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江源国家公园︱住在国家公园：矛盾与共生

村的矛盾

高田坑的旅游发展计划在钱江源国家公园试点批复时戛然而止。村委会书记方善飞和主任余佳彬的手机里都还留着彼时的规划图：村子的最高点一座观星台将拔地而起，游客可以驱车开上陡峭的山坡，入驻横跨在半山腰的穹顶型度假屋，伴着繁星入睡。

两位年轻的村干部脸上，掩不住的失望和困惑。“有专家来看，说你们这动静太大了，得改。”余佳彬说，手上来回划着那张图。

2019年7月17日，浙西古村高田坑村的民居依旧维持着过往的样貌，村民近年被要求不得随意加盖或改造房子。（本文图片除署名外均为 澎湃新闻记者 周平浪 图）

这个浙西山坳里的村庄，隶属衢州开化，刚刚尝到乡村旅游的滋味。周边村子，有的依山畔水，有的靠着春天的油菜花，都改头换面。高田坑则是浙赣交界处盘山路尽头的最后一个目的地，对外的唯一一条公路2005年才开通。这个默默无闻的山村，直到6年前，一帮天文爱好者露宿在那儿，意外的发现它的星空别有意境——高田坑海拔600多米，算是浙西高点，这个村子才慢慢有了名气。

2014年，村里获得各方支持，开始规划江南“暗夜公园”，一个村里人人都盼着的旅游项目，2016年因为被纳入长三角唯一一个国家公园试点而停滞下来。

“考虑到这可能破坏山体，造成水土流失，我们就马上叫停了。”钱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汪长林说。

2019年7月17日，位于钱江源源头景区附近的江源村，一处停止施工的旅游设施。

这一年，美国正在纪念他们的国家公园管理局成立一百周年。1870年夏天，蒙大拿州律师赫奇斯（Hedges）和一支19人的队伍进入黄石探险。随后一年多，他和一些有识之士致力推动保护黄石景观的完整性。1872年，美国总统签署法令，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国家公园。

现在，国家公园是受到广泛认可的保护地形式。在全球100多国家，国家公园都意在通过适度有限的开放，保护更大范围的生态系统。

而在中国，它刚刚萌芽。

钱江源国家公园是典型的中低海拔中亚热带常绿阔叶林。 钱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供图

高田坑所在的山域，向北连接着浙江境内第一大河钱塘江源头，沿着山脉向南则是古田山的原始森林。那里是白际山脉的一部分。在江南数不尽的小景里，白际山没什么风头，许多人甚至不知道从江浙的超大型城市驱车几个小时就能到达一片原始森林，但在植物学家眼里， 它的地位无可取代。

在古田山，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古田山站常务副站长任海保和他的同事自2002年就开始建立监测样地。人迹罕至的地方，青苔爬满山路，即使是深冬，林木也只在星星点点的地方褪了色，天际还是被层叠的树叶遮盖着。

如果在地图仪上搜索，会发现世界同纬度其他地区大多为荒漠或荒漠草原，但是到了中国却很不一样。任海保解释说，这是因为青藏高原隆起，形成了东亚季风气候，孕育了独特的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它们从东部的舟山群岛延伸到青藏高原东部边缘。但东西部又由于海拔落差，形成了不同类型的植物群落。

“在人口密集的东部，绝大部分森林都因为人为干扰而退化成了次生林、人工林或是荒地，只在钱江源一带，保留比较完整、原生性的低海拔中亚热带常绿阔叶林。”任海保说。

作为标杆的美国国家公园让人想起无尽的荒野，在中国，自然保护地却不得不面临如何破解人与自然共生的难题。除了山林，目前批复的钱江源国家公园试点252平方千米，涵盖浙江开化境内四个乡镇的21个村子，近万人口。

2019年7月19日，钱江源古田山片区，72岁的村民赖师傅在溪边放牛。他称因野猪泛滥，家中的耕地已经荒废，近三年来以养牛和政府补贴维持生计。

2019年7月18日，钱江源源头景区，76岁的村民赖女士在等待游客来购买旅游纪念品、当地土特产。据称未来政府计划收取每年5000元的摊位费，但她去年全年收入仅有2000多元。

在保尔森基金会生态保护项目总监牛红卫看来，国家公园以生态保护为主要目的，园内通常只提供访客所必需、且适合国家公园管理目标的设施与服务，它们的选址、运营也要尽量减少对环境的影响，这与传统的旅游风景区不同。

美国的国家公园周边有“门户社区或小镇”，它们为访客提供所需的设施与服务，从中获得良好的收益，往往成为“高收入”社区。但它们通常都在园外。由于历史或其它原因而存在于公园内的社区，生产生活要服从于国家公园建设和管理的目标和要求，如何做到双赢，是考验管理者、地方政府与社区的难题，牛红卫强调说。

