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摄影史上首次以个人名字命名专栏，就是从他开始的
邓维（1954— ）从事新闻摄影30余年，20世纪80年代末，在《经济日报》创立了“邓维摄影”“邓维广角”专栏，他成为中国新闻摄影史上首次以个人名字命名的专栏摄影者。今天，我们一起走进那个春天的午后，享受陈小波（以下简称“陈”）和邓维（以下简称“邓”）的畅快谈话！
▌全国性大报首次为摄影记者开专栏
陈：你摄影的高峰应该是八十年代末期吧？我记得我们一起去山西的报道，你拍的那些照片让我有些惊讶，画面自然、舒服、很讲究，又有控制力。你那时是否在真正感受着摄影的乐趣？
邓：我有过对摄影痴迷的时候，我真正感受着摄影本身的乐趣是在八十年代中期到九十年代初期。
陈：当时你们报纸的总编是范敬谊。
邓：没错，当时他刚调到报社来。
陈：我记得他当时挺欣赏你，而且他对照片的理解力是很高的。
邓：新闻界公认他是一个特开明、特体谅摄影记者的总编。“为好的摄影记者提供舞台”，这是他的话。《经济日报》的新闻摄影改革和当时的《中国青年报》《中国日报》比起来毫不逊色，被誉为新闻摄影改革的三面旗帜，而且对改革进程的报道、会议报道的改革都是《经济日报》带的头。
要没有这一出，后来也不会公推从来没有搞过摄影的老范为新闻摄影学会会长。
陈：而且是蒋齐生先生亲自提名。
邓：老范并不干涉摄影记者，也不提额外的要求。他讲的在理：“报道改革本身就没有公认的定型的路数，就是探索。” 我当时发表的比较有影响的连续报道《窗口前的思考》、《北京新话题》等，起初就是我拍了稿子给夜班编辑，都是老范在夜班看到，拍板决定在报眼上发的。每次见报以后，他再跟我探讨得失。
陈：八十年代末，你在《经济日报》创立了有自己风格的报道体例，你的报纸给了你很大的空间，让其他摄影者羡慕。
邓：第一个是“邓维摄影”，第二个是“邓维广角”，据说是全国性大报首次为摄影记者开专栏。
陈：后来停了？
邓：如果新闻摄影改革能一路走下来，我想我应该还是能出好照片的。但历史在那儿站了一下脚，谁能强求历史。
陈：你现在每天盯着版面编稿有乐趣吗？
邓：谈不上乐趣，那是工作。
陈：你的责任感在起作用？
邓：不是我一个人这样，很多人都是这样。现在我们那帮人里在一线哼哧哼哧地拍照的也就贺延光了。
也许每人做的事情虽不尽然是自己喜欢的，但是要讲责任。在一个团队中，个人的事情不应总是摘出来说。我可以说，《经济日报》每月两期摄影专版能有今天的模样，无论是报道内容还是版式风格，和我在那里盯着是有关系的。如果我不在这个位置上尽职尽责，我手下的弟兄们拍东西也许会更不摸门，《经济日报》的照片大概会被人骂得狗血喷头。
▌我喜欢的片子都不是我自己的
邓：刚开始干摄影，没两年就开始得奖，心想这有什么啊，挺简单的。可后来越干越难。
陈：难在什么地方？
邓：开始时谁都觉得自己拍得不错，否则谁还干摄影。不过越干越觉得对自己的片子不满意，看不上，更别提喜欢了。我二十几前刚干摄影时没多久就拿奖，那时挺得意，牛烘烘的，可一旦真上了道，再回过头看自己的作品，啧啧，蔫了。我喜欢的片子都不是我自己的，这并不丢人，知道山外有山、天外有天，就有比较、有动力，才可能真有出息。
陈： 你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国外摄影作品？刚接触时有什么感受？
邓：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吧，是亚当斯拍的风光照片。老实说，我就是看了这些照片，知道这些照片影响了美国的环保政策后，决定不再干文字记者，改干摄影记者。那时改革开放还没形成气候，国家百废待举。人们对思想解放的渴求、对物质需求的迫切程度已引起上上下下极大关注，但当时的报社让我采访报道的东西与这些格格不入。与其睁着眼说瞎话，还不如不写，所以我改行当摄影记者，至少不想拍的我不拍就是了。
