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周其仁教授：海南有条件进行一场伟大的试验!
周其仁，海南省政府首届企业家咨询会五位成员之一。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前身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经济学教授、前任院长，我国著名经济学家。2010-2012年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中国经济50人论坛成员。周其仁倡导真实世界的经济学，多年来，他不遗余力通过学术研究推进中国的改革与发展进程，对中国的电信改革、医疗改革、城镇化、农村土地确权与流转、货币政策与汇率、国企改革等，都有重要建言。著有《真实世界的经济学》、《货币的教训》、《产权与制度变迁》、《改革的逻辑》等。
破除一切束缚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加快形成与更高水平的自由贸易试验区(以下简称“自贸区”)相适应的体制机制，成为2019年全国12个自贸区的重头戏，四川、浙江、福建、上海等省市陆续提出自贸区升级扩容方案。与此同时，海南自贸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贸港建设也在加速推进。1月27日，省长沈晓明在省六届人大二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称，2019年，海南将抓紧自贸港政策和制度体系设计，压茬推进自贸港建设，争取在旅游业、现代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等部分领域、部分园区探索实施自贸港部分政策。
在全国开放型经济体系建设再加码的背景下，海南要如何利用自身优势实现“超车”?从目标概念走向制度设计，探索建设中国特色自贸港有哪些“可为”?本刊记者就此专访省政府首届企业家咨询会议成员、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
海南要发挥后发优势，抓住可为之处
1月12日，省政府企业家咨询会议成立大会暨第一届年会在三亚召开，周其仁是首届咨询会议5位成员中唯一一位学者。
“咨询会上，沈晓明省长给出的议题是‘海南如何在全球资源格局当中找准定位，加快全岛自贸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贸港的建设’。这个议题有难度，观察世界上那些在自己所在国家、所在区域，甚至在全球都发挥了特殊作用的地理单元，可以发现没有哪个是由单一因素决定的。”周其仁对记者说。
以美国夏威夷为例，“太平洋上沙白水清的岛屿很多，只要投资基础设施，都可能成为国际旅游热点，那为什么迄今为止夏威夷旅游仍能拔得头筹?”在周其仁看来，夏威夷在国际旅游业的突出地位，并不仅仅由其自然地理特征决定。“比如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部设在夏威夷，这就带动当地基础设施，同时也为夏威夷提供了其他太平洋岛屿难以相匹的安全保障。1941年日本突袭珍珠港以及此后美国正式参战，让夏威夷有了其他太平洋岛屿所没有的历史地位。当然，自然地理位置对夏威夷的经济发展也起到重要影响，譬如它孤悬海外，除了旅游度假，其他产业不容易发展起来。”
“再看养老产业，总的来说，冬季气候温暖的地方都适合发展养老，像美国加州南部、德克萨斯州、佛罗里达州等地都适合，但为什么佛罗里达州的养老业更突出?这与当地历史人文因素——南美拉丁语系人口大量积聚密切相关。我国台湾省也适合发展旅游、养老，但台湾并没有高度依赖旅游养老，因为两岸统一尚未完成，庞大的大陆养老需求不容易落地宝岛，而抓住美日欧产业转移机遇，加之台湾人力资本和企业家的奋斗精神，台湾微电子等工业却很有竞争力。”周其仁认为，这样来看，全球所有地理单元过往的成功经验，海南都可以参照，但最后还是要结合海南本土实际。
长期关注中国经济改革问题的周其仁并不是第一次研究海南经济，他的海南之行最早可追溯到1980年代。1988年4月，中国科技促进发展研究中心与美国兰德公司达成合作开展“海南发展战略规划研究”协议，国家科委组织中国专家小组对接，周其仁就参加了这个小组的工作。
