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分隔的“好学生”与“不良少年”：他们从哪一刻起分道扬镳
采访、撰文 | 王玉宾 诸琪清
指导老师 | 张慧瑜
矛盾的泄密者
当我第一次问邵豪杰学校里有没有不良少年的时候，他不假思索地说没有，并反问：“我们学校在二环附近，你觉得呢？”过了一会儿他又说，原本是有一个，但已经被退学了。
邵豪杰是北京一所重点中学的高三学生，我与他碰面是在十一月中旬的一个傍晚。学校刚结束期中考，学生们陆陆续续走出校门，或是抱怨考题太难、或是计算自己扣了多少分，也有人冷着脸，步履缓慢地走在一片“考试”、“分数”、“排名”的嘈杂声中。天快要黑了，在沉重感不断蔓延的时候，人群中走出来一个穿着红色运动服、身材高大的男孩，在我还没认出他的时候就远远地挥手，一路小跑过来，那就是邵豪杰。
他对这次考试的描述是“就平时那样”，而他的平时成绩一般能稳定在年级前十。邵豪杰原本生活在大兴，初中考入北京主城区的一所重点学校之后，他的父母就在学校附近租了房子，和他一起在主城区居住，假期的时候再短暂地回到大兴，直到邵豪杰高中毕业。
他说，想在市区找不良少年是不切实际的，只有大兴那样的地方才可能有不良少年。
“为什么呢？”我问。
“我觉得这种孩子城里高中一般都考不上，一般就在郊区啊，而且我小时候的玩伴，现在有相当一部分是所谓的不良少年”。
邵豪杰有一个“发小”，叫超超，在他还没离开大兴的时候，两人是邻居。由于双方父母相互熟识，就常常把他们安排到一起，让他们一起写作业、一起上补习班，放假了也一块儿玩。超超是一个话很多的孩子，充当着两人之间气氛的活跃者，和他一起玩的时候，即便是漫无目的地走在路上，邵豪杰也不会感到无聊。小孩子相处没有顾忌，到对方家里做客、过夜是常有的事情，似乎都把对方的家当作了自己家；争执、吵架之后，他们也总能迅速地和解。初中以前，两人的学习都很好。
而在邵豪杰离开大兴后，超超却留在了大兴读书。初中的时候，因为与数学老师发生了激烈的冲突，超超开始拒绝上数学课、写数学作业，从此走上与老师和学校对抗的道路。这场学生与老师之间的较量，不论对错在谁，必然会以超超的溃败告终：他葬送了自己的成绩，没考上高中，只能升入本地的职高。而在职高里面，原本与世界抗争的斗志与勇气都消弭了，超超开始和新朋友们整日逃课，一起出去吃饭、喝酒、玩乐，放弃学习似乎已不需要理由。
“他受到了那些人的影响，”邵豪杰说，“他们学习不好，也根本不想读书，但是喜欢以兄弟相称，跟社会上的黑帮似的”。
“你们高中的男同学之间难道不是以兄弟相称的吗？”
邵豪杰顿了一下，谨慎地解释道：“但他们就，只剩下了这些东西。我们可能也以兄弟相称，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事情，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计划，所以我们不会一直混在一起。但是那些不良少年，他们是没有这种计划的，他们的生活特别随心......”
