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庄王止戈为武

作者：傅海燕、张沫飞，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楚国是先秦时期的重要邦国，其先世出于祝融。据《国语·郑语》记载：“夫黎为高辛氏火正，以淳耀敦大，天明地德，光照四海，故命之曰‘祝融’，其功大矣。”所谓火正，即是司火之官。在远古时代，火对于人类文明而言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在很多民族的神话传说中甚至将火视为人类文明起源的象征。因此，司火之官一方面执掌天文，一方面也管理民间的生产活动。据《史记·楚世家》记载，祝融名曰吴回，“吴回生陆终，陆终生子六人”“一曰昆吾；二曰参胡；三曰彭祖；四曰会人；五曰曹姓；六曰季连，芈姓，楚其后也” 。陆终这六个儿子的后裔形成了八个氏族，就是所谓的“祝融八姓”，其中最小的儿子季连就是后来楚国的先祖。

楚的先民本居住于中原一带，但由于氏族部落之间的战争，被迫向南迁徙。从今河南新郑一带一路南下，到达荆山以北的今湖北丹阳一带。楚人与这里的土著杂居，文化习俗也逐渐为当地少数民族所濡染甚至同化，由此被北方的中原国家视为蛮夷。

进入春秋时代，周王室权威式微，南方的楚国开始强大。强大起来的楚国自称为王，不再尊奉周天子的王权，开始对外侵略扩张，灭亡了周围的很多小国。《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记载：“汉阳诸姬，楚实尽之。”汉阳诸姬是西周末年为了遏制南方的楚人在汉水以北分封的一系列姬姓诸侯，而如今他们都被楚国灭掉了。楚国的扩张势头一路向北，但被齐桓公、晋文公两位霸主相继打败。公元前613年，楚穆王去世，庄王熊旅即位，楚国的命运交到了这位不足20岁的少年君王手中。

问鼎中原

据《左传·宣公三年》所载，公元前606年，楚庄王率领楚国军队前往讨伐陆浑之戎。陆浑之戎是戎族部落的一支，原居于瓜州(今陕西秦岭西端及陇山一带)，秦国强大以后，他们被秦穆公驱赶到陆浑(今河南宜阳南)一带，因而被称为陆浑之戎。陆浑之戎当然无法与楚国军队抗衡，很快就被打败了。然而，楚国军队在取得胜利后，并没有班师回国，而是在楚庄王的带领下，直抵洛水之滨，到了周王朝的都城洛阳城下，显示出楚庄王夺取中原政权的雄心。

为了震慑周天子，楚国军队在周王朝的边境举行了盛大的阅兵仪式，以显示自己武力的强盛。消息传到周定王那里，定王赶紧派王孙满前去慰劳楚军，以探虚实。王孙满来到楚军帐中，见到了楚庄王。庄王问王孙满，周王室世代相传的九鼎究竟有多重？相传九鼎由夏朝传到商朝，又由商朝传到周朝，是大禹用九州各地进贡来的青铜铸成，上面铸有九州各地的山川文物，是象征天下统治权的宝器。

楚庄王问鼎之轻重，实则是在质疑周天子对天下的统治权。王孙满当然听出了楚庄王的言下之意、弦外之音，回答道：“在德不在鼎。”也就是说，周天子之所以统治天下，是在于他的德行，而不是因为拥有九鼎。楚庄王对此不以为然，说道：“九鼎又有什么了不起呢，楚国只要销毁楚国军队武器上的铜钩就足够铸成九鼎了。”王孙满说：“过去在夏朝的时候，夏桀德行败坏，鼎便被迁到商朝。商朝延续了600年，殷纣王残酷暴虐，鼎又被迁到了周朝。如果天子德行高尚，鼎虽然轻也无法移动；如果天子德行败坏，鼎即便再重也无法保住。如今周王室虽然衰微了，但上天的眷命尚未变化，鼎的轻重，不是人臣所能知道的。”