2017年发布的《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总体方案》中提出，国家公园的首要功能是保护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完整性。不久前发布的《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指导意见》中要求，国家公园实行分区管控，核心保护区禁止人为活动，而一般控制区限制人为活动。在保护的前提下，鼓励适当开展自然体验、生态旅游等活动。

但在基层，国家公园是新鲜事，没有先例可考，都走得小心翼翼。

2019年7月，钱江源西侧接近江西省的河滩村，一位年老的村民在廊桥上休息。

余佳彬太了解高田坑是多盼着发展了。30年前他小的时候，周边的村子都靠着伐木为生，可他们村单单走出去就要两三个小时，砍了木头也没有人买；到1990年代周边都通电了，他们还在烧松枝，用着1970年代建起来的小水电站，每个晚上只有一小时是亮的。后来，通电和通路成了改变全村的大事，“九几年，通电的那一晚上村里放电影，看的什么忘了，但很开心。2005年夏天公路通了，村里中午摆酒，感谢县里领导支持，全村有300多人都来了。”他回忆，“路开通了，不用养猪了，都出去打工，村里一下就空了。”

在中国的经济引擎浙江，高田坑是个另类。不过正是一时的封闭，反倒使浙西原汁原味的乡村风貌得以保留。黄土敷墙，盖上青砖墨瓦，一栋栋靠在一起，或背山或面水，线条简明不讲究装饰，而不像村外一众改造成青砖小瓦马头墙的新式民居。

两三年前，几户人家将屋子改建成了客栈、茶馆和餐厅，但淡季的生意惨淡，他们正盼着新的旅游开发。现在，高田坑的夏夜星空梦好像一下断了点，不得不重修规划。

2019年7月，浙西南的高田坑村依旧维持着浙西古村落风貌。

钱江源类似被叫停的项目并非孤例。在钱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摸石头过河的管理班子也在试图破解这样的难题。

“说白了，还是保护和开发的关系。”汪长林说，“不是不做，观测星空也是很好的自然教育，关键是不能破坏生态或最少的破坏。”

管理局的想法是，鼓励适当的发展，为社区提供生态就业岗位，同时还可以通过国家公园的招牌，给社区的产品提供品牌溢价，这在国内国外都有先例。

谁的树林

但是这一切，都还是留在纸上的愿景。

钱江源国家公园生态资源保护中心保护站的周崇武记得，他们一开始在村里宣传国家公园，要靠着免费发放一些日用品，多吸引人来参加。站上想了很多办法，拉横幅、发传单，甚至组织看电影。到现在，他在村里转悠，还是被经常问：他说的那些东西，何时兑现呢？

钱江源国家公园试点成立的首要工作就是对白际山的树林实施严格保护。在许多村民看来，这是动了他们的蛋糕。

那儿过去几十年里是重要的伐木场，但到了1999年，浙江决定着力保护那里的森林。 此前一年，中国南方大规模的洪涝灾害被归咎于无节制的毁林和水土流失，各地很快就采取了封山育林措施。在开化，大规模的商业砍伐也降了温，但在村里，伐木依然是许多家庭重要的经济补充，而现在，“连柴也不让砍了”。

2019年7月18日，钱江源源头景区，一辆货车拉着木材驶向外界。

曾经在钱江源调研的北京林业大学自然保护区学院魏钰说，开化的禁伐源于国家推行多年的公益林政策，国家公园对山林的保护无非是又将它强调了一番，但人们难以厘清它们之间的差别，这才给国家公园带来“误伤”。

作为国家公园的第一批护林员，邹洪鸣也花了很长时间应对这样的变化。心直口快的他一见面就说，他这个护林员被选上，完全是因为过去偷木头偷出了名。

“说是偷，其实也是自己种的，花了那么多力气，难道还不能砍了？”他辩解。村里的山林承包到户，实施禁伐以后，每年能申请的砍伐配额只有不到一立方，挣500多块钱，胆子大的往往就像他这样在天色将近的时候上山去偷伐。

许多村干部也是无奈，有时候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除了外出打工，留在村里的机会很少。书记方善飞在2014年推荐邹洪鸣来做护林员，就是想堵住他偷伐的心思，因为当时工资少，他还答应个人掏腰包给邹补上1000块。 邹洪鸣觉得平时和书记关系不错，自己也已经快50岁了，不能指望一直砍下去，就同意了。结果第一年他就因为干得好，当了荣誉护林员。

钱江源源头景区附近，一位村民家中的樟木桌子。桌子的主人声称这张桌子由超过500年历史的樟树制成，市场价值超过三万元人民币。

中国的保护者们往往羡慕美国国家公园单一的土地权属——它们大多为联邦政府所有，但在国内，土地权属复杂，人地矛盾是保护中绕不开的门槛。在钱江源，这个国家公园想要保护的森林有近80%为集体所有。