邵豪杰如今在重点高中里的重点班，班里的同学大部分都跟他一样，作为其他区中考的前几名被招揽进这个“群英荟萃”的小教室。这是一个“好学”的氛围填满了每个角落的班级，每个人一开始就在努力地学习，每个人的脸上都表现出想要学好的野心。但这种强烈的好学氛围，与我们经常见诸报端的那些“奋发学习”的班级在“高考动员”的鼓动下所呈现的状态是不同的，后者是爆发式、情绪化的，带着强劲的野蛮生长力，甚至有些过于激动；而邵豪杰他们班级的“好学”是相当克制和冷静的。
每天五点放学后，邵豪杰先在学校写作业到七点，然后骑车回家吃晚饭，八点又开始学习，学到十点半就睡觉。班里的其他同学大部分也是如此。周末的时候，大家会三五结队地一起自习，约好时间后就不迟到不早退。“我没有课余活动，”邵豪杰这样说道，随后又补充，“但我们偶尔也会有一些休闲的活动，像看电影、唱歌这些，在大考之后大家会一起出去放松一下，平时就还是学习为主。我们生活都比较规律。”
在高二快结束时的一个周末，邵豪杰的女朋友对他提出了分手。收到长长的分手短信时，他正坐在必胜客和同桌一起自习。他僵硬地坐了半个小时，觉得难受极了，他想说一句话，却又一直说不出口。最终他忍不住打断了专心写作业的同桌，说咱们去打球吧，我失恋了。在同桌表示自己要学习后，邵豪杰提早离开了必胜客，独自去理发店剃了个秃瓢。
“一些事情是和学习有冲突的，大家会选择学习，就没有那么多精力吧”，他替同桌解释道。在高二结束后的暑假，邵豪杰打算去天津旅行，他没有再打扰班里的同学，而是选择叫上了超超。
邵豪杰其实挺矛盾的，他相信同学之间应该保持着“正常”的交往，可以一起出游、娱乐，但进入私人的生活，解决情感上的问题，就不是这种“正常”交往应有的功能了。但他又隐约向往一种兄弟间的感情，希望发生电影里那样挥洒热血的故事——在说出这个渴望后，他自嘲地笑了：“我是不可能有这种关系的。”
邵豪杰曾一度触碰到这样的关系。在和班级里的男生保持客气的同时，他时常和学校里的所谓“差生”混在一起，黄泽就是其中一个。一开始，他听说黄泽足球踢得很厉害，就主动过去找他切磋，后来慢慢成为了球友。他喜欢和那些人勾肩搭背地走向球场，然后痛快地在球场上奔跑、冲撞，球场上流下的汗水带给他一种“热血”的错觉。虽然和这个群体的往来也仅仅是一起踢足球或打篮球而已，他们之间并没有太多交流、也不存在真正的共同语言，但在某些时刻，他几乎要相信在这些人和自己是患难与共的兄弟。他或许只是需要一个地方装载这些憧憬。
他也经常翻这些人的朋友圈、QQ空间，想知道他们最近都做了些什么。黄泽在朋友圈里发的香烟或者酒瓶，他记得比谁都清楚，因为他觉得自己能理解黄泽。他说：“我完全理解他，我也有这样的渴望，但我的人生还有别的规划。”
高二寒假里，邵豪杰和班级同学们组队去美国游学。游学途中，他像往常一样刷着朋友圈，突然看到一条有些惊人的动态：黄泽在朋友圈发了一张与女朋友一起裸着上半身的合照。他把男生们招呼过来围观这张惊人的照片，而一同跟过来的还有随行的年级主任。
我问他：“你觉得，这张照片可以让一个人被退学吗？”
他先是摇头，然后说：“可是他还公开地抽烟喝酒、烫头吧，而且他还和女朋友做出那样的事情。这些是成年人可以做的事情，你提前做了，那就显得你很社会。”
