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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书党

民国时期的银行职员在读哪些书?

刘平

2019-03-18 11:27  来源:澎湃新闻

作为一名金融史研究者,我一直很好奇,民国时期的银行职员在阅读哪些书?
有关民国时期的一些著名银行家,譬如张嘉璈、陈光甫、周作民、钱新之、卞白眉等,坊间已有一些文章,披露了他们丰富多彩的读书生活。这些文章的资料,大多来源于这些银行家的个人往来书信及日记,具有相当的可信性。可是,作为当时银行从业者主体的银行普通职员们,他们的读书生活又是怎样的呢?
数年前,在编纂《稀见民国银行史料初编: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海光>月刊分类辑录(1929-1949)》时,曾有一些文稿由于体例、篇幅等原因,未能入选。春节假日,我在翻检这些积存的旧稿时,对当时银行职员的读书生活有了一些新的了解。
1930年代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
民营银行里的图书馆
1933年6月出版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内刊《海光》杂志刊有一篇题为《一个月来的图书馆》的文章,作者为南桥。文章称:“本行图书馆,没有经过充分的准备,匆匆地开幕了”, 并且,“本馆现在藏书有限,而平均每天有十三四个人来借书,足见同人对于求知欲望的热烈”。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是一家民营银行,由陈光甫于1915年创立。上文中提到刚开幕的“本行图书馆”,即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图书馆。该行的图书馆事业由来已久,早在1923年10月,总经理陈光甫将私人藏书移入该行,就已粗具规模。之后,该行不少高级管理人员和热心者也陆续捐出私人藏书,并有专人负责管理。1933年2月,根据陈光甫的指示设立了图书馆委员会,是图书馆正规化管理的开端。
《海光》杂志上的一篇《图书馆委员会报告书》(1933年10月,五卷十期)透露了图书馆开幕八个月来的经费开支、藏书及借阅人数等情况。
就开支情况而言,“共支经费洋三千一百零四元六角七分,已付二千八百二十七元四角六分,现存五百五十七元二角一分,另有细目待核。”其中,已付费用中,“内家具占洋一千一百五十一元三角五分。”从经费来看,该行对图书馆的资金投入显然还是相当大的。要知道,当时一个普通职员的月薪也就在五十元左右。
就藏书情况而言,“自原有书籍外,增添国文书籍五百五十七册,英文书籍二百零七册,合计七百六十四册;其中捐赠者五十册,由同济路宿舍移庋者二十八册,余悉购置;较珍贵者有第十四版《大英百科全书》、最新《每人百科全书》、《银行大辞典》等书。杂志国文七十七种,英文三十二种,日文二种,合计一百十一种;中有二十二种,系向海外订购。”
仅从藏书的规模看,并不算大;但从藏书的结构看,包括了中文、英文、日文等语种,且相当部分系从海外订购,则显然还是不容易的。从藏书内容上看,“虽其简陋,亦有可观,其中尤以经济金融一类为多”(宋春舫,《本行图书馆暂编藏书目录叙》,1933年6月)
报告还统计了借阅人数:“借阅人数:五月为三百九十一,六月四百零六,七月二百八十八,八月六百二十二,九月九百五十八。”并分析,九月借书人数激增,一方面是由于馆内初次寄发新编书目,一方面是因为新旧书籍时有添增。而借出的书“以文学一类为最多,社会科学次之”。
图表显示1933年9月借书人数激增
报告还提出,由于职员借书热情高涨,图书馆人手有限,忙不过来:“惟规模虽具,而人手有限,职员二人,支薪月仅九十五元,以较他处,相差尚远。阅览时间既长,不能片刻无人,尤以十二时半至二时,五时至七时为甚,几有应接不暇之势。”
