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续6年“全部命中”,上海代表团的高质量议案从何而来?
据统计,2013—2017的5年间,上海代表团全国人大代表共提出议案111件,加上2018年的这21件。连续6年,所提议案全部被大会秘书处列为正式议案,无一被退。
那么,怎样的议案才能“全中”?
“去年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上海代表团共提出议案21件、建议101件。21件议案全部被作为大会正式议案”——3月3日下午,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海代表团驻地,首场在沪全国人大代表与网友的交流活动中,说起代表履职情况,上海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陈靖代表语气轻松。
要知道,全国人大代表们的议案一旦被接收,其中意见和建议很可能改变某部法律,甚至成为国家政策。对待议案,全国人大绝对是高标准严要求,上海代表团能“全部命中”,殊为不易。
这些高质量的议案长啥样?又如何而来?一起去了解下。
高质量议案从何而来?
上海团代表议案质量高,并非新鲜事。但高质量的议案究竟是啥模样呢?
这两份报告共59页,字数超过3万,两个调研组有54位代表参加,其中3位代表还跨界参加了两个调研小组——而此次上海团代表一共也就57位,这意味着,几乎全员参与了这两份报告。
如此“兴师动众”,都写了些什么呢?
《对口帮扶工作立法专题调研报告》有一个细节。原来,上海对口支援的干部,都是“提半级”出去。最近这两年制度规定改为平级出市了,有的干部担心“回不去”“没位置”,心里不踏实。报告建议,关于对口帮扶的干部制度安排,以保持相对稳定为宜。
对口帮扶是体现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创造性举措,也是一项长期性、系统性的重大工程。拥有长期援藏、援疆、援滇、援川经验的上海,在深入调研后提出中肯建议,报告的含金量成色十足。
而另一份《大数据共享与安全专题调研报告》, 同样秉持问题导向,针对政府数据共享与应用、社会数据流通与安全,将国家要求与上海实际紧密结合,为推动大数据的安全共享出谋划策。
为这两份报告,两个调研组的几十名代表,先后赴国务院扶贫办、新疆喀什、青海果洛等地,考察了6个省区15个市(县),掌握了众多真实情况和第一手资料,“代表们深入、细致、广泛的调研,形成了这两份较高质量的报告”,陈靖总结。
除了深入一线调研,还有代表传授“秘诀”,在基层转悠多了,建议会自己“长”出来。
高质量建议怎么“长”出来?
去年12月,上海市人大牵头,与江苏、浙江、安徽省人大联合组织了20多位全国人大代表,围着太湖,从无锡、苏州再到嘉兴、湖州,一路考察“太湖流域水环境治理”。
中科院上海分院院长王建宇代表说,“以前上海人吃大闸蟹,阳澄湖的买不到,太湖蟹也是好的。但渔民们说,太湖蟹也快要难吃到了,因为要保护环境了!”
“农业种植、禽畜水产养殖的污染,治理难度很大”,王建宇说,“太湖的保护,不是关工厂、禁养殖那么简单,而是要求整个环太湖地区产业结构转型。”
王建宇还认为,做好生态监测和评估,要用好科技的优势,“比如‘通、导、遥一体化’,把空间信息、导航信息、位置信息综合利用起来,可以为长三角区域的生态保护提供更准确详实的信息参考。”
工作方式的创新,为全国人大代表履职搭建了新平台,也让代表在履职中更加了解国情民意——高质量议案也就源源不绝了。
今年,上海的代表们又提出了哪些“金点子”?又有哪些与上海未来发展密切相关?
如何贡献上海智慧?
在上海团的代表们中,有不少为国家发展谋略、为人民幸福献计的声音,而让人突出的感受是两个字:务实。
上海市高院院长刘晓云代表说:“今年我带了一个议案,是关于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的立法建议,我感觉到,知识产权的保护,对上海的科创中心建设是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保障。”
“过去,我是‘串百家门,道百家情’。现在,我把重点放在做公益,带教更多的社区干部,重点是把我的理念传给更多的人”,去年5月,虹储居委会换届,朱国萍代表告别了工作30年的岗位,从服务社区居民转向服务社会,全身心运营自己的“萍聚工作室”。
正如一位跑全国两会的央媒老记感叹的:“喜欢听上海代表团的讨论,履职水平确实较高”。对于上海团代表提出的上海智慧,我们也将充满期待。
(原标题:《央媒老记为何感叹:就喜欢听上海团的讨论!》,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