初中毕业的那个暑假，邵豪杰被超超拉着去烧烤摊吃夜宵。几串羊肉下肚后，对方提议喝酒，邵豪杰想着“我已经初中毕业了，应该做一些男人的事情了”，就表示同意。而在啤酒瓶端上桌后，这次“男人的挑战”却未能如愿，他喝了一杯就醉了，头昏脑胀地杵在酒瓶面前，感觉一点也不舒服。对方却一瓶接着一瓶地喝，喝了四瓶还很清醒，顺便对邵豪杰糟糕的酒量取笑了几句：“哥们儿你不行啊。”。那个夜晚，烧烤摊随意摆放的桌椅间，邵豪杰红着脸、扶着沉重的脑袋、一言不发地看着儿时伙伴不停地往杯子里倒酒，再一饮而尽。在他并不清楚的视线中，超超的身影慢慢变得模糊。
如今他得知，这位儿时的伙伴被父母安排去做了护士，但一直考不到护士的证件。
“他死活不想学了，他觉得他肯定考不上了。”
“那你有没有劝他好好准备考试，先把护士证考下来再说？”我问。
些许沉默后，他带着犹疑和某种决心缓缓开口：“我已经劝导过他，但这不是其他人能改变的。他已经对人生失去希望了。我自己其实也在纠结，一直在纠结这样的朋友，我该怎么取舍。”
该怎么取舍呢？在被勤奋、自律、优秀的同学环绕时，是否应该和“狐朋狗友”断绝来往？在习惯了每天按照严格的规划完成学习任务时，是否应该打消计划之外的念头？在维持着友善而疏离的人际关系时，是否需要压下那份对兄弟豪情的向往？在夜深人静所有人都睡觉时，是否可以打个电话叫朋友出来哭一场？
他想不明白，他矛盾万分，曾经他试图通过与黄泽那些“差生”的来往，在球场上维系自己的另一面，但他越来越感到整日与这些人混在一起是不对的。他始终没有决心做出了断，而在他选择把黄泽朋友圈里的照片分享给年级主任的那一刻，现实替他做出了取舍。他只能努力说服自己，黄泽是个劣迹斑斑的不良少年，他被退学是罪有应得，然后忘记这件事情，正如忘记自己心底的不快乐。
封锁过去的“情圣”
我问许卓人：“你知道为什么那么多女孩子都喜欢你吗？”
他摇了摇头，无奈地表示“我理解不了她们的想法”，过了会儿又不确定地补充：“可能是成绩吧。也许我成绩不好的话，就没人知道我是谁，我也不会有多大的影响力。”
许卓人是这所学校里成绩最好的学生，考试似乎永远能排年级第一名。但他的成绩并非一直都那么好，只是他很少和别人提起初中那两年的时光，也很少有人能想到，许卓人和黄泽是初中同学。
那时的许卓人有点害怕黄泽。黄泽坐在教室的后排，是普遍不怎么爱读书的后排男生的头儿。“他总能召集起来一群人，一起说别人坏话。”许卓人就是时常被针对的那一个，他的性格有点古怪，不像一般的好学生那样专心学习，也不喜欢后排男生每天只知道跟着黄泽整人的样子。具体来讲，就是他不好好写作业，却还鄙夷同样不好好写作业的后排男生，结果便是被黄泽盯上了。
某次数学作业，他抄了朋友的答案。作业上交时，坐在最后一排的黄泽突然大步走到讲台前，在教室完全安静下来后，黄泽大声告诉老师：“许卓人这次作业抄了XXX的答案！”
老师愣住了，在沉默的空气里，许卓人也坐在椅子上一动也不敢动，他知道此刻所有人都在看他。几秒钟过去，老师像醒过来一样，批评许卓人，让他写检讨，也顺便批评了那个提供答案的孩子。事后，许卓人用一种超乎寻常的理性把问题归结于自己抄作业，并没有记恨黄泽，但黄泽不会这样宽容，在体验到胜利的喜悦后，他就把许卓人视划入日常捉弄和攻击对象的名单里了。
班里男生在课后一起打篮球的时候，黄泽会突然对许卓人伸出一条腿，或者作出飞踹的动作——虽然体育能力出色的他或许只是想吓唬吓唬许卓人，而不会真的伤害到他，但这些动作来许卓人看来却太下作了。“流血是小事，因为不影响上课；戳伤了肿了很疼，也还能坚持；非要用腿，让你去医院弄拐，这事就大了。他这样肆无忌惮，一点也不在乎别人身体，就很伤人。”
