“某些人”的软弱，我们必须要说：这的确是所有人的事业，然而某些人也的确肩负着更大的责任，毕竟孩子们总是无辜的，是我们没有看护好他们的教育，是我们向教育索取了太多——现在是时候偿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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