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行在东非：空难背后，那些在埃塞俄比亚追梦的中国面孔

文、图｜吴雨浓

编辑｜薛雍乐

“我算是埃航的铁粉。”

刚到非洲的那几年，林立涛经常奔波于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以下简称“亚的斯”）和肯尼亚首都内罗毕之间，选择埃塞俄比亚航空（以下简称“埃航”）几乎成了他的习惯，至今已累计搭乘了数百次。

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就被看作是“第三世界中最可靠和最赚钱的航空公司”。这家人称“埃塞最大国企”的航空公司，连结全球85个国家，提供了从其首都中转到非洲30多个国家、50多个城市的航线，也是中国飞往非洲各国最便捷的航空通道。“埃航的飞机都比较新，而且基本所有非洲国家都能飞。”林立涛说。

自从2011年常驻亚的斯之后，林立涛到内罗毕执行公务也是常事。上午出发时，这个处在高原的城市正逐渐迎来太阳，夜晚残留的凉意很快散尽，林立涛熟悉地走进博莱机场安检区域，脱掉鞋子，抽出皮带，汇入人流。

这个机场年吞吐量达900万人，墙上挂着“埃塞俄比亚机场，非洲的桥梁”的标语。与之相对的，是不到30个值机柜台，5个海关入口和2条起飞跑道。有些当地华人戏称，人多的时候，挤得像地铁站。

穿梭在东非两大都市——亚的斯和内罗毕之间的航线每天四班，是埃航在非洲频次最高的航线，而ET302不过是这几班“公交”中的一班，飞行的时间比京沪航线还要短。

北京时间3月10日下午五点，东非时间当日中午，刚调回北京工作几个月的林立涛得知了埃航ET302的波音737 MAX8型客机坠毁的消息。据报道，机上149名乘客与8名机组人员全部遇难，其中包括8名中国公民——4人为中国公司员工，2人为联合国系统国际职员（包括1名香港居民），另2人则为因私出行。

年轻的土地与中国开垦者

在林立涛的印象中，从亚的斯出发的飞机常常几近满载，尤其是飞往内罗毕的航班，起飞的时侯，他通常在小寐。

的确，相比绮丽迷人的热带雨林、高耸入云的冰川雪山，亚的斯飞往内罗毕的沿途似乎没什么好看的。除了七八月份（当地雨季），这一路常是一片晴空，可望见因干燥呈现金色的平坦高原。“坐了这么多年，也就遇雨季期间会颠簸的比较厉害。”林立涛回忆道。

在飞往内罗毕的飞机上，太容易遇见熟悉的中国人。来埃塞的中国人很多，圈子却很小，在这里，只要你是中国人，就“都是老乡”。

1998年，林涛成为一家国企年轻队伍中的一员，离开祖国，追随着工程奔走在肯尼亚、埃塞俄比亚、乌干达和坦桑尼亚等东非国家之间。那时候，他风华正茂，承载着中埃两国的梦想，来到这片充满机会的大陆闯一闯。

“为什么要来非洲？”和林立涛类似，身在国企的徐建国偶尔也会面临这样的询问。

“在非洲的确苦，但我们很感谢非洲，我们这一代农村孩子很感谢非洲。”从乡村到城市，英语专业的本科学位似乎并不足以帮徐建国在北上广立足，然而派驻非洲的工作机会让像他这样的大学毕业生开启了人生的转向。

最早来非洲时，他呆过西非的加纳。而到亚的斯，他所做的是帮助当地完善供电设施，保证稳定的电力输送。要知道，即使在首都，停电也是常见的事，餐厅、宾馆把“备好发电机”看作“常识”。

“能吃苦、有毅力”是徐建国的信仰，看着大城市来的孩子几个月就呆不住回去了，他在非洲一守就是四、五年。他记得有一次因公务飞去索马里，载着几十人的小飞机在空中忽上忽下，他双手紧紧抓着扶手，全身肌肉紧绷，旁边的非洲大哥面色平静，有些好笑地看着他。

从西非到东非，今年刚30岁的他，已经从基层员工成长为企业在当地的核心领导。平时，徐建国的一大乐趣是刷推特，在那些西方媒体指责中国的阴谋论报道下义正辞严地提出反对。“可能我是个愤青吧？而且工作之余，似乎也没那么多别的事可以干，”他坦然笑道。

偶尔，他也会看不惯一些做研究的人：“非洲研究，很多人看的只是欧美人研究的非洲。人来了，也根本没在非洲呆几天，写两篇文章发表，吃吃喝喝，买几袋咖啡就走了。没多少人想把这件事情做实。”

亚的斯亚贝巴被看作是非洲的政治文化中心。联合国等国际机构、各国NGO在这里设立办公室。作为非洲联盟的总部，每年2月初，非盟首脑会议都会在这里举行，街头飘扬着各国国旗，欢迎非洲各国首脑的到来。

