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布雷希特专栏：巴伦博伊姆的指挥困境

几年前，我在柏林与英国广播公司（BBC）的一个摄制组合作，录制一档关于巴伦博伊姆的节目。我们被带进了他在国家歌剧院的简朴办公室，然后未经任何排练，我就与他分坐在一张矮桌两边，进行了45分钟的访谈。时间一到，巴伦博伊姆就起身离去。我都不能确定我们有没有握手。

我之前跟他打过交道，对他有所了解，所以我对此并没有什么不满。让我吃惊的是BBC同事们的表现——他们紧张得脸色苍白，手脚不自在。没有人能比丹尼尔·巴伦博伊姆更擅长在一个房间里制造紧张情绪。

上个月，他的国家歌剧院乐团有七位演奏家对乐团里充满威胁感的气氛公开表示不满，并指责他们的工作中存在欺凌现象。在这个经历过MeToo运动的时代，如此指控必须被严肃对待。其中一人是他们的首席定音鼓，他表示情况十分恶劣，以至于他必须接受药物治疗。巴伦博伊姆对此的回击是：“如果我这么不公平地对待他，为什么他还在这里待了12年，甚至都快13年了？”他继续指责那些试图破坏他在柏林续签合同的不具名的敌人：“如果有任何紧张情况存在，我都了如指掌。”巴伦博伊姆简洁地说。官方已经下令对此进行调查。

这个事件的影响范围远远超过了指挥台。巴伦博伊姆现年76岁，他拿起指挥棒的时候，正好是指挥台上的高声怒骂必须终结的时候——1970年代末，托斯卡尼尼、库赛维茨基、弗里茨·莱纳和乔治·塞尔习惯展示的那种暴怒已经不再被容忍。乔治·索尔蒂在指挥生涯前半段也是一位老派的暴君，后来悄悄地变成了一位精明的音乐心理学家。

我记得里卡多·穆蒂在与英国爱乐乐团合作时，曾经有过一次勃然大怒，但一定有人在他耳边说了些什么（如今他发誓他从未吼过）。巴伦博伊姆很快就学到，他无法依靠恐惧来统领乐团。1982年时他曾经跟我说，他为乐团领袖失去威权而感到遗憾，这意味着指挥们必须找到其他的手段来完成工作。

巴伦博伊姆这一代指挥以精神压力取代了独裁恐惧。和蔼可亲的克劳迪奥·阿巴多在排练时什么都不会说，但在他离开时，会在经理耳边提起一个名字，而在他下一次光临时，某位特定的演奏家的名字就不会出现在名单上。祖宾·梅塔一直以来的形象都是直爽而熟练，他会利用乐团管理层作为自己的代理执行人。西蒙·拉特尔则已经列出了想要让他们提前退休的乐手的名单。恐惧仍然在那里，只是变得更加低调而已。

巴伦博伊姆的人格魅力像有个开关那样可以随时启闭，而当他如果无法快速贯彻自己意图的时候，他会连总开关一起关掉。当他在2013年的逍遥音乐节中指挥全套《尼伯龙根的指环》时，他对BBC的制作团队极为粗暴，以至于一些很有经验的工作人员都泪流满面。当他知道自己做得过分了，或者有人提醒他后，他在最后一场演出后邀请整个团队去吃晚饭作为补偿。像很多曾经的神童那样，他从未走出婴儿期的坏脾气。

但是MeToo运动的后效，使得巴伦博伊姆以及其他人在这个时代显得愈发不合时宜。新的一代指挥家已经开发出了不同的手法。柏林爱乐乐团的新任总监基里尔·佩特连科会在演出后与乐手去泡吧。对洛杉矶爱乐乐团的古斯塔沃·杜达梅尔而言，则可能会是一场鸡尾酒会。米尔嘉·格拉日奈特-泰拉会在音乐会结束后请乐手去她的化妆间一起唱歌。大都会歌剧院的雅尼克·涅杰-瑟贡则会在演出后与乐手们一起开反思会并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在这个头衔已经无法造成恐惧的年代，年轻一代的指挥们看来已经找到了某种能够令各方接受的模式来达到效果。

2019年，初级议员可以嘲笑首相，在开放式办公室里工作的人能打垮大公司老板，弗格森爵士的吹风机已经被正式搁置，指挥家们也被期望能够保持与100名演奏家的合作关系而不遭遇任何投诉，这是一项在日益不平等的环境中的艰巨任务。主流上市公司的董事会主席们仍然用解雇的威胁来控制董事会。首相们会重组内阁。在每个星期六的晚上，也会见到足球教练对着十几岁的球员大吼大叫，毫无疑问，比起通过工会联合起来的演奏家们，这些球员更需要保护，但像穆里尼奥这样的教练却能够免受巴伦博伊姆所遭遇的媒体拷问，这种虚伪需要被揭露。许多不齿于欺凌行为的人甚至可能会对这位陷入严重困境的指挥家表示同情。

这种同情可能并不足以让巴伦博伊姆能够在2022年成功续约，那时他已达80高龄。在此次的呼声中，我们能够学到的是，巴伦博伊姆可能是他那代人里面的最后一位，这位搁浅的指挥家的节拍已经跟不上时代快速的流转。这位我们曾见过的最精明的讲政治的指挥家，没看到脸书留言墙上的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