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银行职员在读哪些书？
作为一名金融史研究者，我一直很好奇，民国时期的银行职员在阅读哪些书？
有关民国时期的一些著名银行家，譬如张嘉璈、陈光甫、周作民、钱新之、卞白眉等，坊间已有一些文章，披露了他们丰富多彩的读书生活。这些文章的资料，大多来源于这些银行家的个人往来书信及日记，具有相当的可信性。可是，作为当时银行从业者主体的银行普通职员们，他们的读书生活又是怎样的呢？
数年前，在编纂《稀见民国银行史料初编：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海光>月刊分类辑录（1929-1949）》时，曾有一些文稿由于体例、篇幅等原因，未能入选。春节假日，我在翻检这些积存的旧稿时，对当时银行职员的读书生活有了一些新的了解。
民营银行里的图书馆
1933年6月出版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内刊《海光》杂志刊有一篇题为《一个月来的图书馆》的文章，作者为南桥。文章称：“本行图书馆，没有经过充分的准备，匆匆地开幕了”， 并且，“本馆现在藏书有限，而平均每天有十三四个人来借书，足见同人对于求知欲望的热烈”。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是一家民营银行，由陈光甫于1915年创立。上文中提到刚开幕的“本行图书馆”，即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图书馆。该行的图书馆事业由来已久，早在1923年10月，总经理陈光甫将私人藏书移入该行，就已粗具规模。之后，该行不少高级管理人员和热心者也陆续捐出私人藏书，并有专人负责管理。1933年2月，根据陈光甫的指示设立了图书馆委员会，是图书馆正规化管理的开端。
《海光》杂志上的一篇《图书馆委员会报告书》（1933年10月，五卷十期）透露了图书馆开幕八个月来的经费开支、藏书及借阅人数等情况。
就开支情况而言，“共支经费洋三千一百零四元六角七分，已付二千八百二十七元四角六分，现存五百五十七元二角一分，另有细目待核。”其中，已付费用中，“内家具占洋一千一百五十一元三角五分。”从经费来看，该行对图书馆的资金投入显然还是相当大的。要知道，当时一个普通职员的月薪也就在五十元左右。
就藏书情况而言，“自原有书籍外，增添国文书籍五百五十七册，英文书籍二百零七册，合计七百六十四册；其中捐赠者五十册，由同济路宿舍移庋者二十八册，余悉购置；较珍贵者有第十四版《大英百科全书》、最新《每人百科全书》、《银行大辞典》等书。杂志国文七十七种，英文三十二种，日文二种，合计一百十一种；中有二十二种，系向海外订购。”
仅从藏书的规模看，并不算大；但从藏书的结构看，包括了中文、英文、日文等语种，且相当部分系从海外订购，则显然还是不容易的。从藏书内容上看，“虽其简陋，亦有可观，其中尤以经济金融一类为多”（宋春舫，《本行图书馆暂编藏书目录叙》，1933年6月）。
报告还统计了借阅人数：“借阅人数：五月为三百九十一，六月四百零六，七月二百八十八，八月六百二十二，九月九百五十八。”并分析，九月借书人数激增，一方面是由于馆内初次寄发新编书目，一方面是因为新旧书籍时有添增。而借出的书“以文学一类为最多，社会科学次之”。
报告还提出，由于职员借书热情高涨，图书馆人手有限，忙不过来：“惟规模虽具，而人手有限，职员二人，支薪月仅九十五元，以较他处，相差尚远。阅览时间既长，不能片刻无人，尤以十二时半至二时，五时至七时为甚，几有应接不暇之势。”
根据该图书馆的规定，外地分支行处的职员也同样可以借阅总行图书馆的图书。在资讯并不发达的当年，对嗜好读书者而言，虽然手续较麻烦，却可视为一种不小的福利。