“当时，我们环岛调研，讨论海南怎样发展，对标的是台湾省。”遗憾的是，当年一场“洋浦风波”让海南经济特区前行步履迟滞下来。尔后，周其仁出国访问求学。“1993年，我第一次回国参加的改革开放研讨会又是在海南举行。”周其仁回忆，当时，高楼林立的海口与5年前相比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然而随即而来的地产崩盘又给了海南一记重击。
“沈晓明省长讲了房地产依赖、人才短缺、物价偏高三个‘痛点’，这是海南的现实问题。今天，海南仍需当心后发焦虑，但也不必‘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周其仁坚信，“后发也有后发的好处，假如当年海南开发得特别早，那么按照当时流行的环保意识，很可能海南的生态环境就覆水难收了。所以，首先要研究那些先发地理单元的经验教训，认真地根据海南的实际情况消化吸收;然后，仔细研究在后发的条件下还有哪些‘可为’，并通过实践经验总结、战略和政策设计以及制度安排等来加速海南发展。这个机遇是存在的。”
海南要探索到位，争取岛内最大的体制差
“建设自贸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贸港是国家对海南的战略定位，这里就蕴藏着很多‘可为’因素。”首届咨询会议上，对于海南加快自贸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贸港建设，周其仁提议，进一步找准海南在全球资源配置中的定位，加大开放的深度和广度，率先在全岛实行零关税、低成本，利用岛内岛外制度差，在医疗、教育、知识产权转化、南繁育种研究等方面培育竞争优势。
在他看来，自贸区、自贸港的出现，归根到底是为了解决“二战”后主权国家越来越多带来的负面效果。“国家主权对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是非常重要的，但越来越多的主权国家也带来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彼此间都给市场设置了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这些壁垒互相成为体系，任何国家单方面都很难解决。”
“早先时候，对过高壁垒最敏感的是小的国家和地区，因为这些地方的门关得越严越搞不出名堂，所以初期建自贸区、自贸港的都是小的国家和地区。这方面，新加坡是一个典型。1969年，新加坡在裕廊工业区的裕廊码头内划设了第一个自由贸易区，如今新加坡已经逐渐发展成为一个高度开放的自贸港。全球货物不单可以在那里实现周转，还可以加工并发展形形色色的服务，这就刺激了新加坡经济的高速增长。接着对主权国家之间过高壁垒作出改革反应的是欧盟。欧洲国家有大有小，通过大小国家的联盟打掉过高壁垒，形成统一的欧盟市场，在经济包括货币方面突破了主权国家的人为壁垒。再后来对此作出反应的是大国。大国因其巨大的内部市场，容易在进口替代战略上‘停留’很长时间，但大国关门也有不小弊端，国际资本、商品、劳动力以及先进技术水平等稀缺因素不容易进来，对发展经济不利。中国的开放就是大国的开放，而大国开放的路程绝不简单，因为收益成本交织，只能渐进降低关税和非关税壁垒，避免一下造成太大冲击。”
在这条渐进开放的路上，中国已经探索了40年，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进一步打通。但周其仁认为，仍有一些没有完成的题目需要在进一步开放的过程中加以解决，比如全球范围的要素流动，不当壁垒的进一步降低，以及敏感领域的继续开放。“这些只能通过被证明成功可取的办法——选一些地方率先走一步，验证效果之后再进一步开放。海南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恰恰在这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周其仁指出，历史的经验已经证明，大国的开放不可能是一条坦途，反之，这条路存在诸多困难，面临监管能力与开放水平的悖论。
“开放离不开配套的监管。而实施有效监管是有成本的，一个地方有效监管的成本低，开放程度就可以比较高;反之，监管跟不上，开放只是空谈。从这点看，海南作为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有可能实施较低成本的有效监管，所以就有可能率先实现较高程度的开放。这样看，国家选择海南探索中国特色自贸港是有其道理的。”周其仁指出，既然海南肩负着国家战略探索的使命，那就一定要探索到位，千万不可浅尝辄止。“要尽可能争取把海南同内地的‘体制差’拉到最大，把在内地目前还不可能搞的开放措施放在海南先行先试。”
