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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拉聚克:历史时光中的法国小镇

2019-02-27 16:18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编者按:法国史专家约翰•梅里曼依据翔实的档案资料,通过对法国巴拉聚克小镇各个历史时期人们日常生活细致入微的描述,为我们展现了乡村小镇的一幅幅历史图景,乃至一草一木,如数家珍般地解说它的过去:这个耸立于法国东南阿尔代什河岸的小镇,有地中海式的气候,但人们的生活艰辛,文化落后,观念保守。法国大革命、巴黎公社、两次世界大战,虽对这个偏僻的小镇有所波及,但未能撞开居民们的思想心扉,人们的生活依然故我,沉浸在争学校、争教堂、争乡村议会、争生活的煎熬中。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个法国乡村小镇从中世纪到当代社会的生动而具体的历史变迁。
与19世纪的那些游客不同,我去巴拉聚克并非为了寻找据说建立了这座村庄的撒拉逊人,当然更没有打算针对这个村庄或任何其他村庄写本书。当时是1987年。一年以后在巴黎,我们有了宝宝劳拉,搬婴儿车、日杂用品和其他东西上楼梯真是烦心,我们需要充足的空间、新鲜空气和阳光。我曾经花费多年、乐此不疲地探索法国各省及其档案,也到过阿尔代什几次,并记住了它的美景,于是我们决定6月份去塞文山脉边缘的莱旺住几个星期。有一天,在阅读《米其林指南》时,我们被标注着的一颗星吸引,于是来到了巴拉聚克。到达阿尔代什河边时,被高高坐落在河对岸的美丽村庄惊呆了。我们在村里漫步。事情就是那样,像道闪电,我们之间很快产生了联系,虽然起初只是在夏季和圣诞假期才前往。我们的儿子克里斯托弗出生才十天就第一次来到了巴拉聚克。那时我们见过几个人,但我们与巴拉聚克的联系是断断续续的。
我们对当地的感觉在20世纪90年代初发生了变化。1991-1993年,我们多数时间都住在巴拉聚克,包括从耶鲁大学请假,并在里昂第二大学授课,那所学校在北面,距此两个多小时的车程。劳拉和克里斯托弗开始上学,前者在巴拉聚克的学校,叫“合并班”(即一个老师同时负责一至五所有的年级),克里斯托弗在附近沃居埃的幼儿园,因为巴拉聚克的学校通常不接收相当于美国一年级以下的孩子(这一点已经改变了,原因以后会讲)。在我们的孩子到来前一年,学校只有九名学生,八个女孩和一个男孩。法国教育部在全国范围关闭单教室学校,特别是在诸如阿尔代什等地区,这些地方的农村人口自19世纪末期便开始逐步下降,而且持续老龄化。巴拉聚克的家长和雅克·安贝泰什老师定期开会,外加学校里的活动,我们成了朋友。然而,我还是没有为巴拉聚克写一本书的想法。我很佩服许多针对村落的学术研究,首推洛朗斯·莱利那辉煌的《沃克吕兹省的村庄》,它用社会学家的角度分析了20世纪50年代初期一个村庄在世界大战后的改变。我还知道彼得·梅尔那本广受欢迎的《普罗旺斯的一年》。但我对这类书就是没兴趣。不论如何,一年时间远远不够。
在此期间,我在巴拉聚克从事着两个研究项目,一个是欧洲自文艺复兴以来的历史,另一个是在写一本关于19世纪法国城市边缘生活的书。显然,巴拉聚克对于前者过于渺小,对于后者又太遥远。在随后的几个假期以及1996年的另一个学期中,我有时会坐在我们家的露台上,有时步行穿越村庄到学校接送孩子,有时去阿尔代什河对岸那遍布岩石、干旱而崎岖的侏罗纪高原(当地人称为“格拉台地”)上跑步,并在脑子里猜测人们到底是怎样在这片号称“忘恩负义”的土地上讨生活的。我也想知道那些来去匆匆的“大事件”对巴拉聚克带来怎样的不同——宗教战争、法国大革命、1848年革命,还有最重要的两次世界大战。