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兵解危难 ——中国第一枚仿制导弹诞生背后的故事
文 | 张谷林
20世纪50年代，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审时度势，果断决策发展以“两弹一星”为标志的国防科技尖端事业，开启了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征程中震古烁今的空前壮举。
那时我们一穷二白。“穷”就是没有多少工业，农业也不发达；“白”就是白纸一张，文化水平、科学水平都不高。“两弹一星”事业在这种条件下起步，困难可想而知。
苏联中途撤出，“奇兵”从天而降
我国用于自卫的地地导弹是以“东风”型号为序列的。但在20世纪60年代，我国第一枚仿制型近地导弹并没有使用“东风一号”这个名称，而是使用的机密代号“1059”。顾名思义，这枚仿制型导弹应在1959年10月1日十年建国大庆时搞成。可是，这个在苏联专家直接指导下的仿制任务，到了1959年10月1日并没有完成，这就给新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安全带来了极大隐患和不利。
我们一穷二白的新中国没有“两弹一星”是站不起来的，更无法保障我们强起来、富起来。这是一项重大的国家使命，是必须抢时间、争速度才能完成的促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环。
此时，以周恩来总理、聂荣臻元帅为主的“两弹一星”高层领导人高瞻远瞩，识破了赫鲁晓夫的国际投机行为，已经超前预感到加紧执行1957年10月15日签订的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的紧迫性。
1960年1月，聂荣臻元帅在上海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将中苏经济援助和科学技术协作方面的变化情况先向毛主席和周总理作了报告，然后又在发言中提出：苏联很有可能在不长的时间内，终止与中国的协定，“总之，他们是想长期使中国停留在仿制阶段，处于依附地位”。
在此之前的一段时间，根据双方协定细则，我方向苏方要一般的通用资料、原材料、设备还能要到，但是要精密和非标准设备、特种原材料，苏方就卡住不给了；一般仿制、工艺专家还能请到，设计专家就请不到了……
而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以下简称“老五院”）一分院早在1958年1月就提出了当年研制工作要点，即要求全体人员必须尽快学习掌握苏联援助的P2导弹的全部资料，做好第一枚仿制导弹生产的准备工作。当时老五院制定的目标是，在1959年9月之前完成仿制任务，争取在10月国庆节期间试射，向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献礼。
但到了1959年10月，预定目标并没有完成。同年12月，聂帅两次听取老五院工作汇报，再三强调加速仿制和研制工作，支持科学家们的工作，减少他们的事务，特别点名减少钱学森等专家的行政事务。
聂帅下达的任务就是要抢时间、争速度，要在苏联的态度发生根本变化、整个国际形势对中国发生极为不利的扭转之前，迅速组建完成中国“两弹”独立研究、制造、试验的体系，尽快把第一枚仿制导弹完整搞出来，使之成为国家和军队的中流砥柱。如果不争分夺秒地争取和把握国际性的主动权，就会在国家的大战略上和仿制、自行研制导弹方面贻误有利战机，失去最佳快速生长机遇。
紧接着，1960年1月，在广州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上，大家有针对性地讨论了我军战略方针和国防建设工作，通过了1960年的国防建设工作纲要，提纲挈领地明确了“两弹为主，导弹第一”的发展国防尖端技术的方针。这是当时兵贵神速、用兵出奇、打蛇要打七寸的最紧要重大的焦点和关键。
为了避免出现苏联单方撤退全部援建专家的后遗症，迅速解决受制于苏美两霸的困境，兵贵要出奇。这批奇兵就是从战火纷飞的年代成长起来的一群如狼似虎、所向披靡的年轻有为的作战军人。
奇兵人物之张镰斧