陈： 有没有得意和遗憾的采访？
邓：得意的忘了，最遗憾的采访打死我也忘不了。1986年“两会”，大会的最后一天，我自认为没什么可拍的了，提前5分钟离开人民大会堂回报社发稿，5分钟后，第一次上会的贺延光拍到了他那张著名的《我有不同意见》。我第二天一看报纸，傻了，漏掉重大新闻就是失职，任何理由都站不住脚，后悔得抡圆了给了自己一耳光。这事我记一辈子。
▌经典的照片就是过目难忘的照片
陈：干摄影二十五年，是不是经常被人问起“什么是好照片”？
邓：以前我会天上地下、国内国外扯上一通，现在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越来越简单——什么是好照片？能让你眼前一亮的照片就是好照片；什么是经典的照片？经典的照片就是过目难忘的照片，看到它就能记一辈子。
陈：这太难了，连布列松那样的人都认为自己一生拍的好照片不超过二十幅。
邓：不在名气，小人物也可以拍出伟大的照片。
陈：你谈谈获奖照片。
邓：首届华赛评出的年度大奖《伊拉克受伤的孩子》，我就不觉得是一张经典的照片，自始至终没投赞成票。
陈：什么内容？谁拍的？
邓：伊拉克记者拍的。画面上两个满脸鲜血、不知生死的孩子对称地躺在橘色的担架上，光从一侧打过去。国外的评委特别强调这张照片好的理由就是照片影像好，比如说有这么绝的用光、有这么对称的孩子的脸、担架的颜色……
我当时就特别扭，如果这担架上躺着的是你的孩子，濒临死亡，你还会枉谈对称的脑袋、橘红色的色彩、从侧面来的光吗？
我把这张照片同荷赛去年得大奖的那张比较，虽然去年荷赛整体来讲略显平庸，有些题材的拍法重复了二十几年，但它获得大奖的照片是一张伟大的照片。海啸后的海滩上，死者的肢体只略予表述，画面的主体是他（她）的亲人匍匐在海滩上，手指深深嵌在泥沙中，悲痛欲绝。灾难面前的人情、人性、人本等等最能打动人、最具感染力的东西令你过目难忘。
至少在目前，人类对战争、对灾难是无能为力的。但同样是面对灾难，荷赛的的那张照片透出的是人情、人性，能经得住历史的推敲，而华赛的这张照片更多是展示性的东西，所展示的又是在战争中最无奈、最无助的孩子。
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一家之言。
陈：对摄影中人情、人性、人本的追求，这是你一贯的立场吗？
邓：其实我刚开始干这行时，对新闻图片也是片面认识，影像的打眼、动感、爆炸性张力……那个时候需要这个东西。但是干的时间长了，看到的事、接触的人多了 ，特别是对不同人的生存状态采访的越多后，反而越来越关注人本身。
无论是荷赛还是普利策奖，对战争的那些血了胡拉的东西展示的越来越少，这一点可看看这二十年来它们的大奖作品。尤其是普利策奖，越战后，极少有直接展示血腥的照片了。
陈：但是直接展现的照片比挖掘人性的照片好拍得多。
邓：有做得相当出色的。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你看大卫·伯耐特、瑞宁格那批摄影者，没有直接血淋淋的东西了，但情感的、人文的、见证的力量，对战争“不”的力量，一点不亚于展示性的东西。
▌一个人一生必须做好一件事
邓：去年十月，我去韩国参加了中日韩广告摄影展。到那里以后，人家安排我看了韩国七个商业摄影公司。那些公司，其实就是小作坊，远没有我在国内看到的摊子那么大，可就是细致，其专业化程度出乎我的意料。
陈：我见过国外拍体育的记者，有的一辈子就拍篮球，有的一辈子就拍游泳，专心到顾不上羡慕别人，最后自己也拍成了那行的明星。
邓：我在汉城拜访过一个搞人像摄影的，让我叹为观止！专拍黑白，那些设施，我想不到。他设计的最小光源细级了，黑的服装，一束光，就专门打在一只眼睛上或者耳环上。
陈：一生就把一件事情做好，你活的就有意义，你就德高望重！