王孙满的话对楚庄王造成了极大的冲击。庄王这才意识到，一直以来楚国凭借武力征服周围的小国，击败远方的大国，军力不可谓不雄壮，国力不可谓不强盛，然而却没有得到中原诸国的臣服和尊重，反而招致了附庸小国的一次次背叛与中原霸主的一次次对抗。周天子的王权之所以能够维持，不是依赖自身的实力，而是依靠中原文化完善有序的礼乐制度和高度发达的政治文明。中原诸国共同尊奉周礼，拥有一套共同遵守的政治文化秩序。而楚国作为这一秩序的挑战者，自然会遭到中原国家的共同抵抗。

在楚国以武力征战的过程中，齐国、晋国相继担当起了中原诸国保护者的责任，一方面尊奉周天子，一方面兴亡国、继绝世，保护复兴那些受到蛮夷威胁的小国，由此得到了广泛的支持和拥戴。齐桓公、晋文公的霸业也都是在与楚国的对抗中建立起来的。所以，楚国如果想要得到中原国家的承认，成为霸主，就必须遵守并尽快融入这一文明体系之中。

明白这一点后，楚庄王率领楚军退出周王朝的疆土，班师回国。回到楚国后，他大力引进中原的文化和礼法，制定了一系列法令法规，以使楚国的朝章典制接轨中原国家。通过楚庄王“以夏变夷”的诸种举措，楚国的面貌焕然一新——它已不再是那个自称蛮夷的野蛮国家，而成为了能够与中原诸国互相唱和、互动呼应的礼仪之邦。

复陈盟郑

公元前599年，陈国的夏徵舒杀死了陈国的国君陈灵公，自立为国君。第二年，楚国以此为借口讨伐陈国，杀死了夏徵舒。楚军攻下陈国后，按照楚国历来的传统，准备消灭陈国，将其划为楚国的一个县。对此，楚国的大臣纷纷表示赞同，只有刚从齐国出使回来的申叔时不以为然。楚庄王找到申叔时，问他为何不赞同。申叔时回答道：“俗语说，牵着牛走到别人家的田地里，田的主人就把牛抢走了。牵牛进到别人家的田地里固然不对，但因此就把牛抢走岂不是太过分了吗？如今是因为陈国发生了弑君的暴行，大王才率领诸侯前来平定陈国的内乱，这本来是光明正大的义举。如果因为贪图陈国的土地而趁机把陈国灭掉变成自己的领土，今后楚国又拿什么取信于天下呢！”听了申叔时的话，楚庄王幡然醒悟，决定恢复陈国的社稷，迎立流亡晋国的陈灵公之子公子午回来继承陈国国君之位，是为陈成公。据《孔子家语·好生》载，当孔子读到楚庄王恢复陈国社稷的故事时，感叹一声说：“贤哉楚王！轻千乘之国而重一言之信，匪申叔之信不能达其义，匪庄王之贤不能受其训。”楚庄王之重视信义，连孔子也大加称赞，表明此时的楚国已经接受并融入到周朝的礼乐文明秩序之中，不再是那个一味侵略扩张，毁灭其他国家宗庙社稷的蛮夷之国了。

公元前597年，楚庄王率领楚国三军再次北上包围了郑国。楚军包围郑都17天。郑人准备求和，于是在宗庙举行占卜。占卜的结果不好，显示郑人将要痛哭于宗庙，迁居远方。国人知道了这个消息悲痛不已，连守城的军人们也趴在城墙上痛哭。楚军看到郑人的样子，以为郑人就要投降，便解除了包围。郑人见楚军退兵，马上重新修缮城墙，于是楚军再次包围郑国。后来，楚军又用了3个月的时间，最终攻克了郑国。

