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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书评

汉娜·法伯谈从保险产业看“中观层面的大西洋史”

邢承吉采访,鲁迪秋翻译

2019-03-17 10:43  来源:澎湃新闻

汉娜·法伯(澎湃新闻 蒋立冬 绘)
“‘早期’要前溯到何时?既然印第安人有自己的历史,我们如何谈论美国早期史的开端?”2018年4月17日,在哥大历史系一楼狭仄的办公室里,汉娜·法伯(Hannah Farber)教授与我们畅谈了美国早期史研究领域的新动态、她自己有关大西洋世界保险产业的研究。她思维活跃、语速飞快,自信又可亲。她追问当下学界对美国早期史开端的界定,坚持印第安人应在美国建国故事中占有一席之地。她采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路径,从中观层面来考察大西洋世界。这场对话令人耳目一新,同时也发人深省。
美国早期史研究
首先,我们来谈一谈美国早期史研究的新动态。戈登·伍德(Gordon Wood)曾尖锐地指责如今的美国早期史学者迷失了方向,过度谈论黑人、奴隶、印第安人和女性,导致历史叙事碎片化。但另一方面,美国早期史权威期刊《威廉-玛丽季刊》的编辑乔希·派克(Josh Piker)在回应伍德的文章中指出,如果这算是迷失方向的话,那就让我们在这条小路上走得更远(Josh Piker, “Getting Lost,” January 21st, 2016, https://blog.oieahc.wm.edu/getting-lost/, 2018-10-20.)。我想听听您怎么看待这一新趋势。您如何准备诸如美国通史、美国早期史等本科生课程?您授课时是否会从印第安人的历史讲起?您的教学和研究是否受到这些新动态的影响?
汉娜·法伯:近二十年以来,美国早期史领域最重大的变化之一,就是人们认识到,美国早期史的核心不再是人们如何创建了我们今天所认识的美国。
美洲
当我们谈论“early America”的时候,我们要认真对待这两个词。这两个词都存在问题。我不知道“早期”具体指什么时期。对“America”,我们略知一二。但问题是,存在两个被称为美洲的大陆:北美洲、南美洲。我想,乔希·派克之所以倡导“迷失方向”,是因为如果你摆脱“early America”意味着美国历史的前奏这种想法的束缚,你将要考虑广阔的地域和漫长的时段。毕竟印第安人已经在美洲生活了数千年。
詹姆斯敦,弗吉尼亚,来自谷歌图片
过去人们在讨论“early America”的时候,目标要明确得多。他们认为,“early America”始于1607年的詹姆斯敦,以及位于今天马萨诸塞州的普利茅斯和马萨诸塞湾。从弗吉尼亚和马萨诸塞着手,你差不多就触及美国历史的开端了。
新英格兰,来自谷歌图片
相反,今天如果你抛开印第安人谈论十七世纪早期的新英格兰,你就得解释清楚,为什么不把这个群体放在故事的中心。要知道印第安人占据了人口的绝大多数,拥有自己的历史和政治。要是你说,我研究的是荷兰西印度公司,没有必要研究印第安人。这就产生了一系列全新的地理问题。除了美洲,你恐怕也得写写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太平洋的情况。显而易见,这么宏大的问题会让学者感到难以应对。
但我觉得,就美国早期史研究来说,现在的机会多于问题。你刚才特别问到我的课堂。考虑到研究生以后将引领这个领域,在给他们上课的时候,我会先提出以下这些问题:“早期”要前溯到何时?既然印第安人有自己的历史,我们如何谈论美国早期史的开端?诸如此类。至于本科生课程,我往往选择自己专长的领域。目前,我正在讲授“美国早期共和国史”这门课程。我把它命名为“反叛者如何缔造帝国”,它的核心问题在于美国是如何形成的。只要我告诉学生,我们要考虑那些帝国的反叛者如何在这块大陆上继续创建自己的帝国,我就处在安全地带。实际上,我提出了谁被接纳、谁被排斥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理解会影响我们叙述这段历史进程的方式,但对选择叙事的起点影响不大。
原住民的大致分布,来自维基百科