借阅热门：小说
我花费了不少时间，找到了1933年和1934年各个不同月份借阅图书分类统计表，并进行了系统整理。从统计数据来看，借阅小说、传记、文学类的最多，其次是社会科学类书籍。关于银行以及经济金融的书，都归在社会科学里。
《海光》上有文章评述小说在职员中受追捧的原因：
“银行职员的生活，太枯寂了，借此调剂，对于身心，都有极大的益处。从积极方面说，有一大半人，国文的通顺，不由于诵习教室内所讲解的书，而由于偷闲阅看小说。小说里边的悲欢离合，赤裸裸地表现着人生的片段，又最足以增加吾们的经验。从消极方面说，津津有味的看小说，至少可以少打几圈麻雀，减却几次无谓的酬酢，较之任何劝诫，更有效力。”（《一个月来的图书馆》）
《海光》杂志刊有图书馆借阅统计表
《海光》杂志几乎每期都会推出一个小栏目，即“新书介绍”。我对1934年6月至11月的新到书目作了统计，其中，6月推荐中文书47种，英文48种；7月推荐中文书45种，英文26种；8月推荐中文书52种，英文7种；9月推荐中文书48种，英文7种；10月推荐中文书28种，英文23种；11月推荐中文书65种，英文10种。六个月，合计推荐中文书285种，英文书121种。其中，英文书籍的品种占了相当大比重。
“新书介绍”推荐的中文文学作品，有《秋天里的春天》（巴金）、《心病》（李健吾）、《友人之妻》（金满成）、《妇心三部曲》（施蛰存）、《铁甲车》（戴望舒译）、《小坡的生日》（老舍）、《笑靥泪痕》（朱松庐）、《如蕤集》（沈从文）、《一只手》（郭沫若）、《反攻》（张天翼）、《超人》（谢冰心）、《南北极》（穆时英）、《前路》（谢冰莹）、《赵子曰》（老舍）、《短篇小说上下二册》（胡适译）、《桃园》（废名）、《死去的太阳》（巴金）、《隋唐演义》（袁箨菴）、《浮华世界》（伍光建译）、《美人恩上中下三册》（张恨水）、《从文自传》（沈从文）等等。
为提高读者的阅读与鉴赏水平，并提升图书的使用效率，图书馆委员会的宋春舫、蔡南桥等人等还亲自撰文对一些相关新书进行了重点介绍。例如，1933年7月，宋春舫先生对对苏联女作家亚历山德拉·柯伦泰的小说《Free Love》（A. Kollontai, J.M. Dent &Co）一书作推介：
《自由恋爱》——已过中年，须发斑白的我，爱情是什么东西，早已领教过不止一次了，看见了这样一个标目，头便痛了，何以再肯看下去，看完以后还肯执笔来作文介绍呢？就因为“自由恋爱”四个字的标题之下，还有几个字，说：“这是苏俄的一件恋爱故事。”
前几天，在美国《新共和杂志》，读到一篇文章，内容仿佛说：“现在苏俄的民族性，都改变了。”如果国家政治经济组织的改换，能根本影响民族性，那倒是一件值得研究的事。
《自由恋爱》的作者，是哥龙太氏。她不但是女作家，而且是有名的外交家，现任苏俄驻瑞的大使。她纵然是贵族出生，但从一九一五年起，即加入过激派内工作。既然和政党有如此悠久的历史，对于近几年本国民族性的变更，或者不致十分隔膜。
以下是书中的事实：
主人翁是一位女党员，在党内的地位，也不算低，她爱上了一位男党员，这男党员也始终真实地爱她。但苏俄的男子，也和其他男子一样，仍旧是多妻性的Polygamous，换一句话说，无论他们情人，如何美丽，他还得爱上其他的女人。苏俄的女子呢，也和其他女子差不多，爱上了一个男子之后，即视为禁脔，无论她理智如何透澈，如何不断地安慰她自己，夜阑人静，孤灯独坐的时候，她总觉得是啼笑皆非了。
结果，他们两人，终于劳燕双飞。男子呢，和他所爱年轻貌美的女子，到莫斯科去了。她呢，忽然有了孕，在万分无聊之中，得到了一极大的安慰，继续去研究党的工作——这也许是苏俄女子胜过其他女子的地方！
倡导激进女权主张的作家亚历山德拉·柯伦泰（1872-1952）