楚庄王率领楚军从郑都的大门进入城中。当时郑国国君是郑襄公，他按照周礼，赤裸着上身，牵着羊来到宗庙前，向楚王请罪，说道：“我不为上天所庇祐而惹怒了大王，使大王率军来到我国，这都是我的罪过。如今我任由大王惩罚，只求大王能够看在周王朝历代先王与郑国历代先君神灵的面子上，不要使他们失去祭祀。”楚国的大臣纷纷建议楚庄王不要赦免郑襄公，直接将郑国灭掉并入自己的领土。楚庄王却说：“郑国国君为了保存国家的社稷如此谦卑，一定能够受到百姓的拥戴，我又怎么能灭亡他的国家呢？”于是楚王率楚军退出郑国国都30里之外，并派出大夫与郑国订立了盟约。

“兴亡继绝”本来是周王朝礼乐文明的政治传统，其中既包含维持社会稳定的政治意义，又具有保护、推动文明发展的文化意义。楚国改变自身的政治传统，遵循周王朝的礼乐文明，显示着楚国已经主动成为华夏文明圈的成员，并且扮演起文明秩序维护者的角色。后世以齐桓公、楚庄王救卫复陈的义行善举并称，表明此时楚国已经开始为中原诸国所接纳，楚国的霸业就要开始了。

同年夏天，楚国在邲之战中大败晋国，一举奠定了楚国称霸的基础。此后的几年里，楚国又攻下宋国，并使鲁国归附楚国。一时间，中原诸国纷纷向楚国朝贡。楚庄王成功地建立起了楚国的霸业，他本人也由此成为春秋五霸之一。

止戈为武

邲之战后，大量的晋国士兵在战争中阵亡，楚国的将领便向楚庄王建议，将晋国士兵的尸体收集、堆积起来，修建“京观”。所谓京观，就是将敌军阵亡将士的尸体堆在道路两旁，培上封土，做成金字塔形的土堆。建筑京观，一方面是为了震慑敌军，一方面也是为了向后代夸耀自己的武功。然而，楚庄王却拒绝了这个建议。

在楚庄王看来，“武”字是由“止”和“戈”两个字组成的，真正的武功，是消灭暴乱终止战争，而不是展示兵威的凶残，向后人炫耀。武力存在的终极意义是维护和平。楚庄王又进一步提出“武有七德”：“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者也。”也就是说，使用武力的真正目的，并不是为了消灭敌人，炫耀武力，而是为了禁止强暴、消弭战争、保持强大、巩固功业、安定百姓、调和民众、丰赡财富。只有做到这些，武功才能为后世子孙所铭记。如今晋楚两国交战，两军将士暴尸于野，已经是残暴之举了，再建筑京观，这何以向后世子孙示范呢？况且古代贤明的君王之所以建立京观，是为了惩罚那些有罪之人，发挥警示后人的作用。如今，晋国的将士都是为了自己的国君尽忠而死，我又怎么能把他们建成京观呢？于是，楚庄王在黄河边举行祭祀，班师回国了。

虽然从古文字的角度而言，组成“武”字的“止”和“戈”中的“止”，本是从脚趾的象形演化而来，“武”字表示的是士兵持戈站立的形象，但这并不妨碍楚庄王对“武”字的创造性解释。“止戈为武”这一充满哲学思辨意味的说法，显示出楚庄王本人的文化修养和楚国当时的政治文明都达到了极高的程度，甚至可以与中原国家相媲美。“武有七德”的说法也成为中华传统文化中有关“武”的经典理解。

楚国通过学习中原文化，接受宗周礼乐传统，逐渐为中原诸国所承认和接受，楚庄王也被后世儒家视为圣王明君的一个典范。承于楚庄王的流风余韵和楚文化，到了战国时代，更成为华夏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止戈为武”“协和万邦”的和平思想和东方智慧，一直是中华民族处理对内对外关系的思想渊源。

本文发表于《前线》杂志2019年第3期，转载请注明微信公众号：前线理论圈（ID：qianxianthe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