最让我的学生感到不安的是,我会在课堂上安排两次地图小测验。第一次测验考察美国革命尾声时北美大陆的情形。第二次测验考察十九纪四十年代墨西哥战争前北美大陆的面貌。测验的目的是,让学生在地图上标出印第安人的位置。一些部落流动性很强,一些部落则选择定居。一些部落要求和美国当局平起平坐,其他部落则拥有全然不同的组织结构。你如何处理那些被非法霸占的土地?还有那些流亡者社群呢?你在地图上写下一个部落的名字,实际上你是在谈论一个具体的、具有自我认同的、得到承认的政治实体。但通常情况下,不是部落中的所有人都聚集在那里,很多人离开了自己的故土。一些人要求取得政治地位,一些人则无意于此。
即便就在地图上标出印第安人的位置,也十分困难。但我们唯一不能做的便是放弃,不让他们出现在地图上。在分发那些用于测验的地图前,我得花费好几个小时,手写或在PDF文件上打字,记下这些部落的名字。这看上去很凌乱。至少我在地图上打下了那些部落的名字,表示他们此刻在这里。随着课程的进展,我们会谈论这些人要去哪里,以及为什么去了那里。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把这些作为问题呈现给学生,告诉他们,这是我们的故事、我们的疑惑、我们的问题。当美国人缔造自己的帝国时,印第安人能否融入这一帝国?这是美国历史的核心问题。即使历史学家还没有制作出完善的地图,全新的大数据、制图技术,以及讨论和思考的方式令我对未来充满希望。我们能够把新技术应用到这类问题上。
您不仅考虑帝国的反叛者如何创建帝国,还鼓励学生利用一些技术去思考印第安人如何融入这一崭新的版图。这为人们思考早期共和国,并把不同群体纳入这一叙事,提供了新的可能与机遇。
汉娜·法伯:美国建国初期,很多人虽然置身共和国,却不把自己看作它的一分子。他们身上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必须处在美利坚帝国创建故事的核心。我要让学生知道,我们正在努力去准确地理解上述这些人,把这一问题放在故事的中心。这既是出于教学需要,更是势在必行。
政治经济学路径下的美国早期史
在中国美国早期史学界,关于政治经济或经济史的著作非常有限。比如,研究重商主义的学者往往采用传统思想史或政治史的路径。您能否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简要谈谈美国早期史?对您来说,政治经济学是一种研究路径,还是一种研究视角?
汉娜·法伯:“经济”这个概念历史悠久。但“经济”拥有当下的含义却是新近的事情。十九世纪起,人们才将“经济”作为一个国家层面的概念使用,比如“美国的经济”、“全球的经济”。但是,现代经济理念独立于政治而存在。
英文中的“经济”一词最古老的含义来自希腊语,意指“管理你的家庭”。因而,“政治经济”帮助人们从管理政治家庭的角度思考有关资源和财富的理念。就“经济”的本义而言,经济和政治密不可分。“政治经济”让我们重新认识这一点,帮助我们研究资源的政治管理,以及财富创造政治权力的方式。

托马斯·杰斐逊
研究“政治经济”有一些合乎规矩的方法。比如,我打算写一本关于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的政治经济的著作。具体来说,我将研究托马斯·杰斐逊在担任总统期间,是怎么依靠制定政策和法律、让美国以某些方式管理它的资源的。
我的研究的理论前提是,政府不是唯一管理资源的机构,也不是唯一行使政治权力的机构。在研究过程中,我偶然发现了一些极为鼓舞人心的著作,它们让我们重新认识早期现代国家的软弱。国家拥有某些管理资源和制定政策的能力。然而,教会同样能够控制民众、管理资源。国家也授予公司权力,去做国家做不了的事情。
我即将出版的著作谈论保险、承保人和保险公司,他们也通过管理某些群体的资源来行使权力。承保人会说,这个商人有没有遵从我的规定?如果他确实遵从了这些规定,那我将按照保险单付钱。如果他没有遵守规定,那我不会赔偿他的损失。这就是另一种不同形式的管理。这一点让我兴奋不已。
