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背心”巨浪下的反犹主义回潮

近来法国“反犹”事件频发，引起媒体和知识界的广泛关注。

据欧洲新闻电视台报道，在2月16日的第14轮“黄背心”游行中，几名示威者围住路过的犹太裔哲学家阿兰·芬基尔克罗（Alain Finkielkraut），大声辱骂他是“肮脏的犹太复国主义狗屎”，并威胁他“滚回特拉维夫去”，“我们才是人民，法国是我们的”，措辞带有明显排犹含义。

一周前，巴黎地铁欧罗巴站纪念犹太裔思想家西蒙娜·韦伊的作品被反犹主义者污损，涂上了德语单词“犹太人”和纳粹万字符；18日又有一座东部乡村犹太人公墓遭人涂抹破坏。法国《解放报》在19日的报道中指出，2018年法国的反犹事件增加了69％。

这些伴随“黄背心”运动发生的一系列过激行为，引起了法国政府的强烈关切和警惕。法国总统马克龙于19日到访了被破坏的犹太墓地，并于当晚参观了巴黎大屠杀纪念馆。多个城市于当天举行了60多场抗议反犹主义的集会。21日，马克龙在犹太人机构代表理事会年会上发表演讲，宣布政府将采取严厉措施惩治反犹主义行为，他在讲话中强调：“法国及其他西方国家正面临二战后最严重的反犹主义回潮。”

何谓反犹主义

今天的反犹主义者有多种面孔，分析者一般认为其中有穆斯林也有基督徒，有的属于极右翼有的则自诩激进左翼，他们的身份像“黄背心”一样具有异质性。那么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和政治态度的“反犹主义”又该如何来定义？人们对犹太民族的新仇旧恨又缘何而来？法国巴黎综合理工大学教授米凯尔·佛埃塞（Michaël Foessel）在《新观察家》杂志发表文章，援引了犹太教女拉比戴尔芬·奥维勒尔（Delphine Horvilleur）的著作《关于反犹主义问题的思考》中的分析。

萨特曾在相同主题的论著《关于犹太人问题的思考》中提出：正是其他人对犹太人的看法使其成为犹太人——这无形中促成了“反犹主义者创造了犹太人”的联想。奥维勒尔从犹太人视角重新梳理犹太人进入历史的过程，保留了萨特所谓“一个无情对手始终在其后追逐驱赶”的观点。她提醒人们在最早的希伯来《圣经》中只有“希伯来人”（意为“过路人”），是一个没有特殊宗教身份，为追求自由逐水草而居的人群。直到《以斯帖记》中，“犹太人”才被正式命名，且正是有宿敌为伴：犹太族孤女以斯帖被波斯亚哈随鲁王选为王后，大臣哈曼因与犹太人有世仇，阴谋挑唆国王消灭境内的犹太全族。奥维勒尔在书中仔细探究了哈曼这一排犹者原型，其家族谱系有不少亚玛力人（Amalek），而根据犹太教《塔木德》法典记载，拉比们曾拒绝接纳亚玛力之母提姆纳（Timna）进入“以色列之家”（所罗门王的以色列王国分裂后的10个北方部族联盟）。

佛埃塞指出这一假设的历史细节值得商榷，但奥维勒尔从中分析出人们无法饶恕犹太人的最初动机，在于“他们的宗教既不具有普适性，也不接受皈依改宗”。依据这一线索从古罗马推演至今，奥维勒尔认为犹太人最大的敌人是帝国的雄心。帝国要以人类律法为准则来统御一个社会整体，而犹太人以上帝的律法为名实行分离，所以他们意味着对“归一”的阻碍，也体现出受尽迫害仍坚持信仰的执拗。

奥维勒尔明确指出，在反犹主义言论中，仇恨犹太人最重要的原因，“不在于他们没有什么，而在于他们所拥有的：金钱、权利和特权，即作为上帝选民的身份……”然而这种身份对犹太人而言并不是一种财富，而是始终未能完成的自我超越的任务。所以“犹太人与其本源之间有一种痛苦的关系。上帝赐予他们律法，但刻有《十诫》的石碑被摩西打碎了。这是追求稳固可溯的源头的‘原教旨主义者’所不能容忍的。”