周其仁在其经济学著作《改革的逻辑》中提到，无论是公司、行业还是国家，都存在如何应对不确定性的问题。所谓不确定性，即无法根据过去的经验来推断事件未来发生的概率。建设中国特色自贸港，是一场更深层次的改革，同样，也存在着不确定性。“先行先试，‘试’总会有一定风险，但只要风险可控就值得去试。”他说。
海南要立足于服务整个中国和周边二三十亿人口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责任和使命。”在不久前的省六届人大二次会议闭幕会上，省委书记刘赐贵深情回顾了在海南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2018年。他指出，今天的海南，站在改革开放的最前沿，能不能以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的实际行动，努力成为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新标杆，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有说服力，国内外十分关注。
“要对标自由贸易港这一当今世界最高水平的开放形态，对照国际规则惯例，大胆探索试验”“不断提高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要始终按照‘三区一中心’战略定位和改革需求，以形成更加开放、更具活力的体制机制为着力点，大胆试、大胆闯、自主改”……刘赐贵深刻阐述了2019年抓好海南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政策落实年各项工作的重大意义，并提出要重点抓好“十个落实”——开放，正是其中的重要内容。
“海南进一步开放是国家战略需要。”专访过程中，周其仁多次强调海南进一步开放的重要意义。“因此，在建设自贸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贸港过程中，海南不能只着眼于全岛900多万人，一定要选准更大范围的服务对象。”
“咨询会上，沈晓明省长谈到的一个痛点是人才问题。人才为什么而来?来了做什么?如果只是服务海南900多万的人口，那这个市场是很小的，也不需要那么多人才;但如果在海南要做的事情是服务于全中国13亿多的人口，乃至东南亚、印度部分地区，那么服务对象就会扩至二三十亿人口，就会驱动人才纷至沓来。”周其仁对记者说，经济开放的试验有了内容，创新自然会生成。
他以旅游产业为例，“仔细研究中国旅游产业，很多潜力没有挖掘出来，最明显的就是我国入境游客量还不大，这其中既有历史文化的影响，也有人为因素。”他举例说，现在许多外国人来中国旅游休闲度假都会遇到支付不便的问题，那么正在加快建设国际旅游消费中心的海南能不能率先为落地的外国人开通手机支付?再如，作为国际旅游岛的海南能不能率先在所有涉外旅游方面配置双语或多语种的语言服务?
“再如科技成果转化。去年9月，我到瑞典斯德哥尔摩的一所医学院访问。当地规定，用国家科研经费赞助得到的专利成果归科学家个人或其团队。当时我们嘀咕，那岂不是国有资产流失?人家的解答是，科研专利要转化成产业才有经济收益，一旦成功转化，哪个产业国家不收税?相比极低的转化率和奇高的转化成本，究竟哪一种办法更利国利民利科研，海南是不是可以试试科研成果转化的‘瑞典办法’?”周其仁提出。
在他看来，在中国特色自贸港建设过程中，可以考虑把像这样在内地由于体制机制等问题不容易搞起来、但又有必要去尝试的改革放在海南先试，利用岛内外的体制差，率先在更广阔的服务市场形成竞争力，实现更多“可为”。“毕竟作为一个相对独立封闭的地理单元，海南面对的风险要比内地低许多。”
他继续举例说，“教育方面，许多国人在努力把孩子送到国外的中学，可不可以引进这些国际知名学校落地海南?医疗方面，内地优质医疗服务资源严重不足，很多人甚至‘打飞的’去国外看病体检，可不可以给外国合格医生、合格护士以及合格医院在海南合法行医权，如果其能够在海南这片土地上得到‘认定’，比如为900多万海南人民提供一定时段的医疗服务，就可以到内地行医?南繁方面，可不可以大胆引进国际先进种子公司，在海南研发?类似的还有制药、金融等方面的服务，都可以考虑充分利用自贸港‘境内关外’的条件，发展一切内地及周边国家市场需要、又适合在海南发展的行当，既加快南海经济社会发展，又为全国近一步开放探路。”周其仁一再表示，“大家对海南的预期很高。从大轮廓看，海南有条件进行一场伟大的试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