与之相应的，越来越多具有很高教育背景的人，开始来到埃塞工作、学习。有年轻的联合国官员，有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做非洲研究的学者，还有耶鲁、北大、清华的博士生、研究生……“有150万中国人在非洲，不在这里呆久一点，你很难理解我们扎根这里的状态。”

就像这次，面临突如其来的灾难，只有这些抱团取暖的人，才更能懂得唇亡齿寒的寓意——这次，徐建国失去了他的朋友。“我们能感觉的是，身边的人走了，”即使这里是他感恩的土地，也让他感到了危机，“再美也不是故乡。埋骨他乡，何等凄惨？”

中国人是埃塞俄比亚第一大外国人群体，埃塞也是中国人在非洲最大的聚集地。有的人说埃塞有三十万中国人，有的说有二十万；居住在首都亚的斯的华人，登记在册的约有两万，但不少华人觉得，“少说也有十万人”。

而亚的斯几乎60%的工程由中国人完成——从城郊的莫托托山俯瞰全城，一栋高耸的大楼矗立在城市中心。虽然还未封顶，但人尽皆知那将是“东非第一高楼”。那是中国人建的——连同其它的“奇迹”一样，东非第一条城市轻轨、埃塞第一条高速公路、从首都通往红海沿岸的吉布提港的电气化铁路，都是中国人建的。有人说，在首都几乎能找到所有中国搞建筑的大型公司。

这是属于海外中国建设者共同的成果、每个人的勋章。然而“成绩”背后的辛苦，只有他们自己知道。

驻外记者李卫国也是去内罗毕出差的常客：“到现在都不敢看航班号。”事发后他第一时间赶往坠机现场，被砸成了陨石坑的地面、连续两夜缺席的睡眠，构成了一种无力感。

紧贴着博莱机场，由中国公司承建的新航站楼正在隔离带中紧张建设，而ET302坠机现场的救援队伍中，也包括中铁七局和中国交建。他们的路，还得继续。

在路上的非洲之梦

要比飞机飞得高更多，直到可以从卫星的视角俯瞰，就能看出埃塞处在非洲大陆形似“犀牛角”的东北部——人们喜欢叫这片地方“非洲之角”。其中，沿海的地域被厄立特里亚、吉布提和索马里地区占据，它们围绕着埃塞这个内陆国，为它勾勒出与非洲之角几乎完美吻合的轮廓。

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几乎就落在埃塞国土的正中心。往北飞，有壮丽的火山、硫磺湖，有令人惊叹的岩石教堂；往南飞，有东非大裂谷和丰沛的瀑布，还有几近消亡的原始部族。

“我几乎去过埃塞所有比较有特色的地方。”林立涛热爱摄影，用相机定格非洲，是再合适不过的了，而在往返亚的斯和内罗毕的沿途，他不怎么爱看风景，因为早就“看习惯了”。

与林立涛、徐建国都不同，李海在埃塞的中国民营企业工作了快四年，“民营企业在这边投资，几乎是没后路的，身家性命都押在这儿了。”他与徐建国算是同龄，两人关系不错，周末的时候，他有空就跑到徐建国的家里吃饭，聊聊天。

上次从国内飞回埃塞，他把自己21公斤行李托运额算得清清楚楚——行李箱里塞了几乎等重的书，“这边网络不好，晚上出门逛又不安全，下班回家，除了看书，真的没别的什么可干了。”

“我常觉得，在这里‘过一年老三年’，人好像衰老得很快。”他记得在非洲呆了一年多后第一次回国，不知道遍布街头的共享单车是什么东西，根本跟不上国内城市的生活节奏，“所以有时候又觉得非洲很好，可以相对安静的读书、思考人生，这在国内几乎是不可能的。”

作为一家中资陶瓷厂的销售总经理，钱文则谋划着自己的产业版图。过完了元宵节，他便赶往博莱机场，搭乘航班飞往柬埔寨西哈努克港——在那里，新的陶瓷厂正式投产，他们陶瓷产业的版图正从非洲到中东缓缓拉开。

他在埃塞投资的开始也恰始于博莱机场。2016年，随着国内房地产行业的降温，陶瓷产业跟着走了下坡路，钱文开始了海外商业考察，从沙特到坦桑尼亚，正当一无所获准备回国时，在埃塞俄比亚转机的他看到了机会——初具规模的机场、不算贪心的海关、夜晚灯火通明的街道和怡人的气候，都给他留下了好印象。

