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里·克劳福德谈考古视野中的农业革命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人类学教授加里·克劳福德（Gary W.Crawford），是国际考古学界在东亚考古、农业起源、古人类生态等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他于2018年访华期间接受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的专访，从刚刚揭晓的当年“中国十大考古发现”中的新疆通天洞遗址出土五千年前的小麦谈起，话题渐次涉及人类早期农业、农业与原始社会组织、农业的传播与文化的交流等。谈及气候变迁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影响，他认为“我们肯定需要考虑气候因素，但是我担心对此给予过多权重”。对曾经影响人类命运至深的“农业革命”，加里·克劳福德则更是抱持乐观，“如果你想说农业革命与今天生活有关的话，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时代”。

小麦与水稻

您如何看待去年中国新疆通天洞遗址出土五千年前小麦？

加里·克劳福德：新疆是非常有趣的地区，因为它长期以来就是四方交流的十字路口，就像是来自世界各地旅人的交汇点，所以这个地区显然非常重要。听说关于这个遗址的发现，我觉得很兴奋，特别是其中的小麦很有意思，我们知道它大约在四千五百到五千年前传入中国东部，所以问题就在于小麦最早什么时候在西部地区出现，比如在新疆，而通天洞的发现是很合理的。此外，植物通常是揭示人群长距离迁移并产生关联的首选标识物，如果没有小麦，没有其他的一些植物，我们也许不可能知道这样的关联。我们现在从这个地区的古人类DNA证据了解到人群间的关联，但是，有了这些植物遗存，我们知道这种接触很早就发生了。另外，我在学生时代从肯特·弗兰纳利（Kent Flannery）的书里学习到“见微知著”（little means a lot）的道理，极其微小的种子蕴含着有关人类迁徙、文化影响等令人不可思议的意义。

今天中国大致存在两种主要的作物制度，一种是北方的小麦，另一种是南方的水稻，与它们相关的工具、栽培技术和社会体系有许多差异，您如何理解这些差异？

加里·克劳福德：从技术上讲，种水稻需要能以比较复杂的方式整治田地的工具，你还要了解水流的规律，去控制水流，挖土，把大块的地表整平，建造控水系统——比如水坝，你还要让地面保持两至三度的斜度，让水从中缓慢地流过……所以我的感觉是，种水稻的人需要掌握一些非常有用的工程技术，很可能就是实现这些工程的工具套。但是旱地农业受的限制就比较小，你可以在很多种环境中种植小麦，不需要考虑地面斜度、水流控制、水生态这些因素，只要有充足的降雨，把作物种在光照条件好的坡地上，去除树木，并保证土壤受蚀程度尚可。所以，这两种生产方式是迥然不同的。

是否可以认为种水稻比种小麦对社会组织的精致程度和动员能力的要求更高一点？

加里·克劳福德：从中国北方出土的实际证据来看，人们先种植小米和一部分稻，小麦是最后才出现的农作物，南方种水稻多一些。但是考古发现告诉我们中国南北方史前社会的发展是并行的，当然，这两种农作系统都是相当高产的，去追究为什么会是这样是很有意思的。这让我想到卡尔·威特福格尔（Karl Wittfogel）的假说，他关于灌溉系统促使专制制度形成的理论已经被淘汰很多年了。比如说，在美国西南部，如果你去亚利桑那的凤凰城，你会看到那里的运河系统，它们是霍霍卡姆（Hohokam）原住民建造的，霍霍卡姆是内部个体相对平等的社会，没有酋长或领袖，但是他们有能力建造运河系统，有能力组织劳动力，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这不需要集权统治来实现，但的确需要一些合作和意愿把人汇聚起来。我想，建造这种灌溉系统或进行水田稻作更强调区域范围内的整合，而不是层级化，是一种水平结构的组织，而非垂直结构的，这种社会组织显示的是人们合作的能力和意愿，而不是招致暴力。

而另一个重点是，一旦水稻种植系统确立，我们就看到事物的变化，比如良渚文化，稻作农业花了几千年的时间发展，到良渚时期，稻作达到了一个高峰，而且在北方的社会不平等发展以前，我们看到良渚社会中大规模的景观管理和水坝营建等，这就是不平等和层级分化出现了，在这个意义上，最终这些是会发生的，考古学还在努力研究这个过程。

我们在山东两城镇遗址还有一个项目，它是四千多年前中国最大的城市，非常大的一个遗址，就在几星期前，我们还在那里做田野，尝试了解它的水系统，因为当时的人种水稻，水稻是传播到那里的，我们不是很确定水稻产生了什么影响，那些人同时还开始种小麦。到目前为止，基于我们的地质学家Joe Desloges的初步观察，我们知道洪水是一个主要的风险。我们想问，两城镇的人当时是否建造了水管理系统？此前没有人考虑过这个问题。

除了水稻和小麦以外，史前还有什么农作物吗？

加里·克劳福德：那太多了，在北美，我们研究玉米，它是非常重要的一种作物。在中国，我们研究小米、大豆和桃。在日本有日本稗。北美东北部曾种植过几种现已不存的农作物，但是它们在当时非常重要，如果我们今天能再次驯化这些植物，那将对人类很重要。我一直有个疑问，中国是否也存在这类被忽略了的农作物？比如，我们研究芡实、菱角这些东西，我们知道今天它们具有较好的经济价值，那么藜呢？在我来以前，我刚刚写完一篇文章，有关安大略出土驯化的藜，距今三千年。今天奎努亚藜（俗称“藜麦”）在北美是日益走俏的一种食品，我看到在中国也是，它是在南美驯化的。而北美东北部还有另一种四千年前驯化的藜，它也传播相当广泛，但是很多人不知道。还有一种我们应该研究的有趣作物是赤豆，我们在两城镇看到有赤豆出土，但是我还没听说过中国别的遗址出土过赤豆，我不清楚是不是鉴定的问题，两城镇出了很多赤豆，它们很容易鉴定。日本和韩国考古出土赤豆比较多，所以我在想，中国是不是也有从日本和韩国传播而来的作物。