根据该图书馆的规定,外地分支行处的职员也同样可以借阅总行图书馆的图书。在资讯并不发达的当年,对嗜好读书者而言,虽然手续较麻烦,却可视为一种不小的福利。
借阅热门:小说
我花费了不少时间,找到了1933年和1934年各个不同月份借阅图书分类统计表,并进行了系统整理。从统计数据来看,借阅小说、传记、文学类的最多,其次是社会科学类书籍。关于银行以及经济金融的书,都归在社会科学里。
《海光》上有文章评述小说在职员中受追捧的原因:
“银行职员的生活,太枯寂了,借此调剂,对于身心,都有极大的益处。从积极方面说,有一大半人,国文的通顺,不由于诵习教室内所讲解的书,而由于偷闲阅看小说。小说里边的悲欢离合,赤裸裸地表现着人生的片段,又最足以增加吾们的经验。从消极方面说,津津有味的看小说,至少可以少打几圈麻雀,减却几次无谓的酬酢,较之任何劝诫,更有效力。”(《一个月来的图书馆》)
《海光》杂志刊有图书馆借阅统计表
《海光》杂志几乎每期都会推出一个小栏目,即“新书介绍”。我对1934年6月至11月的新到书目作了统计,其中,6月推荐中文书47种,英文48种;7月推荐中文书45种,英文26种;8月推荐中文书52种,英文7种;9月推荐中文书48种,英文7种;10月推荐中文书28种,英文23种;11月推荐中文书65种,英文10种。六个月,合计推荐中文书285种,英文书121种。其中,英文书籍的品种占了相当大比重。
“新书介绍”推荐的中文文学作品,有《秋天里的春天》(巴金)、《心病》(李健吾)、《友人之妻》(金满成)、《妇心三部曲》(施蛰存)、《铁甲车》(戴望舒译)、《小坡的生日》(老舍)、《笑靥泪痕》(朱松庐)、《如蕤集》(沈从文)、《一只手》(郭沫若)、《反攻》(张天翼)、《超人》(谢冰心)、《南北极》(穆时英)、《前路》(谢冰莹)、《赵子曰》(老舍)、《短篇小说上下二册》(胡适译)、《桃园》(废名)、《死去的太阳》(巴金)、《隋唐演义》(袁箨菴)、《浮华世界》(伍光建译)、《美人恩上中下三册》(张恨水)、《从文自传》(沈从文)等等。
一些当时出版的文学书籍
为提高读者的阅读与鉴赏水平,并提升图书的使用效率,图书馆委员会的宋春舫、蔡南桥等人等还亲自撰文对一些相关新书进行了重点介绍。例如,1933年7月,宋春舫先生对对苏联女作家亚历山德拉·柯伦泰的小说《Free Love》(A. Kollontai, J.M. Dent &Co)一书作推介:
《自由恋爱》——已过中年,须发斑白的我,爱情是什么东西,早已领教过不止一次了,看见了这样一个标目,头便痛了,何以再肯看下去,看完以后还肯执笔来作文介绍呢?就因为“自由恋爱”四个字的标题之下,还有几个字,说:“这是苏俄的一件恋爱故事。”
前几天,在美国《新共和杂志》,读到一篇文章,内容仿佛说:“现在苏俄的民族性,都改变了。”如果国家政治经济组织的改换,能根本影响民族性,那倒是一件值得研究的事。
《自由恋爱》的作者,是哥龙太氏。她不但是女作家,而且是有名的外交家,现任苏俄驻瑞的大使。她纵然是贵族出生,但从一九一五年起,即加入过激派内工作。既然和政党有如此悠久的历史,对于近几年本国民族性的变更,或者不致十分隔膜。
以下是书中的事实:
主人翁是一位女党员,在党内的地位,也不算低,她爱上了一位男党员,这男党员也始终真实地爱她。但苏俄的男子,也和其他男子一样,仍旧是多妻性的Polygamous,换一句话说,无论他们情人,如何美丽,他还得爱上其他的女人。苏俄的女子呢,也和其他女子差不多,爱上了一个男子之后,即视为禁脔,无论她理智如何透澈,如何不断地安慰她自己,夜阑人静,孤灯独坐的时候,她总觉得是啼笑皆非了。
结果,他们两人,终于劳燕双飞。男子呢,和他所爱年轻貌美的女子,到莫斯科去了。她呢,忽然有了孕,在万分无聊之中,得到了一极大的安慰,继续去研究党的工作——这也许是苏俄女子胜过其他女子的地方!
倡导激进女权主张的作家亚历山德拉·柯伦泰(1872-1952)