同年，他选择了在距离首都不远、由中国民间资本投资的东方工业园，设厂投产。短短两年过去，整个工业园里，无人不知这家陶瓷厂效益很好，昼夜不停的生产也始终供不应求。

除此之外，东方工业园里其它中国厂房也都高速运转着：“白菜价”的拖鞋和运动鞋供不应求，两三百人的小厂争分夺秒；七百余名工人的服装厂，日产一万件约合30人民币一条的牛仔裤，仍然供不应求；拥有两三千名员工的鞋厂生产着运往欧洲的出口产品；刚刚投产的制药企业，仅靠政府和国际组织的订单就足够忙得不可开交。这些都是非洲的“中国制造”，他们瞄准这个上亿人口的非洲大国，享受着政府提供的“投资前几年免税”政策，试图重写中国模式的奇迹。

钱文所在陶瓷厂的销售办公室设在亚的斯市中心，从窗前可以看到车水马龙的主干道博莱路，“这条街相当于北京的长安街，如果这里还不安全，我们还能跑到哪里去？”2019年春节期间，几起针对中国人的抢劫事件接连发生，亚的斯华人们的精神多少有些紧绷。

“所以总是要走的，”坐在办公室的沙发里，钱文拉长了音调，“一年也好，五年也好，二十年也好。我们创造的，最后也只能是埃塞人的，就像中国当年也一样，以前很多国外的品牌在中国落地以后，最后还是中国的。何况你想啊，来在这里赚钱是我的事，我的儿子不一定想，这里说到底不是我们的家。”

要比钱文早得多，李洁记得自己第一次来埃塞，还是高中刚毕业的暑假，那是2007年。那时当政的梅莱斯总理十分认同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就，多次访华，并亲自到广东招商引资，吸引中国投资者到埃塞——李洁的家人便在其中。

“那时候真是躺着都能赚钱”，她回忆道。大量中国基础建设工程齐头并进，她家的水泥厂从没愁过订单。

数据显示，2006年到2015年期间，中国在公路、铁路、工业园区等众多领域提供了超过130亿美元的贷款。然而，随着建设趋于饱和，埃塞政府欠的钱也越来越多，梅莱斯总理去世后，政局、相关政策面临转变，埃塞走向何方，谁也没有定论。

现如今，李洁的家人早已撤资回国，她却在亚的斯安了一个家，一年里必有一半的时间呆在埃塞。埃航事发时，她正在北京攻读公共管理硕士的课程。她是个人尽皆知要“玩遍非洲”的女孩，第一时间收到了来自四面八方的问候。

两年前，她乘坐过ET302；为一些投资找地，她曾好多次去过飞机坠入的那片农田。“只能尽量以平常心对待了，所以才要过好每一天。”这个几乎每月都会搭乘埃航往返北京和亚的斯的女孩想得很开。

脆弱的异国之乡

林立涛记得，那班往返于内罗毕和亚的斯的飞机恰好不在用餐时间，提供给乘客的，往往只有简单的饮料、小面包以及一张餐巾纸。餐巾纸上印着埃航的标志，来自埃塞俄比亚的国旗的绿、黄、红三色，形成鸟的翅膀一般的形状。

这个标志除了遍布埃航飞机和博莱机场，也会在亚的斯市内的大小宾馆、旅游特色餐厅露脸，还会神奇地出现在一些中餐馆餐桌的玻璃桌面下。

玻璃桌面下，压着的正是往返北京、上海、广州、成都和香港的埃航直飞航班时刻表，中文书写，还包括详细的机票预订流程和注意事项。

中国是埃塞航空最大的海外市场，每周有多达34个航班直飞中国，埃航也招收了一些中国籍空姐。而在埃塞开中餐馆、超市的华人，有的会和这些空姐比较熟络。王诚就是其中之一——为了帮当地华人搞点“家乡味儿”，而又不至于负担关税和海运费用，他会让空姐帮忙捎带一些国内的东西，柑橘、五香瓜子、酸奶，甚至榨菜、十三香，论公斤给空姐付钱：“离家在外的人，都想吃点家里的口味嘛！”

王诚来埃塞开中餐馆不过两年，他带着赚钱的梦想来，来了才懂人在海外的辛苦，每次和当地员工交流，他总是中文夹杂一点英文，有时候还带几句阿姆哈拉语（当地官方语言），兼顾着肢体动作表达意思，一来二去，员工们也能明白几句中文了。“当地员工每天盯着你有没有偷税漏税、有没有对员工不好，一旦举报你，被罚就惨了。”他总是叹气，“哎呀，哪儿都不好赚钱，但是相比国内你没什么可消费的，那也算是攒下钱了。”

过年期间很多中国人都回家了，餐馆看起来有些冷清，电视上循环播放着春节联欢晚会，有中国老乡来了，他拿出满满一盘瓜子，捧着金灿灿的小橘子招待。

王诚只是众多中餐馆中的一个。他开店的区域属于亚的斯被称作“China Market”（中国市场）的地方，这里最早因为靠近卢旺达使馆，而被称为“卢旺达菜市场”。从2000年左右开始，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进驻埃塞，尤其是进行大型工程的企业，食物采购成了不小的一笔投入。