后来，许卓人就习惯于避开与黄泽接触的机会。倒不是因为怕发生肢体冲突，而是“他说话太难听了”。班级举办唱歌比赛的时候，许卓人唱了首英文歌，因为在变声期，嗓音有点怪异，黄泽就围着他说了一整天“你唱歌像女人一样”。
许卓人无奈道：“我宁可他到处跟别人说我坏话去，也别为了恶心我，一直对我一个人重复这些要好。”
与黄泽有关的记忆在他初三进入高中“预备班”那一天起，就被封存了。“有了更好的同学，分数上来了，大家对我也都有一些体面的表示。我就更讨厌想到过去那些不友善的事情。”他实际想要封存的，不仅仅是被黄泽霸凌的记忆，而是那个不会说话、不会看人脸色、不会与异性相处、成绩也不好的自我。
初三的时候，有一个女生暗恋许卓人，他清楚对方的感情，却不知道如何处理，怕谈恋爱影响自己的学习，又舍不得拒绝，终于想要拒绝的时候却怀疑对方是不是真的喜欢自己。于是他什么也没有做，拖延了两个月后才拒绝了对方。他为自己的犹豫和软弱感到不齿，前些日子得知那个女生得了忧郁症，他也觉得是自己的过错。
而进入高中，考试总在年级第一的许卓人迅速地拥有了很多仰慕者。他不理解为什么突然会这样，但他已经慢慢把自己框进了那个玩世不恭的学霸形象里。他觉得这样做也未尝不行，反而可以在恋情中学习一点东西。与这些姑娘的交往看起来是水到渠成的。他公开地把自己打造成了一个“情圣”，每到午休就去别的班级和女生聊天，回到班级后大声嚷嚷：“我又去和女孩子玩儿啦。”他以为，表现地越轻浮、越熟练，就越能摆脱第一段感情里那个懦弱、迷茫、不知所措的自己。
奇怪的是，许卓人的行为明明在公然地宣告自己早恋又滥情，却没有人觉得他这样做有什么不好，老师们顶多调侃两句“今天去找谁了呀”，也不会过问。那些女孩子们，居然能和平地相处，没有嫉妒或是猜疑，仅仅是乐意围绕在他身边。这一切的不合理都在许卓人过于耀眼的“学神”光环下被隐藏在光亮之中。而他的老同学黄泽却经不起相同眼光的审判，一旦事情被发现，就难逃罪责。
一年后的许卓人找到了现在的女友，他觉得自己是时候结束“情圣”之旅了。令他如释重负的是，预想中的尴尬关系并没有到来，所有人都能接着做朋友，友善地相处。虽然还是搞不懂女生究竟在想些什么，但许卓人感觉到自己似乎摸到了某些人类情感世界的门和路，至少不会犹豫着徘徊不前了。他说：“我自己都难以想象，自己会有这样的进步。”
“那黄泽呢？你觉得他初中和高中比起来有什么变化？”
“不知道，没怎么听他们同学说他不好，想必还可以吧。现在应该还在踢球吧，还在踢球就不会太差。”
“你知道他为什么被退学吗？”
许卓人轻描淡写地讲：“压根就不知道。都是很久之后有人告诉我他被开除了，我才发现已经好久没看见他了。就跟孔乙己的结局一样，很自然的走远了，我们也许就当这人从没出现过一样了。”
“更加真实”的退学少年
用黄泽自己的话讲，在高中“转学”之前，他过的都是一种虚假逢迎的生活。
因为个子高，总是坐教室后排的缘故，和后排男生们一起胡闹是他对“转学”以前全部生活的总结。对黄泽来说，自己从小学到高中发生的变化仅仅是“胡闹”的程度不同而已：先是联合捉弄同学，然后是联合欺负同学，最后是联合殴打同学。但他的矛头明目张胆对准的都是同学，对于老师，不管背后怎么骂，他当面绝不发生冲突。
自从黄泽迷上足球之后，足球成为了可以和“胡闹”相提并论的事，他一有空就往足球场跑，午自习全拿去踢球，晚上更是要一直踢到静校。自然，他很快成为了全校足球的头号种子选手，连完全不懂球的女生都能看出一群人里面他踢得最好。高一的时候，或许出于球技的吸引力，他交到了现在的女友，一个经常来看他踢球的初三女生。