邓：这叫什么？这就叫到位，特别到位。我是个做任何事情都认真的人，老想把事情做得尽善尽美，所以我特别注意这些细节。从细节看出，这些人把事情琢磨透了。
陈：细节决定成败。摄影到了最后就是经典和粗糙的较量。
▌八十块钱 一筐葡萄
陈：按你小时侯生活的环境，你应该是去搞艺术的。你的父亲当时是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的院长，你小小年纪就演过电影和舞台剧。
邓：那不一定，我觉得和家庭没有太大关系。我有些小时侯的同伴，被大人生推到那个行里，但什么也没演出来。
陈：在六十年代，你七八岁就在电影《抓壮丁》中出演角色了。
邓：一共八个镜头，报酬是八十块钱，一筐葡萄。哈哈，在当时是一大笔钱。
陈：你当时还演舞台剧？
邓：舞台剧也是这个戏。因为我家住青艺旁边，离得近，就稀里糊涂让我演了。后来我死活不演了，白天上学，晚上上台，把我玩的时间全搭进去了，我不干。况且我对演戏也没兴趣。
陈：那你那时天天看戏了？
邓：不，其实我比较喜欢人艺的话剧，青艺的戏我就喜欢《上海屋檐下》，在我看来唯一能和人艺的《茶馆》等站在一个等量级的就是这个戏。
陈：这戏演了多长时间？
邓：几十年吧。我看最后告别的一场，演员都六七十了，剧场里全是文化界名流，那个掌声啊！
▌两个老太太 一个小姑娘
陈：我记得你曾不只一次地回忆带你长大的保姆，还有插队时的房东大娘，再谈谈那两个老太太吧。
邓：小时候我家请过一位老保姆。她可不是一般的保姆，这位小脚老太太虽来自农村，却是见过世面的人。解放前她在北京英国人的公馆里做事，虽然大字不识一个，却会说几句英文、会做西餐，讲究举止，讲究个人卫生。她没事就和我唠叨，有教养家的孩子吃饭应该这样、有教养家的孩子做事应该这样……老太太很喜欢我，几乎把所有的心思、所有的关爱全放在了我身上。
陈：你怎么知道？她怎么表现出来的？
邓：谁疼你你能没感觉？她不识字，可我每天做作业时她都坐在旁边。我父母那时根本顾不上我，忙。老保姆每次先把桌子擦干净，坐在旁边为我忙活，其实她看不懂我在写什么，但她会告诉我，这写的不好看、那写的不规整。
她坐在我的身边，脸上永远微笑着，但口气毋庸置疑，“有教养人家的孩子应该这样……”
陈：哦，怪不得！每个人做事的态度很可能来源于小时侯的一种经历。这样说来，后来你身上那些习惯，比如做事有规矩甚至有些刻板、喜欢干净到洁癖、守时守信等都是从这个老太太那儿来的。
邓：肯定有，潜移默化。在那么穷的年代，老太太用旧式头油把头发抹得纹丝不乱；穿着打补丁的衣裳总是洗得干干净净；虽是小脚，坐有坐样，站有站样；守时守信。她把我也总弄得整整齐齐。
陈：有次你出差了，张立美（注：邓维夫人）也要外出，你回来家里会没人。我说我走会给丈夫在桌子上留个条子；她说 “邓维不吃那一套，只要推门看见家里一尘不染就够了，家里不干净他会生气。”所以在赶火车前，她抓紧最后一点时间收拾家，我帮着。
邓：我做人做事的原则都有那位老保姆的影子。我是男人，男人最重要的是什么？是守信、仗义、尽责。
陈：后来你们没能为这位老人送终？
邓：（长叹一声）文革，不许家里有保姆，她就被轰回了原籍。回到老家也没饶了她，因为“从走资派家出来的人也不是好人”，她自己的闺女也冷落她，把老太太扔在一个柴屋里，没半年就疯了。她患的是那种抑郁症，老拿着一盆狗尾巴花，没两年就去世了。
后来我们去她家找过她，她的邻居告诉我们，那么爱干净的一个老太太，去世前蓬头垢面。
陈：我看过你写过一篇《狗尾巴花》，就是纪念她的？
邓：我在八十年代初写的，是我至今为止写得最好的文章，四十分钟就写出来了，所有看过这篇文章的人都要唏嘘半天。
她没有任何罪过，只是在外国人家里、在“走资派”家里当过保姆。我为什么对文革永远不会原谅，就是因为它不仅对我父亲那样的老党员，甚至连这样的老保姆也不容、也不放过。
（我们沉默了许久，接着谈另外一位老人）
