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志瑾：回家过年，就是一趟青春苦旅

人的命运是历史安排的。我们二科技的学生因为多读了一年书，变成68届，撞上一片红，全部被赶出上海，一半分到黑龙江，一半分到皖南小三线。

69年底，我们被派在三线厂工地上干活，叫劳动锻炼，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不发工资，只给16元饭钿。流血流汗大干了8个月，分配到机械厂，终于成了正式工人，有了33元工资。让人想不到的是当年的仪表局是那么的坏，宁左勿右。说要按文革前的规定，中专生有一年实习期，照会后方局、后方公司，把中专生的工资改为30.50元，技校生仍为33元。工资少了2.5元也罢了，最要命的是实习期没有探亲假，不给回家路费。70年的春节，我们是在绩溪光辉厂工地上过的，规定不准回家。71年春节再不回去，家中的老母亲将会是怎样的悲伤。

当时，我们厂领导对中专生给予了同情和帮助，派彭大钧开那辆好像是匈牙利进口的已很破旧的柴油大卡车，把我们送到芜湖，让我们自己买火车票回上海。从芜湖乘火车到南京，再转半夜一班火车到上海。这班夜行车票价最便宜，好像3元多一点。因为便宜又近春节，乘客奇多，没有座位之说，好在是始发车。车一进站停好，几个男同学冲上去挤进车门，迅速抢占靠窗座位，拉起车窗，把女同学一个个从车窗下拉上车。留在站台上的一个男同学把一只只行李包塞进车窗，最后再把他也从车窗外拉上车。这是我们在“文革”大串联中练就的本领。

总算是回家过年了。年一过，怎么回到山里？又犯难了，新年里遇到我们母校侯大年老师，他热心给我们说，他弟弟是仪表局车队的头头，车队常去皖南，可搭他们的车，让人一阵高兴。在侯老师安排好的一天清晨，我带着李根强、朱福康两位同学赶到中山北路和阗路口的仪表局车队，爬上一辆交通牌卡车，车斗内铺块草包，坐在上面，向安徽进发。

下午4点左右，车到宁国，司机说到了，让我们下车，这时我们才知道，他们是到宁国水泥厂拉水泥。那时的上海人对皖南很陌生，以为宁国就是皖南，司机抱歉地说：“我们真的是到水泥厂拉水泥”，他拿出水泥提货单给我们看。天色已晚，安徽长途班车已没有了，只能找一个客栈过一夜，8角钱的通铺，一生也有了一次睡通铺的经历。

第二天一早赶到汽车站，想不到去旌德、庙首方向的车票没有了，让我们一下呆掉，不知如何是好。一起商议，看来唯一的希望是寻找去旌德方向的上海卡车，寻找搭卡车的可能。汽车站公路边有一辆印有福州路水产公司的大卡车，装了两台大机床，司机刚吃完早点过来，我立即上前搭讪，递上一支大前门香烟，诉说我们的困境，请求能否搭他的车。当年在外地的上海人难得相遇，见面有种亲切感，水产公司的车是帮东风厂运设备，经过我厂路口。这司机指着我身上穿的那件印有上无二厂的工作棉大衣，跟押车的东风厂师傅说：“侬看，人家是上无二厂，侬是上无三厂，自己人，让伊拉搭搭车算了。”东风厂师傅说：“可是可以，但驾驶室只有一个空位子，还有二人没办法。”看卡车上两只机床大木箱装得满满当当，机床木箱与拦板之间几无空隙，后面一只木箱高，前面一只低，有30公分落差，前后木箱两边有粗麻绳扎紧。我跟司机商量，两个人坐在前一个机床木箱顶上，紧握麻绳问题不大。司机摇头说太危险，再三请求方点头同意。

在让朱福康坐进驾驶室后，我和李根强带上行李爬上卡车，坐在前面的机床木箱上，一手挽住捆机床箱的粗绳，脚踏在车头顶上，离开宁国向旌德进发。

这是何等的壮观疯狂场景，坐在高高的车顶，看天高云淡，群山起伏，一路全景观赏皖南风光。但那时的我们真没有感到什么山水之美，有的只是紧绷的神经，心中的惆怅。迎面吹来呼啸的寒风，车后卷起滚滚黄尘。车过胡乐，开上那段险峻的盘山公路，如坐云端，俯看百丈深沟下点点村舍，一线山涧，还真有点惊心动魄，双手不由自主把缆绳抓得更紧。我们今天在电视里看到印度穷人乘火车要爬在车顶上，他们不是为观看大自然的美景，而是生活的艰辛，人生的无奈。

车开到旌德，开过德山里，心中一阵激动，这从未走过的陌生崎岖的山路，我们闯过来了，我们成功了。

终于到了厂路口，从车顶上爬下，真诚谢过水产公司司机和东风厂押车师傅后，身心俱松，像到了家门口一样，拎了行李向厂里走去。其实从公路口走到厂还有15里路，厂的人们都称这段路叫“七公里半”。

回家过年，我们的青春苦旅！

（原载陆志瑾主编：《井冈碧云：纪念小三线返沪30周年》，2017年印刷。鸣谢项目：2013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小三线建设资料的整理与研究”；2017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三线建设工业遗产保护与创新利用的路径研究”；2018年度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三线建设历史资料搜集整理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