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团文化衰亡史:超级乐团缺位,“新旧”断层,回归小众

2019-03-22 09:16
湖南

文丨大静

“多少人没有听过我乐团的歌,而我最爱的就是我的乐团,胜过爱‘萧敬腾’。”《这就是原创》的第一期中,萧敬腾在数十位原创音乐人面前发出感概。

他口中“最爱”的狮子合唱团于2017年进入内地观众视线,彼时“狮子”成立刚满一年,受湖南卫视《歌手》邀请成为首发阵容中的一员。在这季节目里,他们演唱了《Lion》《你是我心爱的姑娘》《百年孤寂》等共计13首歌曲,最终在总决赛上摘下季军——然而,“狮子”并未给内地乐坛留下足够深刻的印象,相比之下,萧敬腾与张杰、迪玛希在节目中的互动似乎更有记忆点。

有意思的是,同样是《歌手》舞台,从苏打绿中出道的吴青峰却单枪匹马地出现在了今年的首发阵容中。去年底,吴青峰与经纪人林暐哲合约到期,苏打绿最新的打开方式变为“单飞不解散”,先是休团再是核心人物单飞,这个曾经以“小清新”风靡两岸三地的六人乐团已然名存实亡。

事实上,不止狮子合唱团和苏打绿,乐团正集体陷入瓶颈期——昔日天团或解散、或人气下滑、或名存实亡。如今站在粉丝经济中心的,前有归国四子、四大流量、四大墙头,后有因《创造101》《偶像练习生》横空出世的杨超越、蔡徐坤、陈立农……粉丝们心甘情愿地为新流量们打榜控评做数据,而乐团,似乎不再受娱乐市场亲睐,如果没有台湾鲁蛇世代输出的一批新生代撑场,这个曾扛起了华语音乐半边天的物种,几乎就要走到销声匿迹的边缘。

Beyond、黑豹、五月天,两岸三地的“乐团时代”

在华语流行乐坛,乐团专指能够写词、编曲、创作完整音乐作品,能够演奏、唱歌、呈现完整舞台表演的多人组合,不同于小虎队、S.H.E、Twins、TFBOYS等性能上更意在攻取偶像市场,自身并无创作能力的唱跳组合,乐团更具有音乐意识、专业度更高、对乐迷而言也更具有符号意义和号召力。而由于地域差异和听众语言习惯的不同,乐团也被称为乐队,两者之间并无太大差异。

就华人地区而言,乐团文化最早在香港兴起。1964年The Beatles访港后,香港第一次乐队潮萌芽,温拿乐队前身Loosers、Lotus、罗文四步合唱团等乐队诞生。但由于社会制度、文化、语言等多方面原因,这波乐队文化停留在本土培育中,未能跨越狭窄的香港触及内地听众——直到“殿堂级”的Beyond出现。

Beyond成立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香港爆发的第二波乐队潮中,同时期成立的还有太极乐队、达明一派、Raidas、草蜢、小岛乐队等,它们打破香港乐坛“三王一后”的寡头格局,带领乐团文化走入全盛时期,并留下了《真的爱你》《光辉岁月》《海阔天空》《红色跑车》《小岛传说》等影响力延续至今的经典作品。

香港乐队奠定了乐队文化的基本“框架”,比如团员“标配”为吉他手、贝斯手、鼓手、键盘手、主唱;乐队风格可以从Beyond的“摇滚”细分到达明一派的“英伦电子+中国古典的新浪漫主义”;作品可以歌颂爱情、批判人性,也可以呐喊出对社会甚至对宇宙的深入思考等。

同一时期,内地的乐团文化成型。区别与香港乐队风格的多元,内地乐队以旗帜鲜明的摇滚风叱咤市场。黑豹、唐朝、轮回、超载、二手玫瑰、零点等多个摇滚乐队获乐迷追捧,出自这批乐队中的崔健、窦唯、丁武、汪峰、栾树、周晓鸥、谢天笑,以及后期花儿乐队中的大张伟等,都成为此后内地乐坛台前幕后的中流砥柱。

台湾的乐团时代则在千禧年间出现。2001年,第十二届金马奖在“最佳重唱组合奖”基础上增设“最佳乐团奖”,在概念上将“乐团”与“演唱组合”彻底区别开。五月天凭《爱情万岁》拿下“最佳乐团”,此后,五个歌唱青春、梦想、友情的男孩成为励志正能量的符号,影响了内地80、90后两代人的青春。除五月天外,信乐团、苏打绿、飞儿乐队、南拳妈妈等乐团出现,一同将台湾乐团文化推向巅峰。

值得注意的是,台湾乐团在原创基础上加入了对音乐流行性、商业性和团员偶像化的尝试,并将青春、校园、爱情等符合年轻人口味的主题纳入到创作动机中。相较于内地和香港乐团传达的反抗、先锋、愤怒、激进,台湾乐团更为大众与主流。