邓：文革开始后，我家就倒霉了，父母挨整，我是“狗崽子”，阑尾手术还没拆线就把我拉到台上陪斗，谁都能向你身上吐唾沫。当然，我也不是省油的灯，各种反抗的招数都有。1969年我刚十五岁，中学上了一年半，实在上不下去了，就跟着一帮比我大的朋友到山西吕梁山深处的兴县瓦塘公社郑家塔村插队。我们一共八个人，八条汉子。
陈：你插队多长时间？
邓：就几个月，后来我被亲戚接出去当兵了。
陈：啊？那我怎么一直觉得插队生活对你影响那么大？
邓：还是因为人。反差太大了，突然从人人可以向你吐唾沫的北京到了那么把你当人的地方，虽然那么穷、那么小，但老乡们没人歧视你，没人因为你的父母而作践你。
我们房东老两口，有一个独子，独子叫“光屁”。因为我最小，隔三差五，房东大娘会给我塞个鸡蛋。我那时饿得跟孙子似的，拿起就吃。后来插队的老大说：“你不能再吃人家的鸡蛋了！”
“为什么？”
“这里每家只能养两只鸡，人家所有的油盐针线都靠这两只鸡下的蛋来换！”
我在郑家塔仅仅呆了几个月就要当兵走了。我还听不大懂当地的话，加上憨厚的老两口整天也不说什么话，我一共和这家人没说过几句话。
临走前一晚，房东大娘点着油灯为我烙饼，那个香啊！老大告我：“就为了让你带这几张饼，房东家翻山过河好几里，去公社把羊羔卖了。”
第二天一早，老太太用包袱皮包了一包夹着鸡蛋的饼，没有嘱托，没有叮咛，只是默默地送我上路。我和另一个同伴要翻山越岭到一百多里外的岢岚去坐火车回北京。
一抬腿就上了黄土坡，山风刮得呼呼响。虽朝前走着，可我总是觉得背后有什么牵挂。起码翻了有七八座山梁，回头望去，两个小黑点还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揣着手……是房东大娘大爷！这一刻，我眼泪夺眶而出，朝着那两个黑点跪下了……
陈：你后来回过郑家塔了吗？
邓：回去过三次。老太太已去世了，老头还在，光屁哥已经是三个女孩、一个男孩的父亲，他还当了爷爷。房东大爷还是那么寡言，我第一次回去时，他只说了三句话：“娃，坐。”“娃，吃。”“娃，再来。”
临走，我和大爷、光屁哥照了一张合影，我抱着大娘的遗像。我在那里拍了一组照片，这是最后一张。那个报道就叫《回家》。
陈：你有没有这样的体会，有些人活着的时候，你没能和她们的灵魂更亲密一点，好难过。
邓：正因为如此，才永生难忘。老保姆和房东大娘，到现在我连她们的名字都不知道，我手上也没有她们的一张照片。但我认定，她们是好人。
陈：而且她们深深得影响了你的性格你的道路，你一直在潜意识中也在努力做一个值得她们这样做的人。
邓：她们不可能有求于我，我那时也没有任何可以帮得了她们的地方，她们的伟大就在于无私。
陈： 还有那个救过你命的小姑娘。
邓：这事发生在我离开郑家塔的第二天。我们从村里走到岢岚坐火车，原以为一天就能到，没想到迷了路，只能绕着山梁走。我们身上一分钱没有，而且把房东大娘做的饼全吃完了。山上没路，我们就只能瞎转，那天晚上，我们俩就在山头上睡的觉。
第二天要继续赶路，我们已饿得走不动了，就到河对面山上一块刚收割了花生的地里去刨点花生吃。山顶上，一个复转军人模样的年轻人给了我们一块豆面饼。
闲聊，那人问我家里是干嘛的。
我那时被问多了也回答惯了，头也没抬顺口就答“黑帮。”
瞬间那人抡起大棒就朝我头上打来，我顿时不醒人事。
醒来时，已经被五花大绑吊在一个房梁上，双眼被脑袋上流出的血糊住了，挣扎了半天才睁开一点缝，发现自己在一个黑乎乎的十几平米左右的土地庙里，地上还躺着另一个血肉模糊的人。这时我感觉到我背上有人在用什么在割我的绳子。
绳子割断了，我一下掉到地上的麦秸上，这才发现，是一个和我儿子差不多年纪的小姑娘（注：邓维的儿子邓芑芃今年七岁）爬到房梁上用镰刀割断了我的绳子。我问她这是哪，小姑娘一直在和我说话，我听不大懂，只听出个大概：躺在地上的人是她的父亲， “为啥有人打人，有人挨打？”
现在想想，小姑娘问得多深刻。
陈：人一生中要记住几个这样的人。幸好我们记住了这样的一些人。
邓：年龄不同、身世不同，但都历历在目。
