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商务部原副部长房爱卿谈外商投资法：应明确各方责任
备受国内外瞩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草案）》已在3月8日提交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审议。
“在改革开放四十年后的第一个春天，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外商投资法草案，表明中国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的决心和意志。”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刘俊臣在3月9日的记者会上表示。
大会发言人张业遂则在3月4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谈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形成了以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外资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也就是“外资三法”为基础的外商投资法律体系。制定外商投资法，就是要创新外商投资法律制度，取代“外资三法”，成为新时代我国利用外资的基础性法律。
此前，草案已两次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2018年12月下旬召开的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对外商投资法草案进行了初次审议。之后，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通过多种方式广泛征求地方、部门、研究机构的意见，召开座谈会听取外国商会协会、外商投资企业的意见，通过中国人大网公布草案征求社会公众的意见。2019年1月29日至30日召开的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对草案进行了第二次审议，并决定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将外商投资法草案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审议。
更早前，2015年1月19日，商务部曾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投资法（草案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4年前的这部外国投资法草案共11章170条，与之相较，此次提交大会审议的外商投资法草案仅6章41条，字数大大缩减，其显著特点是废除了“外资三法”确立的逐案审批制度，设计了与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相适应的外资准入管理制度。
【对话】
“今后要营造法治化的营商环境来吸引外资”
澎湃新闻：外商投资法的制定意义重大，将取代“外资三法”，成为新时代我国利用外资的基础性法律。从1979年“外资三法”之一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出台，40年间我国对对外商投资的态度和管理思路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房爱卿：我们对外商投资是逐步扩大开放的，而且现在要由过去的要素流动型开放向制度型开放转变，特别是外商投资法的出台，将使开放法治化、制度化，使我们的对外开放能有更好的环境，更有力的法律保障。
澎湃新闻：你认为经过二审后的外商投资法草案有哪些亮点？
房爱卿：第一是把投资环境作为一项非常重要的内容写进了法律。过去我们在吸引外资方面往往采取政策手段，今后我们要营造法治化的营商环境来吸引外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亮点。
同时，对外资的管理模式也有非常大的变化，过去是逐案审批，现在向有限审批和告知性备案转变，这样外资在进入时，便利化程度、自由化程度大大提高。
草案中还涉及对知识产权的保护，这次提出了一些明确的措施，可能能使外国投资者和外商投资企业感到更稳更有信心，这也是亮点。
澎湃新闻：从2015年对外公布的外国投资法，到这次的外商投资法，一字之差原因何在？
房爱卿：我的理解是外商投资法更确切。“外国”指的是一个国家，“外商”是指一个自然人或者是一个企业或者其他组织，“外商”这个表述比“外国”更能准确地表示吸引外资的概念。
“应明确是否适用港澳台投资”
澎湃新闻：刚在小组讨论会上大家也在讨论，这部法律是否适用于港澳台投资的问题，你怎么看？
房爱卿：现在并没有说适用还是不适用港澳台投资，还没有明确。所以我的建议是，要明确这部法律到底是不是适用，如果适用就要写上，如果不适用也应该明确，还是要给港澳台投资者一个明确的预期。
澎湃新闻：在外国投资法制定过程中曾有过争议，到底是只对外商投资立法还是就内外投资共同制定一部法律。这次立法提速，是否是应对外界形势变化的主动作为？
房爱卿：我觉得每个国家在不同发展阶段，对待外资和内资的不是完全一样，发达国家最开始也是有一些差别的。其实现在在中国，两者的差别越来越小，外商享有的同等待遇越来越多，外资和内资越来越在同个线上合作、竞争。这也是一个比较大的变化。
中国扩大对外开放，包括制定外商投资法，这是我们内在的扩大开放的要求，也是我们改革开放40年的一个经验总结，也是对外商企业诉求的一个回应。
澎湃新闻：外商投资法通过审议后，下一步如何落地落实，还需要哪些配套？
房爱卿：第一，要制定外商投资法的具体实施条例，就是国务院的法规，让法律条文更加明确，具有更强的操作性。
第二，要进行很好的解读宣传，让各方面准确理解、把握外商投资法的核心要义、各个条文的内涵，这样才能便于执行。
而且还要具体明确各方责任，哪条属于哪个部门负责，他如何抓落实、贯彻法律、落实法律；有的是地方政府的责任，那么地方政府该落实落实这个责任，应该把具体责任明确。
“新业态新技术将大大促进服务贸易”
澎湃新闻：去年中国的外贸和外资利用成绩不错，进出口总额增长9.7%，利用外资增长3%。今年我们应当预估哪些困难和挑战？
房爱卿：这一点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已经明确了，今年我国发展面临的环境更复杂更严峻，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风险挑战更多更大，所以我们还是要稳中求进，还要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总体思路来努力，做好“六个稳”。把这“六个稳”做好，我觉得完全能够应对经济下行压力。
比如国际上整体的经济下行压力，可能会对国内的需求产生影响，这一点我们应该有比较准确的研判，下行以后对我们会造成一些什么样的影响。
从国内来说，新老问题的交织，结构性、周期性问题的交织，对于这些问题我们既要有眼前的举措，比方说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和优先的就业政策，同时更重要的是要坚定推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是解决长期问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措施。
澎湃新闻：对于缩小服务贸易逆差，你有什么建议？
房爱卿：服务贸易跟服务业关联度非常大，服务贸易只有在服务业发展的基础上来发展，两者是相联系的。
现在，国内的服务业已经稳步地向前发展，包括生产性服务业，生活性服务业都有稳定的发展，那么发展之后，它的供给能力、需求能力都会增强，这样我们的国际服务贸易也会有相应的发展。
特别是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业态、新技术的发展，对服务贸易会是更大的促进，对灵活就业也是极大的促进。过去，我们的就业可能是在一个固定的单位、固定的岗位、固定的时间来工作，今后我们可以更加灵活地就业，比如通过互联网我可以给几个单位同时工作，我们国家数字经济的发展潜力是非常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