与世界接轨的专业书籍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图书馆还有中、英、日文定期刊物,图书馆委员会主席宋春舫曾在《上海银行图书馆之定期刊物》一文中,对1934年该馆借阅情况进行了统计与分析:“去年一年中,本馆借出书籍共一万八千八百八十九册,而其中小说有八千五百三十七册,几占半数,此外即当推杂志(三千五百六十二册),位居第二,再次则为社会科学。本馆之定期刊物,截至今日为止,共有一百四十种,其中英文三十四种,日文五种,中文一百零一种。定期刊物,由本馆定阅者,共六十种,赠阅者共六十五种,与《海光》杂志交换而来者十五种。以言类别,则有:一般读物(如《新中华》《申报月刊》等),经济,文学,工商,农事,合作,外交,边事,电影,交通,建设,卫生医学,教育,史地,体育,妇女,画报,出版界等十余种。”
从1935年1月起,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图书馆为介绍本馆新书,“每月先择一研究问题,将馆中所有参考材料编成目录,俾同人对此问题有研究兴趣者,得随意浏览。”该馆首次在《海光》上介绍的是有关讨论币制问题的书籍,中文书包括《中国逐渐采行金本位币制法草案》(王云五);《货币浅说》(杨端六);《币制改革中之金单位问题》(陶德琨);《金贵银贱之根本的研究》(资耀华);《废两改元问题》(银行周报社);《中国币制问题》(金国宝)等等。书单中既有基础的货币金融知识,也关切时事,有不少分析当时国内外金融时局的著作。
几种关于币制问题的书籍介绍
1935年4月,图书馆介绍的重点转为几种关于会计簿记的书籍;1935年6月,图书馆重点推出了几种关于棉业的书籍。从这些书目可以看出,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图书馆的藏书不仅颇具规模,而且具有相当专业性。这其中,币制问题自然是银行要关心的,会计簿记关系银行日常工作,棉花则是当时银行贷款的重要押品,而旅游则是该行所开办的中国旅行社的重要业务。对于一家在当时颇具影响力的民营商业银行而言,如此花费心思,应当说还是颇具战略眼光的。
杨端六著《货币浅说》
这些书单总是中英文并重,英文书目的分量丝毫不逊色于中文书目。
例如,宋春舫曾撰文评介《The World Economic Crisis 1929-1931》一书,反映了他们对当时世界经济大萧条的关注:
《The World Economic Crisis 1929-1931》一书,为英伦麦美伦公司出版,一九三一年五月初版,一九三二年六月三版,其第三版序中,有曰:“世界的不景气,虽然继续地延长,物价虽继续的下跌,然而从人们心理的一方面看出来,似乎已有了进步和希望,Kreuger and Toll 的不幸事件,如果早一年发生,那他的不良影响,一定要比现在利害得多呢。”
作者Paul Einzig氏,为英国经济家后起之秀,他以为此次不景气之由来,虽为经济畸形发展应有的结果,而政治方面,亦断乎不能尽卸责任。所以在他结果里,他竭力提倡任何方面,政府和人民,资本家和工人,店东和伙计,银行和工商业等,亟应抛弃前嫌,努力合作。不但一国如此,全世界俱应如此,不但国内各方,须努力合作,国外亦因唇亡齿寒,必须同舟共济。
那末全世界的前途,才有希望,而大同世界的实现,或许有变成可能了。书末有附录十余则,详述世界各国不景气经过之情形,足供研究经济史者的参考。

评介文章发表于1933年,而这本介绍1929-1931年间全球经济危机的英文原著初版于1931年5月,可以说是与世界接轨。在80年前的中国,一家民营商业银行内部图书馆的眼界和效率,真是可以令今天的一些大型公共图书馆都相形见绌。

(作者系广发银行上海分行纪委书记,复旦大学中国金融史研究中心研究员,历史学博士。)
责任编辑:彭珊珊
校对:张艳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新闻报料:4009-20-4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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