陈：还比如你在燕山石化厂的工友们，直到现在，每年过节，你会把应酬推掉，总要把一天要留给他们。
邓：他们都是普通人，但每个人对我某一方面的影响是烙在骨子里的。好人就像一面面镜子，每当我顺风顺水头重脚轻的时候，一想到这些镜子就清醒。无需仰视，不必恭维，评价他们就用“好人”二字足以，敬他们实际是在敬做人做事的基本准则。
他们是我的支点，也是我做人的镜子。
▌在窑洞里
陈：你说过，这么多年，最爱听的就是贝多芬的“命运”。
邓：你知道我第一次听交响乐是在哪吗？是在郑家塔我房东的窑洞顶上！去村里的第一天夜里，满天繁星似乎伸手就摸得着，八个“狗崽子”躺在窑洞顶上，四周是连绵的黄土山。
“听过交响乐吗？”老大问我。说着，他放了一张唱片——这是我第一次听交响乐，第一次就听《命运》。在中国最贫瘠的山里，在那个扭曲的年代，这曲子令我震撼。那一刻，所有的委屈、所有的压抑好像不重要了，因为早有比我们的处境深刻得多的《命运》。
“知道吗？这是贝多芬的命运”老大说。后来很长时间我一直以为这曲子是说贝多芬的命运，以后才知道，这曲子的名字就叫《命运》。直到现在，我最爱听的交响乐还是《命运》。
陈：陈丹青说他七四年在济南火车站等车，一个和他年纪相仿的军人和他在破椅子上聊天。忽然军人凑近他，神秘地，像说反动的话：你知道吗，全世界没有一分钟停止过播送贝多芬！
邓：那晚，听完《命运》，老大又问我：“听过古诗词吗？”
随后，老大朝天大喊陆游的《钗头凤》：“红酥手，黄滕酒……”
你能想象吗，贝多芬和陆游先后在绵延的黄土山上徊来荡去，那声音在山顶上撞出去很远、很远……
陈：啊啊！那一定是世界上最难忘的声音，这样的夜晚令人神往！
邓：我们村插队的都是家里有问题的，但他们带的古典音乐、世界名著、中国名著、马恩列斯，应有尽有。那几个月，我几乎没干什么活。在窑洞顶上听了贝多芬、柴柯夫斯基、梁祝，在油灯下读中国古代名著，读西方名著，读毛选，马列选集，读鲁迅……
陈：虽说你没有上过大学，我相信你十五岁时在郑家塔这几个月受益匪浅，这是真正的文化教育啊！这种教育或许在任何学校永远也得不到。
邓：这是特殊年代的特殊情况，现在人家见了我的学历就摇头，其实我何尝不想受系统教育。不过，我特别特别珍惜自己所经历的这一切。
▌我正经的爱好是烈烟、烈酒、烈茶，不可救药
陈：你的个人品格被朋友们公认“没的说”，可你的个性是有矛盾的。你如何评价自己的优点和缺点？
邓：我的个性总给自己带来麻烦，譬如看不顺眼的就是不顺眼，看不上眼的死活也不上眼。也想改，学得中庸些、世故些，不行，装不像。还有坏脾气，也想改，可总是搂不住，尤其是在工作中，性子太急，一急就上火，上火就来脾气，来了脾气比驴还倔，爱谁谁！所以人家说你邓维要是把脾气改了，好人一个。唉，积习难改，这辈子怕是没指望了。幸好我没几根头发了，腾出的地方正好把所有的优点、缺点都明晃晃地挂在脑门上，谁都看得见，所以大家也就原谅，“他就那样儿”，没往心里去，这点我极感激。我的优点是说话算数，不食言，例如多少次都是人家郑重地告之“这事只告诉你，千万别告诉旁人”，结果没多久差不多满世界都知道了，我还在那里守口如瓶。再就是干活认真，特认真，活儿不地道不罢手。
优点、缺点都在明处有个好处，就是大家信任你，吵归吵、恨归恨，酒杯一碰烟消云散，是条汉子。被人信赖是天大的褒奖，被人信赖的男人才是真男人，即便被撂倒了，爬起来还是汉子。这话似乎江湖味太浓，反正是聊天，又不是思想汇报，这么表述顺溜，我从来就是这么看。
陈：最后，我给你总结几条你的业余爱好吧：打桥牌、走路上下班、看大片、看体育比赛、收拾家……对吗？
邓：你说的那是业余爱好，我正经的爱好是烈烟、烈酒、烈茶，不可救药。
采访时间：2005年4月
采访地点：北京宣武区某咖啡馆
以上内容访谈部分节选自陈小波《他们为什么要摄影》一书，经陈小波授权发布，图片来源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