2018年初，开化发布方案对钱江源的集体林进行地役权改革。就是说，虽然不改变林地权属，但政府提高生态补偿金，与村民签订协议，限制他们对树林的使用，约定他们遵守国家公园的统一管理规定。这笔补偿金，按照开化设立的标准，略高于当地公益林每亩每年40元的补偿标准，目前为48.2元。协议还约定，补偿随公益林补偿标准而提高。

但许多人心里并不买账。有人抱怨说这看起来是无论如何都要签的强制性协议，更多的人觉得补偿太少，对他们的生活没有太大改善。

以邹洪鸣家为例，他有确权的林地50余亩，协议保护带来的补偿每年是2000余元，国家公园护林员工资一年12000元，都加起来也不足他过去伐木、偶尔做临时工的收入。

2015年，有游客在他家里小住，看中周围风景清秀，这给了他启发。他当年就投资13万，把他的小白楼改建成客栈，靠着每年旺季几个月的收入，全家人才安心下来。

保护地役权在世界上得到广泛应用。黄石国家公园设立后的19年，在美国马塞诸塞州诞生了全球第一个以保护为目的的民间土地信托机构。它脱胎于当地抵抗环境污染的运动，此后的一百多年，土地信托调动了民间保护的力量，成为国家保护地体系外的重要补充。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苏杨说，在中国，传统是通过土地征收、租用、流转等手段来克服土地权属带来的统一管理障碍，但这不仅耗费资金较多，剥夺了原住民依托土地获得的收益权，还可能破坏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

但他也强调，政府在实施保护地役权时应该避免“一刀切”，要区分对生态保护有益和有害的行为，实施奖惩，让人与“山水林田湖草”成为生命共同体。

保护的边界

钱江源国家公园的界碑依省而立，但白际山是横跨浙赣徽的山系，在靠近省界的区域，两省村民毗邻而居，甚至错落而居是很平常的事。“中央批复的时候，就要求我们要探索跨省保护机制。”汪长林说。钱江源也被寄予期望，要为跨省保护提供经验。

中国过去的保护地常常根据行政边界来划分，这可能割裂完整的生态系统。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意图要打破这样的格局。以西部的大熊猫和祁连山国家公园来说，它们一出生就跨省而设。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副研究员申小莉在钱江源观测那里的野生动物。通过红外相机，她发现一些珍稀物种，比如黑熊只零星的出现在古田山北部，黑麂的活动范围则一直延伸到那儿的边界，而在周边，皖赣境内还有许多优质森林，这极可能意味着它们在更大范围“跨省而居”。“划定国家公园边界时，究竟涵盖多大的面积才能实现生态系统的完整性保护，需要生物多样性监测和研究来提供科学依据。”她说。

2017年夏天，上海师范大学环境与地理科学学院教授高峻在那里见证了浙赣两个村庄的合作。浙江霞川村和江西东头村的村委会成员坐在一起，在一张红色的折页上签下了合作保护协议。协议约定，双方要加强森林防火、防疫、防盗猎、生态资源调查等方面的合作；江西村民参照钱江源国家公园的森林管护要求保护所属林地，而国家公园则给予管理技术和资金支持。

高峻主持了国家公园体制下的跨省合作课题。之所以推动村级合作，在他看来是“由上而下的合作有时候面临很多挑战，所以先从下到上，最后实现上下结合”。

霞川和东头两村坐落在一条山谷里。不知是阴沉的天气还是其他，霞川的民居看起来白净又明亮，越往江西一头走就越阴沉，村道的布局也杂乱起来。后来东头的书记曹进良说，两边本来很多是亲戚关系，几十年前划省界那时候，很多人心向着江西，是因为那里的人均耕地比浙江富余，但改革开放后，浙江的优势愈发明显起来。

“以前的老领导说，东头像是最不争气的那个小儿子。霞川开始修路了，我们还要走二十几里地去上学，再后来，他们抽的烟都比我们要贵些！”他说。

现在，钱江源建国家公园突然就让东头看到了曙光。村里原本投资了几百亩高山茶园，但一直发愁卖不出去，对于曹进良来说，如果钱江源国家公园真能建起来，东头不仅能拿到生态补偿，也许还能借着国家公园的牌子，把不瘟不火的经济搞上去。

不仅如此，他还希望国家公园能保护真正意义上的“完整生态”，至少从他的角度看来，山谷里的河流若是溯源，得再从东头村出去至少5公里。但是浙江提出的跨省合作，都只涵盖相邻村庄，以行政边界为限。

高峻说，“对浙江来说，管理的资金和行政成本都是重要的考虑因素。”而如何打破行政边界的限制，真正管理好自然资源的完整性，亟待国家公园体制探索者们去破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