有商业头脑的中国人抓住了商机，从最初的倒卖，到后来开设农场、自产自销，依靠着中国企业，这块菜市场兴盛起来。渐渐的，中餐馆、烟酒超市、KTV、理发店、洗浴中心、洗脚城等中国式娱乐服务一条龙，顺理成章的形成了，服务着区域内数万华人。在这里，他们仿佛给自己造了一个中国。

住在附近的中国人都有几个微信群，某个饭店需要哪个中国农场运什么货，今天谁带了哪个老总去哪个歌厅喝酒，甚至是KTV或者洗脚城里来了多少个小姐，一切都通过微信群迅速传播着。

然而这些无法填充他们的全部，今年春节的连环抢劫案件，也成为了微信群内广泛传播的“病毒”。大年初二，一家华人开的珠宝店被五个埃塞人持枪抢劫，两个保安被捅了五刀，紧随其后的，有华人超市，有中国企业的办公室......

“这样集中针对中国人的抢劫，之前从来没遇到过，是这次新年才发生的。”谁也不知道仅仅是因为中国人过年，正是“有钱且不够警惕”的时候，还是故意针对着“中国人”而来。然而不安的感觉也从没真正消散过。

而随着政府税收政策的不断收紧，查税的人有时在店里一坐就是一天。因为埃塞极度短缺的外汇，许多中国人赚了钱却不能换成美金，只好冒着违法违规的风险，以更高汇率与来埃塞旅游、出差的中国人兑换当地货币，把资金转移到微信、支付宝转账回国。“不这么干，你有什么办法？！”餐厅的合伙人嘬了一口茶，大声喊道。

假如是人生地不熟的新人来了，不懂英语、不知道当地的法律法规，只好花钱求助，却还可能被同是中国人的中介，骗得血本无归。

“都不容易，挣点钱提心吊胆的！飞机又掉了，都崩溃了……”李松民也是中餐馆老板，这个北方汉子说话向来豪爽，可谈及这件事，也忍不住感慨失语。

埃航失事之后，老乡群里出奇的有些寂静，唯有一篇名为《下一次我回家的时候，请紧紧地抱一抱我》的文章，在华人圈疯转，短短两三个小时内，达到了10w+的阅读量。文中的话，说出了王诚心底不知如何表达的东西：“当坠机的那一刻，他们心里想的不会是神，也不会是财富，一定是朝思暮想的爱人和最宝贵的家人吧。”

孩子的母亲已经离开，王诚的父母在国内老家带孩子，在外赚钱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供小孩读书”。中埃混血的小姑娘Angel来店里玩的时候，他会抱着她、逗她吃橘子。可一年也就回国一两次的他，有时甚至不知道该如何跟家人亲近。

“在国外呆久了，没有亲情的关怀，就会人情冷暖。”王诚感叹。北京时间和亚的斯时间相差5个小时，东非高原上每个结束工作的傍晚，都是家人已经熟睡的深更半夜。而对于非洲，遥远的中国永远有太多不解。

“这次飞机失事后，我妹妹第一句话就是‘以后别去非洲了，飞行员和飞机不靠谱’。”林立涛在非洲呆了整整二十年，在2018年底刚调回了国内，而这种不解始终存在。

“我见过很多埃航的飞行员，水平比较高，有些还是岁数大的白人，我觉得飞行员的失误概率比较低，尤其是起飞阶段。”林立涛说。

他记得，亚的斯与内罗毕往返，大多数时候天气都很好。每次飞机要降落内罗毕的时候，都可以看到广袤的非洲大地。内罗毕焦莫肯雅塔机场就建在内罗毕国家公园旁，在停机坪便可以看到远处的肯尼亚山。

而每次从内罗毕返回亚的斯的时候，他都习惯早去，这个联合国非洲总部的所在地，堵车也出名的严重。“一般就早点出发去候机，写写材料，处理公务。”常常飞行这条航线的人，早有了固定的习惯，而对没有归期的旅行者来说，一切戛然而止了。

徐建国说，这里大部分中国人都是跟着企业来的，大约80%是国企、央企员工，另有将近20%是民营企业。可以想见，个体经营户大概只占统计饼图上约为一条线的体积，但却一样不可忽视。因为如果有一天大型企业都收工、离开了，这些人或许会留下，成为这块土地的一部分。

“这次空难就像是平静的湖面上起了一个小小的涟漪，马上就会恢复原本的平静。”总是叹气的王诚又叹了口气，“一切照旧，生活还要继续。”

为保护受访者，文章内涉及姓名均为化名。

采访主要在中南屋（公众号：chinahouseproject）的埃塞俄比亚调研期间进行，于佳彤、邱鋆涵、黄琪、吴梦瑶对采访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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