张镰斧，1921年3月出生于山西忻县，1937年参加八路军，1938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23年的纯粹军事生涯中，他八次负伤。他经历过伏击战、游击战、阻击战、攻坚战、渡江战、追歼战、防御战、进攻战、坑道战等多种艰难困苦、生死临危的战争环境；亲历了如何发动群众，依靠人民，建立和巩固敌后抗日根据地，建设和扩大解放区的斗争过程。他在革命战争中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培养出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革命事业、听党指挥、勇打胜仗的坚定信念和坚硬作风，在政工、组织、作战、备战、建设等方面都作出了应有贡献。这位颇具传奇色彩的军人被战友们誉为十二军“会用脑袋打仗”的一只“虎”。
在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特别是周恩来总理、聂荣臻元帅的统率和安排下，1960年初，张镰斧中止了在高等军事学院的学习，提前毕业。3月，他向老五院紧急报到；4月，赶赴上任，担任老五院一分院副院长兼二一一厂厂长，并承担了中国第一枚“东风一号”近地仿制导弹总装配套指挥组总指挥的重任。
在此前后，经国务院和中央军委批准，一大批来自军队和地方的领导同志，如林爽、刘川诗、周吉一、张钧、马云涛、刘瑄、杨亚中（按到任时间排序）和陈度、冬春等，都先后被紧急特调到中国航天发祥地——三营门，与来自全国各地的数以千计的科学家、工程师、技术人员、大学生，近万名经验丰富的工人和转业退伍军人一起，在老五院一分院（1965年后简称七机部一院）二一一厂一线工作。
张镰斧加入航天三军这支初建的科学大军，这一切不仅对他来讲很陌生，而且也面临诸多困难。除了一切刚刚起步，当时还有严格的保密纪律和规定，以至于他的老部队十二军党委在他绝密调离十二军时本应立即办理的组织“鉴定”材料，直到1961年8月7日才正式作出：
他有为党为人民事业奋斗到底的决心，经受了长期战争的考验；他执行战斗命令坚决，指挥决策果断；作战机动灵活，积极勇敢顽强；抓紧业务学习，善于思考问题；有全盘工作经验，组织计划性强；工作作风深入，密切接近群众；个人生活简朴，待人处事热情……
张镰斧刚刚上任时，面对的更多的是猜疑的眼光——他能行吗？
面对二一一厂已在编的7965人及庞大的家属群体（其中绝大多数是从航空企业、包括两航起义人员中转调过来的），面对从航空企业向航天企业的利益转型，面对作为主要仿制生产厂家却没有按时完成党中央下达的任务的窘境，面对上级领导对二一一厂负责人严肃耿直的亲切鼓励和深刻批评，张镰斧应该做些什么，应该怎么做？
从枪林弹雨里走过来的革命军人的特点，就是执行党中央的命令决不含糊，雷厉风行。张镰斧到任后，尽管二一一厂还存在着很多问题，仿制工作还较缓慢，但是在党中央和周总理的亲切关怀下，这名打过许多胜仗的革命军人很快就适应了环境，进入了角色。
他从进入中国航天科学事业的第一天起，就恪守发扬了“我是一个兵”的优良作风，从意识形态、思想认识，到行为准则，都践行“当好一名阵前之兵，也要当好一员阵前战将”的准则。在各级党委的领导下，他扎扎实实地运用军人领导团队的素质和能力结构实力，抓住了“以点带面”这一工作方法，实心实意与科技人员、工人群众打成一片，迅速调动起了二一一厂以仿制“1059”导弹为工作目标的一切积极因素。
多少双眼睛在看着他！“一星两弹仅务实”！他说：“走进群众，与群众在一起，群众才会信任你，跟你一起干！”他甘当一名“勤杂工”式的服务兵，向普通的工人和技术人员虚心学习，三人行必有我师。在二一一厂的各个车间里，人们经常能看见一位工人们都不认识的围着车床转的“学徒工”身影，技术人员也经常发现一位好学多问喜欢琢磨提问题的“老工人”身影。当他出现在他们面前时，经常穿的就是一身工厂的标配工作服，所以很少人能认出他。
除了参加上级召集的会议和必要的活动外，张镰斧给自己规定了每个星期都雷打不动的工厂“劳动日”，每到这一日他都会穿着工厂的标配工装，一头扎进工人堆里，悄无声息地来到各个车间的车床前，向年老的和年轻的工人们学起了基本功。如果是技术活，工人干啥他学啥；如果是力气活，工人干啥他干啥。那会儿，他就是个普普通通的工人。
后来，车间里知道是厂长来劳动了，给他备了茶水，他都叫撤掉，工人喝啥他喝啥。
他之所以会穿上厂标准工装服下到车间干活，是他在参加革命过程中从老红军、老首长、老战友们那里学来的，因为他们从来都是以一个兵的身份，坚持不懈地做兵民群众工作，在战争中不断学习。