仪式与象征

您是否关注过农作物和早期仪式活动之间的关系？如果人类种植不同的农作物，会对他们的仪式活动产生不同的影响吗？

加里·克劳福德：农业文明发展出仪式是一个普遍现象。在某种层面上，你需要操心的基本问题是降水，类似于降雨量是不是够，霜冻期是不是够长，季节性是不是可预测这类问题，所以我们会看到人们发展出与种植、收获有关的周期性仪式，以确保当年每个季节都能风调雨顺。我觉得我们很难说某种特定的植物对某个仪式有大的影响，人们普遍倾向于去确保种植活动顺利，向神明祈求他们合作，这才有了种植的仪式，比如庆祝第一次收获的节日，在北美有绿色玉米节（green corn festival）庆祝玉米的生长和成熟。所以，人类会有一套庆祝活动或仪式来帮助他们与神灵世界沟通，让来年的农耕进展顺利。狩猎采集者也有他们的仪式，比如日本有鲑鱼产卵节那样的活动。

是不是说，仪式跟物种没关系，但是跟动物和植物的生长周期有关？

加里·克劳福德：是的。而且这些动物和植物就具有了象征性。比如，养一头牛是很昂贵的，你不会像麦当劳那样每天杀牛，牛这样的大家畜要花很多年去养，要喂很多饲料，需要大片草场放养，成本很高，所以这些动物就在仪式中变得很重要。你可能为了一场盛大的婚礼或宴会而宰牛，但肯定不是每天，你通过这种操作来表达你的慷慨。比如，婚礼是建立一个新的家庭，把不同的家庭连结在一起，你在婚礼上献出你的礼物，它也可以是一种聘礼，所以杀家畜就成为仪式的一部分。我们可以理解为，这是为了仪式而做，但是仪式并不是为此而行。

气候与革命

有些历史学家认为小冰期对历史进程产生了影响，您认为它们对农业系统产生了什么影响？

加里·克劳福德：我经常质疑这些所谓干冷期的影响，因为这取决于有多冷，还取决于当时的雨情如何等等。另一个问题是，如果气候变凉，某个地方的纬度可没变，人类社会是具有弹性的，有能力把这些问题考虑在内。相对于变冷而言，我觉得降水更重要，你还要看植物的耐受力，如果环境条件急剧变化，植物就不能生长或忍耐，我对此是抱有怀疑的。人类是很复杂的物种，我们考虑很多问题，做很多规划，我倾向于认为关于这些气候期的论调可能太言过其实了。打个比方，如果距今八千年前，季风模式突然转变，那么风险因素就会改变，我觉得这些问题就是必须要考虑的。对水稻这种作物而言，它能完美地应对易遭洪水的环境，在一个洪水频发的地区，水稻是受偏爱的作物，如果洪水周期改变，水稻可能就不会是一种特别重要的作物。我们肯定需要考虑气候因素，但是我担心对此给予过多权重。这可以用一句话表述：共生现象并不意味着存在因果关系。

柴尔德曾论述过“农业革命”，如果这种革命真的发生过，您认为其影响是什么？

加里·克劳福德：我们今天的生活和一万年前相比的确差异巨大，人口、食谱、我们的体质都发生了变化，技术发展也是人口爆炸的结果之一，而农业恰恰促进了人口增长。另一个被影响的因素是我们的健康，狩猎采集者的健康状况其实是很好的，他们食物充足，有大把时间，而今天我们却疲于奔命，健康状况在恶化。比如牙齿就不如狩猎采集者健康，牙齿和全身的系统都有关联，加拿大现在都在讨论要给牙齿上保险，因为它可以在许多方面拯救人们的健康。今天我们还有糖尿病。还有许多疾病是由于人群的聚居而引起的，比如流感、伤风，所有这些有传染性的病毒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农业发展的后果，特别是饲养家畜，病毒和家畜共同进化，然后传到人身上，使人得病，比如禽流感、猪流感。我让学生读贾尔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的文章《人类历史上最糟糕的错误》，但我在课上喜欢跟他们谈农业带来的好处。今天生活中的许多方面是美好的，我们也许会有战争、炸弹之类的问题，但另一方面，我们也活在一个美妙的时代。我昨天就听说中国将在月球上放置一个望远镜，然后用人造卫星传导信号。我们的祖先早就梦想这件事了，而我们现在在做这件事，我们和祖先只不过是用不同的方式去实现，依我看这很令人兴奋。还有，我们今天可能会对使用手机有不少怨言，人们走来走去，眼睛却紧盯着屏幕发送信息。但是，你好好想想，这跟过去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区别，狩猎采集者进行社交，农民们进行社交，人们总是在想办法进行远距离交流。在中国的新石器时代，我们看到仰韶文化陶器从中原一路来到东部沿海地区，我们可能会把它们描述为“大汶口文化但带有仰韶文化因素”，无论如何，我们从中知道人们在相互交流，这是人的本性。这些东西允许我们跟人类伙伴产生联系，即使这种联系不是面对面的，但它们让我们以不同的方式为“人”。所以我并不像其他人那样抱持悲观的态度，如果你想说农业革命与今天生活有关的话，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