旧团衰落、新团缺失,乐团文化日趋消亡

乐团文化在两岸三地的发展,是一个以创作能力、舞台表现力及核心人物的人格魅力为驱动,从“地下”走入“主流市场”,壮大为华语音乐市场扛鼎力量的过程。然而近些年来,除台湾乐团还余下些许声量外,其他似乎都成为了“上个世纪”的代名词。主流市场上乐团文化的断层,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

一方面,那些红极一时的“旧团”逐渐衰落。1999年,Beyond发行完《Good Time》后宣布解散,这成为香港乐队文化消亡的标志性事件。台湾乐团则单飞成风,信乐团、苏打绿、飞儿乐队、南拳妈妈等均落入“单飞不解散”的怪圈里,五月天虽“经久不散”,但在近十年间仅发布了两张专辑,更有长达近五年的“空窗期”,这对死心塌地的老乐迷们或许无影响,但也变相等于放弃了新增市场。

而就内地而言,摇滚乐队的诞生与时代背景紧密相关,大多表达的是那一代年轻人对社会秩序的思考,随着秩序的日益规范和完善,愤怒的老乐手们逐步淡出大众视线。势头不错的年轻乐队也没能坚持下来,签约滚石的达达乐队于2006年解散,成立十年的花儿乐队也在2009年正式说再见。

一些坚持至今的,也开始面临“英雄迟暮”的尴尬。2017年,黑豹乐队举办30周年演唱会,作为华人世界专辑销量最高的摇滚乐队,观众对其摇滚精神的关注,远低于对鼓手赵明义手握的一个保温杯的关注——一位摄影师给黑豹乐队拍完照后在微博上发文感慨:“不可想象啊!当年铁汉一般的男人,如今端着保温杯向我走来。”昔日摇滚青年走向保健之路,三十周年摇滚祭,变身为虎牌保温杯的经典品牌营销案例。

另一方面,可以扛起主流大旗的“新团”仍未出现。近些年来,音乐市场更迭变迁,实体唱片业整体衰落,音乐产业进入数字化大变革的新阶段,背靠BAT资本的流媒体成为了主要的传播和销售渠道,流量至上的时代到来。

曾经流淌在舞台和实体唱片里“动态”的音乐,进入了数据和算法把控的“静态”世界内,作品的“技术含量”和感情浓度变得没那么重要,相反,符合抖音、快手等新兴“带歌”平台传播规律的作品,能更快更高效地触达用户。换句话说,有着实打实的“专业性”、通过一场一场演唱会和一张一张唱片拿下市场话语权的乐团,已经无法再复制前辈们曾经出道和走红的方式了。

新的“造星”运动中,素人成名的路径简化为了两种:网红和选秀。对投资方而言,“捧人”需要巨大成本,他们需要个体从才艺到相貌到个人特色都“很能打”,回报周期短、变现快的带货网红、男团、女团显然更符合商业逻辑,这种理念与强调团队合作和群体价值的乐团有着本质区别,也从侧面决定了“新团”曝光通道的关闭。

旧团衰落,新团缺失——乐团文化的“断层”显而易见。那么,乐团文化还有“翻身”的可能么?

借鉴说唱热、街舞热,乐团文化还有“翻身”可能么?

如果不是草东没有派对、落日飞车、静物乐团、茄子蛋、告五人、Hello Nico等诞生于台湾鲁蛇世代的独立乐团“撑场”,乐团文化或许会如同此前风靡内地的摇滚文化般消逝。

我们需要明确的是,乐团文化原本就是音乐市场中更趋小众、更趋亚文化的一种,它曾经在Beyond、黑豹、五月天等“超级乐团”的带动下一举进入主流市场,并拿下有分量的“席位”,而由于市场断层,它回归到小众和特定圈层之中,如此,要如何打一个“翻身仗”?

《中国有嘻哈》《中国新说唱》带来的说唱热,《这就是街舞》《热血街舞团》带来的街舞热,或许能为乐团文化再次冲击主流市场提供路径参考。

对青年文化的观察和开发正成为综艺节目的“爆款方法论”,在说唱热和街舞热中,头部综艺为“地下”文化提供一个面向“地上”的展示舞台,成为衔接小众圈层与主流市场的一道桥梁。

在笔者看来,乐团文化与说唱和街舞文化有着多个相似点,如题材自带流量、有破圈潜力、有广泛的受众基础、能够迅速引发共情等,但乐团题材并非完全“保险”,甚至可能面临“期望越大、失望越大”的结果——2017年,江苏卫视和壹天文化共同出品了一档综艺《中国乐队》,虽被“文青”和“滚青”们翘首以盼,且有两岸三地近50只乐队参与,但口碑与收视率却双双扑街,未给市场带来任何水花。

2019年已被官宣的乐队综艺是《乐队的夏天》,据悉,该节目由米未打造,已与太合音乐、摩登天空战略合作。不出意外的话,乐团文化将借着节目热度重回大众视线,而它能达到何种高度,是一时的热还是持续的回温,又是否能诞生新的“五月天”,则又是一连串的疑问句。

五月天时隔五年推出的新专辑《自传》里有这么一句歌词——“在我的时代,还有唱片行,如同博物馆,装满了希望”。时过境迁,日趋消亡的乐团文化还能迎来复兴之日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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