也有其他类型的有关政治经济的故事。比如,哥大博士研究生凯瑟琳·拉斯道(Kathryn Lasdow)的毕业论文的主题是美国港口城市的有形建筑。她谈到,政治经济不只是一套观念,同时也是一系列物质实践。人们就建造港口城市做出种种决策,这些并非全然属于思想层面。他们建造的有形建筑决定了人们的贸易行为。她就把问题从思想观念带入了物质世界。人们正在用政治经济这个概念从事大量研究,这些进展振奋人心。
我们无法精准地衡量保险公司是否比国家拥有更多的权力。即便在早期现代,国家很可能取得任何个体的支持。但承保人很有意思。他们身处国家的边缘,既对自己的国家许以承诺,同时也致力于生财之道,在一定程度上进行跨越民族国家界限的合作。因此,这个故事不只是国家与自由市场之间的对抗。国家既与其他商业行动者共事,同时也对他们加以掣肘。当然,商业行动者并非独自行动,而是成群结队地活动。
我即将出版的著作考察的是,国际商业海上保险如何因为美利坚建国而变动。商业行动者在某些方面非常爱国。当他们归属于一个强大的民族国家时,他们通常从中获益。不过有趣的是,只有当顾客紧张不安时,承保人才能收取最多的保险费用,谋取暴利。人人都会担心某些自然风险,如触礁、遭遇暴风雨、老鼠偷吃船上的小麦。实际上,为这些事情投保花不了他们多少钱。
大西洋,来自谷歌图片
和平时期,一次跨大西洋的往返航程,平均保险费率低于百分之五。但在十七世纪末至十九世纪初,大西洋并不太平。你要考察的不仅是国与国之间正在进行的正式战争,还包括人们担忧战争一触即发的时候,那些地域性的私掠船和海盗出没的地方,那些战争可能已经爆发而商业行动者毫不知情的地方,以及战争已经结束了他们却不确定战争是否结束的时候。
正是这些不确定因素导致保险费率急剧波动,其程度大大超过飓风季节的影响。因此,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一个优秀的承保人不仅要掌握飓风季节的时间,他还应当懂得政治事务,洞察战争爆发的可能性。
美国的承保人由衷地支持美国变得强大,因为这意味着美国商人的船只更有保障。但当美国商人紧张不安、国家软弱无力时,承保人才能索要最高的费用,赚取最大的盈利。公布出来的保险费率在某种程度上透露出,人们在多大程度上担忧美国的商业,也为我们提供一种了解美国的世界影响力的方式。
对此我尚未找到最贴切的比喻。保险行业位居美国的边缘,通常与国家处在共生关系。但在某些方面,它的利益本质上有别于国家利益。有时候我们甚至可以说,它影响了国家。
保险公司似乎与国家实体彼此分离,但又参与政策制定。这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民族国家的界限。这个商人群体让我们能在世界范围来理解美国。
汉娜·法伯:这是典型的政治经济史叙事。承保人相信,无论欧洲商人去往哪里,保险总是按照相同的规则运作。这成为一个自我应验的原则。因为他们坚信保险总是以同样的方式运作,他们就按照这样的规则来行动。即便保险在不同的地方各有不同。
我们必须认识到,非政府机构起到了协调作用,影响商人的行为。我们必须理解这些中间人,才能理解政府和商人的行为。这就是中观层面的大西洋史。既不是“自上而下的”统治者和国王、议会的历史,也不是“自下而上的”日常民众、海盗、奴隶的故事,而是这种中观层面的机构——保险经纪人、保险公司的故事,他们拥有某种政治管理能力。
大西洋史有助于论证美国并非白手起家,向我们展现美国赖以形成的各种资源。如果不了解从印第安人那里剥削来的土地,不了解从奴隶身上剥夺的劳动力,不了解殖民地时期跨国的商业交换,你就无法理解美国的起源。
研究保险的一个有意思的地方是,美国建国时,跨国保险体系已经存在了。但美国是一个新兴的政治实体。政治实体影响市场,决定资源分配。宪法的批准和联邦债务的确立,激励很多美国人建立公司。部分原因在于,投资联邦债务让人们感到兴奋。美国建国后公司迅速涌现,与这一新兴政治实体能够提供金融机会有很大关系。
对我而言,一个非常古老的、拥有自我认同的跨国体系与一个新兴的、拥有自我诉求的政治实体之间的互动,在某种程度上创造了重要的价值,这一点最吸引我。
这一相互作用让我们对美国是一个政治实体的历史认识变得复杂起来。但现在,您让我们去关注美国建国以前的历史。这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动态体系,是另一种形式的美国政治史。
汉娜·法伯:没错,他们是这个政治叙事中的新角色。
您是否能够告诉我们您的资料来源?您使用什么数据库?