这种以身作则以“学徒工”和“勤杂工”形象出现的姿态，体现了一种大家都非常喜爱的、我党一以贯之的精神面貌，于是迅速团结了全厂员工，使他们集体转身开步，跨越眼前利益的大坎，集中全部力量向“1059”仿制突击。
张镰斧在工作过程中是真心实意待人，认真朴实做事，没有丝毫虚情假意，所以大家在工作中合作得非常好，效率也是出奇得高。从8月12日苏联撤回最后一名专家起，他们就夜以继日地工作，奋力处理设计和生产中的技术问题，处理生产中的代用材料问题，处理非标准设备的设计和制造中的问题。在处理这些问题时，他们互相支持，主动配合，在设计与设计之间，设计与研究之间，设计与工艺之间，再也看不到一点掣肘别扭的动作，再也听不到一点互相埋怨之声，尊重、拼搏、协作、团结、和谐已成为各项工作的高度自觉行动。那时，二一一厂党政机关的干部以为一线服务为荣，一切以解决一线的问题为主要任务，解决不了一线的困难就觉得自己脸上无光。
不光是技术人员，其他人员也齐心协力一起上。厂工会的同志们加强标语、广告宣传栏的专题内容，表扬好人好事先进事迹，增加体育运动场和文化园的多彩活动；宣传“自力更生、土洋结合”加速基地建设的方针，开展了“学、比、赶、帮”的群众运动和“双革”运动。
厂共青团委带领青年们认真向老师傅们学习技艺，大兴三八作风，争相到最艰苦的岗位工作，许多青年工人常常跟随师傅夜以继日地主动加班做实验，认为进厂参加生产实践是青年又红又专的正确道路，争做合格的航天科学事业接班人。
厂妇联会积极协同工厂家属委员会组织120多人的工作队，派出医生、助理走街串户，访问职工家属达2000多户，占总户数的65%……
正是基于这些高度自觉的行动，经过83个日日夜夜，1960年11月5日上午9时，“1059”导弹终于点火起飞，直上蓝天，按照预定的轨道飞行。9时10分，导弹命中预定目标区，试验圆满成功，试验场上一片欢腾。紧接着，12月6日和16日，他们又连续成功地发射了第二枚和第三枚自己生产制造的仿制导弹。至此仿制工作圆满成功，中国有了自己造的导弹，这是我军装备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此后，张镰斧又担任了第一任“长征二号”基本型火箭研制工程总指挥、第一枚“东风五号”洲际导弹研制工程总指挥。自1967年开始至1984年退居二线，17年来张镰斧一直全面主抓一院（现在的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的科研生产，一刻也没停。即使在十年“文革”期间，中国的导弹火箭科研生产也没有中断。那些年，他几次晕倒，患上了肺结核，患上了肺癌。尽管这样，他总是很低调，从不让宣传自己。即便是在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为庆祝“东风五号”洲际导弹飞向太平洋发射试验成功的大会上，他都没有遵从会议方的安排，而是坐在了大会主席台的最后一排。
张镰斧被誉为“为我国国防现代化建设和航天事业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的航天“老干部的一位代表”，是第六、七、八届全国政协委员，曾荣获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一级国旗勋章，是唯一荣获航天部“在发展航天事业中贡献突出”一等功奖和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的第一代军人老干部。他的事迹将永远为后人铭记。
摘编自《天路开基人——张镰斧和他的战友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9年1月出版
责编 | 杨玉珍 鹤焱（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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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刊于《纵横》201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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