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年前，中国是怎样加入国际刑警组织的

文 | 刘文（公安部原刑事侦查局局长、国际刑警组织中国国家中心局首任局长）

1984年9月5日，在卢森堡举行的第53届国际刑事警察组织年会上，中华人民共和国被正式接纳为该组织的成员国。同年11月，国际刑警组织中国国家中心局在北京成立，担负着对外联络和打击走私、贩毒、伪造国家货币、国际恐怖活动和国际诈骗等国际性犯罪的任务。1986年和1995年又分别在广州、上海、哈尔滨设立了联络处。我亲历了中国加入国际刑警组织的全过程，回首35年前，那一幕幕还仿佛就在眼前。

加入国际刑警组织是大势所趋

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之初，随着国际关系的变化和国家间的频繁往来，跨国性犯罪开始向国内渗透，对我国社会治安产生了很大的冲击。与国际刑警携手打击各类国际刑事犯罪活动的问题，摆在了我国政府及公安机关的面前。

1979年，中国接到了肯尼亚外交部的照会，邀请中国参加国际刑警组织大会。可那个时候，我们并不了解这个有着60多年历史的组织的情况。

当时，新华社记者采访了国际刑警组织在肯尼亚召开的会议。令新华社记者极其愤怒的是，台湾当局竟然以“中华民国”的名义派出了“中国代表团”参加了此次会议，会议中心还挂有“中华民国”的“国旗”。后来，经我国驻肯尼亚使馆严正交涉，会议组织方撤掉了“中华民国”国旗。

正是由于新华社记者的采访，中国才初步了解了国际刑警组织的情况：该组织当时拥有成员国127个，总部设在巴黎，有现代化的情报网，与60多个成员国中心局保持电信联系；每年召开一次大会，主要职能是为侦破国际犯罪提供情报合作。

在前期周密调查的基础上，1982年，公安部起草了加入国际刑警组织的专题报告，报给党中央、国务院，并抄送外交部国际司征求意见。国际司非常赞同我国加入这一组织。经批准，同年秋天，时任公安部治安行政局副局长的高旭专程赴国际刑警组织总部与秘书长博萨会晤。由此，加入国际刑警组织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

事实上，当年促使我国加入国际刑警组织的还有一个重大事件：1983年卓长仁一伙劫持296号客机逃往南朝鲜。该事件爆发后，台湾当局紧接着做工作要这些人。南朝鲜当局以大陆未与其建交为由，将卓长仁等移交到了台湾。

制定解决台湾会籍的方案

我国申请加入该组织，必须先制定出解决台湾会籍的方案。

我们参加该组织的原则就是坚持“只有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唯一合法政府”。台湾当局可以留在该组织内，但前提是以“中国台湾地区警察组织”的名义，并且不能派团长、无表决权，会议上均不得出现“中华民国”的旗帜和“国号”标志，只能使用“中国台湾”字样。台湾当局不同意，他们要求仍以“中华民国”的形式留在组织内，还提出了两个德国同在联合国的事例，并且采取各种措施阻挠中国大陆的加入。那时，台湾当局加入该组织已有20多年，架设专用通讯台与总部及一些成员国频繁联系，还大搞“金元政策”，让各成员国马上与台湾当局断绝关系有一定困难。而且，美国偏向台湾当局这一点更是毋庸置疑。

秘书长博萨是一个非常公正、讲法的人，尽管他对我们很友好，但是此事还是让他感到为难。我们能够成功加入这个组织，得益于博萨在里面的斡旋。博萨提出，虽然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但是因为该组织章程并无开除成员的规定，要解决台湾问题需要一定的时间。他希望中国政府通过外交途径向各有关国家进行必要的外交交涉，以便这些国家政府作出支持中国的决定。

1983年，博萨提出了三个方案，其中第二个方案是中国设两个中央局，北京和台湾各设一个，各派各的代表。我与博萨会晤时当场否定：“这是两个中国，不行。”

次年初春，博萨应邀访华，时任公安部部长刘复之、副部长李广祥再次阐明了我国加入国际刑警组织的原则立场——台湾只能以“中国台湾地区警察机构”的名义留在组织内。同时，正式递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申请加入该组织的申请书。

1984年9月，第53届国际刑警组织年会即将在卢森堡召开。8月，公安部派出了精兵强将奔赴国际刑警组织总部做工作。博萨说，美国和台湾当局强烈反对大会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该组织的申请。台湾要求保留其在组织内的全部权利，部分执行委员对解决台湾会籍问题感到为难。博萨希望中国加强同执委会成员国交涉工作力度。

时间紧迫。有关部门马不停蹄地向我驻102个国际刑警组织成员国的使馆发电，让使馆做所在国家的工作。最后，有91个国家明确表示支持。对此，公安部决定，派代表团参加国际刑警组织第53届全体大会。

1984年9月初，我率代表团到达巴黎会晤国际刑警组织秘书长，再次强调中国的原则立场，并表示在中国被正式接纳为成员国之前，将不出席会议，不派观察员。

美国提出，国际刑警组织应该寻求办法让台湾当局留在该组织内，或将中国申请推迟讨论。

中国的申请曾被拒绝

1984年9月，卢森堡。我们希望和台湾当局代表团见见面，可他们只要一看见中国大陆代表团就远远地避开了，从不打照面，他们一直在背后做动作，希望成员国不要投我们的票。

1984年9月4日下午，国际刑警组织大会讨论我国入会申请。会上一些与台湾当局有“邦交”关系的国家代表反对讨论和申请，友好国家代表坚持讨论，争论激烈。由于没有参加会议，代表团一行焦灼地在大使馆里等消息。

消息来了——我国入会申请没被接纳。大伙傻眼了。

我马上请南斯拉夫代表团来使馆了解情况并磋商对策，一直谈到深夜。为了表示感谢，我还请他们到当地最好的一家中餐馆吃饭。没想到刚到那里，大家远远看见台湾当局代表团一群人出来。听饭店的老板说，台湾当局代表团在这里庆祝大陆没有被接纳入会。饭后，我们回住地起草向大会的声明稿，然后再译成法文、英文。直到凌晨，大家才休息。

第二天清晨，代表团请使馆同志找来当天卢森堡的报纸，出乎意料的是，发现报纸上并没说大会讨论表决中国申请入会的事，只是发了个“中国大陆加入国际刑警组织问题十分棘手”的消息。事情似乎有了转机。

正当大家在房间里议论的时候，9时30分，电话响了——是斯里兰卡刑侦局长跑到会场楼道里打来的电话，说中国入会申请刚刚通过！欢欣鼓舞之余，我们心里又产生疑问：怎么会突然有了这么大的转机呢？直到10年之后，我们才得知内情：原来是计票出了错，第二天又重新投了票。

接到这个电话不到10分钟，中国代表团全体成员西装革履地出发了。到了会场，台湾当局代表团在发表了“抗议”声明后全体退出会场，原“中华民国”的牌子被换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一片掌声之中，中国代表团在原副秘书长肯德尔的引领下进入大会会场。

我国参加国际刑警组织后，很快成立国际刑警组织中国国家中心局，架设了与总部和各成员国的通讯联络设备，有效地开展国际警务合作，多次承办国际刑警组织委员会议和专业培训，为组织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中国文史出版社旗下《纵横》杂志出品

责编 | 于洋 鹤焱（实习）

原刊于《纵横》201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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