在那之后，女朋友的照片，开始与烟盒、酒瓶一样，频繁地出现在黄泽的朋友圈里。他是吊车尾升入的高中，初中时勉强能应付的学业，在高中就变得困难了，他不再拥有学业上的任何资本。女朋友的存在，也许成了他另一种表现的方式，他希望让自己看起来“男人”一点，于是取巧地从成人世界里借走了各种道具：烟、酒、暴力、性。
在发出那张裸着上半身的合照后不久，黄泽就把朋友圈动态删除了，他意想不到的是，寒假刚结束，学校就突然要求他退学，以“损害学校形象”为由。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也不明白为什么学校领导有他发的照片。他猜想到告密者的存在，第一时间把同班同学的十八代祖宗骂了个遍，将他们拉入了黑名单，又在朋友圈对那位卑鄙的“捅刀子”的人连发了十几条咒骂和警告。当然这一切都改变不了什么，当退学的要求下达，床照被所有同学知道的时候，他就再也无法留在这里了。直到离开，他都没有找出那个告密者是谁。
黄泽到了新的学校，新学校有很大的操场。寸土寸金的二环旁边，容不下一片这么大的绿茵草地。他原来的学校里只有一个教室那么大的“足球场”，里面铺着绿色的塑料草皮，外面围着高高的铁丝网，走进这片场地就像走进一个铁笼，而同学们也直呼其为“笼子”。在新的学校里，黄泽终于可以在宽敞的足球场上自由奔跑了。
他和女朋友的感情也更加坚定了。他坚持不懈地每天在朋友圈发和女朋友的合照、情书，配以各样的表白，来“向那些傻X证明我们有多相爱”——吊诡的是，他预期中的观众都被拉进了黑名单，并不能看到这些情比金坚的记录。
黄泽把所有原先高中的老师、同学都称作“傻X”、“精神病”，最大程度地表现出自己对这些人的不屑。而在我们的谈话中，他旁敲侧击地想了解那些人是如何说他的，当然结果无论如何都会引发他的咒骂。提到“退学”或者“床照”肯定会惹恼他，而比起这些，更令他害怕的是被遗忘，得知没有人关心他转到什么学校、现在过着什么生活，他气急败坏地大骂这些同学是“自私自利的杂种”、“好学校里的傻逼”，又连着说了一串脏话。
他删除了朋友圈里所有抽烟、喝酒、竖中指的照片，却与新朋友们一起抽更多的烟、喝更多的酒、打更多的架。他一听到别人评价他“与众不同”就暴跳如雷，却喜欢张口就来“我过的是real的生活，别人都是虚伪的”、“我过去生活在精神病院里，现在出来了”这些嘻哈风格的宣言。他努力地想要去掉自己身上“不良少年”的标签，因为正是这个标签带来了退学的耻辱，但他并没有放弃这种生活方式，反而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像一个不良少年。过去与人打架是往往事出有因——虽然原因有时仅仅是看某人不爽，而现在他打架是为了打架本身，打架对他来说成为了“real”的一种标志。他开始用“real”与否评判一切、解释一切，说过去的自己一直在虚伪地逢迎，现在的自己才真正活出了“real”；过去的高中人人皆是虚伪冷漠，而新学校刚认识没多久的朋友都是真朋友。
而“real”究竟意味着什么，对他来说并没有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在16岁，被一个让人难以启齿的理由退学，令他的自尊心受到了巨大的伤害。此后他的行动、他的理由、他“皈依”的嘻哈思想，都是他自己为弥合这一颗破碎的自尊心做出的补救。他坚持说自己是主动转学的，不是被退学的——如果你在这时候问，既然如此，那恨从何来，他就会开始用最难听的话咒骂，因为除此之外，他没有别的办法。他不是手艺人，碎裂的自尊心修修补补，也永远拼不齐了。