汉娜·法伯:我使用FileMaker数据库。我利用它进行非常简单的计算。我不做复杂的数学。数学和公式并非解决我所提出问题的最好方式。
令我感兴趣的是,保险行业拥有大笔资金,这些钱与银行资金、联邦政府关系密切。从法律上来说,这些刚建立的公司与新成立的州有关。我不是首个发现美国建国初期存在大额保险资金的人。但我试图将这一观察带出经济史领域,展现给那些对政治和文化感兴趣的人。
至于原始材料,一方面,在美国早期文献中,关于保险的内容随处可见。如果你在1810年购买一本波士顿城市名录(Boston City Directory),翻到第三页的时候,你就会看到“保险”。城市名录开篇谈论波士顿市的纬度和经度,接着谈及市政府和政治机构。通常到第三页时,城市名录会显示波士顿市现在拥有七家银行、五家保险公司。作者认为,这就是你想了解的有关波士顿的信息——多少家银行、多少家保险公司。这样它们看起来就很重要。
《波士顿城市名录》
另一方面,同样重要的是,在港口城市景观中,海上保险几乎没有留下一点建筑遗迹。十九世纪早期,承保人未曾建造宏大华美的建筑。作为代理人,他们通常在自家银行附近租用房间。他们不是华而不实的人。他们由商人管理,为商人服务。这是一个内部人群体。
当火灾保险出现时,形势有所变化。但伴随人寿保险公司的兴起,改变才真正发生。银行必须看起来宏伟又富有。因而,银行通常是古典风格的石头建筑,以彰显其安全与可靠。否则,人们会担心银行没有资金,他们无法拿回自己的钱。与银行一样,到十九世纪中期,人寿保险公司同样需要告诉公众他们的存在与安全性。
对我来说,其他的重要原始材料包括一些解释保险买卖的手册。保险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体系,围绕着专业知识而组织起来。这一点也导致它具有跨国性。保险行业总是告诉政府不要干涉他们,因为只有承保人才真正理解他们的行业,而对此知之甚少的政治行动者只会制定恶法,做出错误的政策决定。这样就形成了政府不应干涉自由市场的观念。我要阐明的是,这不是那些人的想法,也不是那些人所处的世界。那是一个井然有序的世界,一个专家的世界,一个知识的世界。这种知识自有其价值,并且具有政治影响力。
您正在写作的政治经济史著作,谈论的其实是文化、政治、制度和共同体。身处经济史、文化史和政治史交叉的领域,您能够与学术共同体的不同群体对话。您认为政治经济和资本主义史的关系是怎样的?
汉娜·法伯:我想把这些领域融合在一起,换一种说法来讲述这个故事。我试着在里面加入一些数据。我想对文化史家说,这个庞大的经济产业对文化和政治生活发挥了重要影响。我也想对经济史家说,看看文化、专业知识和政治创造价值的方式。讲述这个故事是一件值得挑战的事情。人们如何相信一家新成立的公司具有它所宣称的价值,这个问题让我着迷。我现在正在写作的章节,讲述的是美国保险公司创造了多少资本,具体而言,美国国内创造了多少新资本,美国又吸收了多少已有资本。
当然,答案在某种程度上是模糊的。我们很难对此进行量化。我们需要一种好的叙事手段来讲述这个故事。准确地来讲,我处理这个问题的方式就是谈论公司如何建立,并揭示为了获取大量的资本回报,投资者向公司投入何种价值。
资本主义的历史常常讲述资本主义的起源,或者资本主义从根本上改变了现存世界。与之相反,我考察的是微妙而有趣的政治运动,资本和起协调作用的海上承保人群体(一群经验丰富的资本家)的专业知识,在其中产生了重大的政治影响。
我们采访过玛莎·豪厄尔(Martha Howell)教授,她提到经济史领域大多为男性主导。您与这个学者群体进行学术对话时,您有这种感受吗?
汉娜·法伯:现在大部分经济史研究都由经济系完成,过去可不是这样的。这一变化发生在大约半个世纪以前,那时候,历史系的许多学者写作了叙事色彩更浓的经济史。经济系的文化全然不同。他们总是高声争论,这让很多历史学家觉得惊恐,无论他们是什么性别。这是两个系之间的文化差异。美国的教育系统也存在问题,没能让女性在学习数学时充满自信。我们把这咄咄逼人的语调和这个国家数学教育性别失衡的现实联系起来。在旁观者看来,男性占据了经济系的主导地位,氛围吓人。
我从来没把自己当作经济史家。我探究的也不是经济方面的问题。当初撰写学位论文的时候,我感兴趣的是传奇历险、掠夺船只和海盗的故事。就我现在的理解,我讲述的是一个关于制度的故事,只不过为了准确地表述,我需要做一些计算工作。
凯茜·马特森教授
在写作论文的过程中,我有幸获得了费城图书公司(Library Company of Philadelphia)提供的博士奖学金,参与了“早期美国经济和社会项目”(Program in Early American Economy and Society)。特拉华大学历史学教授凯茜·马特森(Cathy Matson)是该项目的导师。终其一生,她都在与经济史家打交道,为那些把经济史和社会史联系起来的研究者提供了一个非常包容、友好的空间。当然,研究者在这个空间里也会受到严厉的批评与质疑。这段经历帮助我思考如何向不同领域的人们解释我的研究主题的重要性,也使我明确自己要为学术对话提供什么创见,以及在哪些方面还需求助别人。这个学术共同体对我来说意义重大。
(北京大学姚念达和复旦大学刘雨君参与了后期的校对工作,特此致谢。)
责任编辑:彭珊珊
校对:徐亦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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