与世界接轨的专业书籍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图书馆还有中、英、日文定期刊物，图书馆委员会主席宋春舫曾在《上海银行图书馆之定期刊物》一文中，对1934年该馆借阅情况进行了统计与分析：“去年一年中，本馆借出书籍共一万八千八百八十九册，而其中小说有八千五百三十七册，几占半数，此外即当推杂志（三千五百六十二册），位居第二，再次则为社会科学。本馆之定期刊物，截至今日为止，共有一百四十种，其中英文三十四种，日文五种，中文一百零一种。定期刊物，由本馆定阅者，共六十种，赠阅者共六十五种，与《海光》杂志交换而来者十五种。以言类别，则有：一般读物（如《新中华》《申报月刊》等），经济，文学，工商，农事，合作，外交，边事，电影，交通，建设，卫生医学，教育，史地，体育，妇女，画报，出版界等十余种。”
从1935年1月起，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图书馆为介绍本馆新书，“每月先择一研究问题，将馆中所有参考材料编成目录，俾同人对此问题有研究兴趣者，得随意浏览。”该馆首次在《海光》上介绍的是有关讨论币制问题的书籍，中文书包括《中国逐渐采行金本位币制法草案》（王云五）；《货币浅说》（杨端六）；《币制改革中之金单位问题》（陶德琨）；《金贵银贱之根本的研究》（资耀华）；《废两改元问题》（银行周报社）；《中国币制问题》（金国宝）等等。书单中既有基础的货币金融知识，也关切时事，有不少分析当时国内外金融时局的著作。
1935年4月，图书馆介绍的重点转为几种关于会计簿记的书籍；1935年6月，图书馆重点推出了几种关于棉业的书籍。从这些书目可以看出，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图书馆的藏书不仅颇具规模，而且具有相当专业性。这其中，币制问题自然是银行要关心的，会计簿记关系银行日常工作，棉花则是当时银行贷款的重要押品，而旅游则是该行所开办的中国旅行社的重要业务。对于一家在当时颇具影响力的民营商业银行而言，如此花费心思，应当说还是颇具战略眼光的。
这些书单总是中英文并重，英文书目的分量丝毫不逊色于中文书目。
例如，宋春舫曾撰文评介《The World Economic Crisis 1929-1931》一书，反映了他们对当时世界经济大萧条的关注：
《The World Economic Crisis 1929-1931》一书，为英伦麦美伦公司出版，一九三一年五月初版，一九三二年六月三版，其第三版序中，有曰：“世界的不景气，虽然继续地延长，物价虽继续的下跌，然而从人们心理的一方面看出来，似乎已有了进步和希望，Kreuger and Toll 的不幸事件，如果早一年发生，那他的不良影响，一定要比现在利害得多呢。”
作者Paul Einzig氏，为英国经济家后起之秀，他以为此次不景气之由来，虽为经济畸形发展应有的结果，而政治方面，亦断乎不能尽卸责任。所以在他结果里，他竭力提倡任何方面，政府和人民，资本家和工人，店东和伙计，银行和工商业等，亟应抛弃前嫌，努力合作。不但一国如此，全世界俱应如此，不但国内各方，须努力合作，国外亦因唇亡齿寒，必须同舟共济。
那末全世界的前途，才有希望，而大同世界的实现，或许有变成可能了。书末有附录十余则，详述世界各国不景气经过之情形，足供研究经济史者的参考。
评介文章发表于1933年，而这本介绍1929-1931年间全球经济危机的英文原著初版于1931年5月，可以说是与世界接轨。在80年前的中国，一家民营商业银行内部图书馆的眼界和效率，真是可以令今天的一些大型公共图书馆都相形见绌。
(作者系广发银行上海分行纪委书记，复旦大学中国金融史研究中心研究员，历史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