“你会和你的女朋友永远在一起吗？”
“当然会。”
“你想过和她一起考大学吗？”
“没。”
“那你想过将来和她要做什么工作吗？”
“没。”
“那你怎么知道你们会永远在一起呢？”
他开始疯狂地骂人，“你是傻逼吗”、“你听不懂人话吗”、“你丫智障”一时间劈头盖脸地砸在我脸上。
看我没有反应，他总结道：“知识分子就是一帮傻X。你可以滚了。”
我们的谈话因为这个结束了，而之后在他的朋友圈中，我仍可以看到有关他女朋友的种种，仿佛某种宣示。
无奈的倾听者
我第一次与黄泽在微信上接触的时候，无意间说自己是由他以前的同学介绍过来的。他听到那所中学的名字，就破口大骂起来，各种不堪入耳的粗口在手机屏幕上跳出来，接着把我拉进了黑名单。
但他很快把我移出黑名单，再删除好友——让我通过一条一条向他发验证消息的方式道歉、解释、再道歉、再解释。然而在收到不知道多少条道歉和解释之后，他并没有通过好友申请，而是简单地让我“滚吧”。
过了一个多礼拜，他突然把我加回好友，问我是怎么看待他的。我迷惑又惶恐，小心翼翼地寻找中性措辞，甚至为他的行为开解，在我已经对他有大致了解的情况下。他却不领情，乱骂一通后，又把我拉黑了。几天后，他又重复了这些步骤，只不过把问题换成“你觉得我奇怪吗”等着我回答，结果还是骂我一顿然后拉黑我。
在一个月的时间里，上述过程上演了一次又一次，我不停地被加回好友、被提问、被辱骂、被拉黑。不管我怎么回答，这一过程都不会改变。我在那段时间里才明白许卓人为什么说“他那些难听的话就已经很让人难受了”。我听着这些话却不能反击，只能沉默地接受这些，在血液涌上头颅的那一刻，眼看着自己被拉进黑名单。
我不认为黄泽这样做是疯了或者突发奇想。他很聪明，也很清醒。他知道我要找他做访谈，并且随着月底越来越近，这种需要也变得越来越迫切。同时他知道我出于道德和方法上的规范，不可能对他发火。在他这十七年不停与别人发生冲突和碰撞的人生里，我可能是唯一一个无论被他用什么恶心的方式对待都会用无比平和、几乎是温驯的态度回应的人。于是，在他生活缺少乐子的时候，在他破碎的自尊心急需修补的时候，他就会来找我，通过踩碎我的自尊心来弥补他的残缺。情况就这样持续了一个月。
怀着倾听他人的心，是否就一定能进入他者的世界？在我和黄泽之间，答案是否定的。被一所重点高中以一种屈辱的方式退学后，他对所有“好学校”、“好学生”都抱有深刻的敌意。他构建起一套价值理论来保护自己的尊严：好学校里的好学生都是虚伪的书呆子；不读书的人才有真性情、真智慧。而我在一开始就被归类到了他的对立面，变成他强化自我认同的工具——只有把我踩在地上，他才能站起来。
交流的无奈大抵如此。并不是语言不通，也不是工具的缺乏，更不是性格差异，而是各种各样的社会理由让人们固守于自己的阵地——比如“real”，内心越不确定的人，其固守也越发难以撼动。人与人之间犹如被分隔的日与夜，虽然无比接近，却始终坚持着各自的黑暗与光明。
但在另一面，邵豪杰和黄泽其实有着非常相似的诉求，而在黄泽的阴影下生活了两年的许卓人也从未觉得他是个恶人，只有黄泽对他们怀有莫大的敌意和排斥。那是否意味着，如果降下些许防备、摒弃某些偏见，人们有可能发现彼此的共通之呢？
这或许是倾听他人赖以实现的基础。
（为保护隐私，文中人物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