佛埃塞在文章结论中指出，反犹主义是一种“为了世界和平，有必要消灭犹太人所代表的分裂力量”的“混账逻辑”。面对犹太人，“反犹分子感到一种对其想要归属的某个整体（普世宗教或民族国家）的威胁，这本质上是一种身份焦虑，它久已有之，然而却至今尚存”。

法国反犹主义的历史教训

德雷福斯事件是19世纪末发生在法国的最著名的反犹主义政治事件，以左拉为首的文坛斗士，为给受诬陷的犹太青年军官鸣冤展开笔战，在法国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深远影响。曾为德雷福斯作传的历史学家，法国巴黎社会科学高等学院（EHESS）教授樊尚·迪克莱尔（Vincent Duclert）在《解放报》发表文章，明确指出：“反犹主义是不可容忍的，不能有任何借口，尽管我们的民主尚不完美，但放任反犹仇恨回潮无异于宣告它的死亡。”迪克莱尔在文中回顾了德雷福斯事件前后的社会氛围，认为要理清当前局势，需要从那段历史中借鉴三条重要的教训。

在去年12月第一轮“黄背心”游行之际，迪克莱尔率先在《世界报》和《精神》杂志（Esprit）发声，警告新型反犹语汇的出现。为逃避法律惩处，“肮脏的犹太复国主义者”这类新表述甚嚣尘上。他提醒人们“必须认清这其实就是反犹主义仇恨，和给无辜的德雷福斯上尉贴上‘叛徒’标签并无二致。它以反对犹太复国主义为掩护，承认和鼓励排犹情绪，从而毁坏一切关于以色列政治问题的合法讨论。”迪克莱尔认为：“这场争论所依托的社交网络难辞其咎，一些平台为激进分子提供了媒体延伸，以针对一个个猎物进行反犹太、反同性恋和性别歧视的轮番攻击来搏眼球。……过激言论和暴力行为固然是一个民主社会中不可容忍的，可一旦人们似乎接受其为自由表达的代价，它们就会成倍地复制增加。” 一些分析者忽略了仇视犹太富人阶层的普遍社会情绪早在运动开始之前就酝酿已久，把近来的排犹事件误认为是“黄背心”运动中不可控的病态孤例。当排犹分子在运动中获得了话语权，一些反抗权威的过激行为得到纵容之后，这种情绪便开始大张旗鼓的外化了。文章提出第一条历史的启示：“反犹主义是不会在民主社会中消失的，因为这正是他们要摧毁的最终目标。漂泊无依的人只有在这里才能找到家园，成为主权公民，只有民主才能保障他们的宗教，尊重他们的历史。而这正是反犹主义者不断攻击它的原因。”

迪克莱尔认为还必须警惕“暴力成为滋长反犹主义的温床。”“黄背心”运动就像在重演德雷福斯事件和1930年代的历史：“即使最初的暴力并非针对犹太人，容忍暴力情绪和语汇，它最终就会不自觉地突然转向排犹主义阵地。”他在16日的视频中观察到，“示威者的言辞从辱骂到抹杀对方的存在价值逐渐升级，如果不是被同伴和立即赶到的警察制止，很快就会从言语暴力过度到肢体攻击。”他提醒人们：“欧洲的犹太人大屠杀，和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正常的’排犹时期是有直接联系的。在德国‘水晶之夜’等骇人场景中，许多罪行都是在纵容一切野蛮行径的极权统治之下，由满腔恨意的‘普通民众’犯下的。”迪克莱尔呼吁人们谨记历史，不忘反犹主义和极端暴力形影相随的惨痛教训，“在几代国民历史教育的努力下，还有人要重提反犹主义，无异于延续纳粹的恐怖行径。”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维护民主国家与文明延续的责任。“面对反犹主义，无论现在的民主和文明如何不尽人意，都不能以毁灭它为代价。所有受害者，无论是否犹太人，都值得被捍卫，因为人们生死与共的命运取决于这样的团结。在德雷福斯事件中，‘挺德派’就是这样回应反犹主义者，坚决拒绝多余的争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