即使电视的使用和人口下降已经破坏了“守夜”传统(晚间围着火堆吃栗子、喝葡萄酒、听故事),我还是有很多机会了解过去的情形。有些故事是关于暴雨的。1992年9月22日凌晨三点,一场可怕的暴雨降临了,还带着闪电。雨一直下,河水迅速上涨,距离桥面只有几英尺,河流的上游还死了三个人。在桥上,我们可以看到河流冲刷下来的各种东西。这场突降的暴雨带给人们的是一种无法逃避的感觉,我相当震惊,并希望了解当地人如何在灾难之后重新开始生活,他们不仅在遍布岩石的土地上谋生,有些还傍河而居,而这种灾难虽说是定期的,但发作起来,却能在集体记忆中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记。
图 视觉中国
我家露台下面小石头广场的对面是一座罗马式教堂,我知道,1789年春天,那些会签名的巴拉聚克居民就是在那里签署了“陈情表”。我决定穿越伊斯齐内山口前往普里瓦(有点阴森的行政城镇,那里巨大的收容院很有名),看看他们是怎样描述自己的孤立、贫困和希望的。我惊奇地发现签署文件的二十八名男子中,仍然有十七个家庭居住在巴拉聚克,这种连续性相当惊人,要知道,这个村庄的人口在18世纪有四五百人,到19世纪中叶增长到九百人,而在二战之后又下降到不足两百人。许多人离开了,其原因我们以后再谈,但许多拥有那“忘恩负义”的土地的巴拉聚克家庭一直居住在当地。自然,在教堂外面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阵亡者的纪念碑上,我也并不意外地找到一些相同的姓氏。
一天晚上,学校要求孩子们的家长开会。议题是搭建学校的餐厅,以期阻止母亲们把孩子带到她们工作的城镇去上学。我们参加过的家长会都差不多,有的讨论独木舟和皮划艇的课程,或是计划筹资、包括周日进行学校抽奖,要么规划“自然教室”(这个叫绿色课堂;如果孩子们去巴黎,就叫灰色课堂),到另一个地区远足四五天。这种家长会结束时通常都会开一瓶阿马尼亚克白兰地;但这次,我们几乎不认识的村长也要参加,给人不同寻常的正规感。当我们开始讨论如何保持学校的运转时,村里实际上每个人都认可这件事的重要性——不论大家以往有怎样的分歧。村长开口了,他的话令我很吃惊。我不禁产生疑问,自19世纪以来,整个法国与我们这个小村庄及其单教室学校之间的关系是否扭转了。此后,我开始定期去普里瓦的省档案馆,又回到我经常出没的巴黎国家档案馆和国家图书馆,看看有没有可能评估这个村落往昔的演变并复活它们。在法国,有超过三万六千个城镇和乡村,然后我来到村公所,查找还有没有任何文件资料和普查数据保留至今。结果令人鼓舞。于是我踏上了穿越往日时光的漫漫旅程。我想知道贯穿非常遥远的过去、19世纪以及近代历史中的连续性。我也想了解造就当今巴拉聚克的那些演变,还想知道我发现的文件能否帮我深入理解那间小小的石头校舍为何是村里重要的甚至决定性的存在。
巴拉聚克人的能力早就给了我深刻的印象,不光是生存能力(虽然很多人活不了多久),也包括在过去的两个世纪中的适应能力,他们抓住机会,甚至操纵国家以利自身。巴拉聚克的农民与常见的刻板的乡下人不同,后者因循守旧,直到被“现代化”的各种代理人拯救出来,并带入现代世界。同时,我也对全国政治如何塑造地方政治产生了兴趣,特别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几十年中教会所扮演的角色,以及教育世俗化的斗争过程。
在本书中,土地上的岩石才是演员,它令道路崎岖难行,同时也是人们在漫漫时间长河中建造房屋与围墙的材料。自然环境的角色在书写百年前的历史时常常被遗忘,但它即便不是首要的,也得到法国两代人文地理学家的重视。照片上和长者描绘的这个小村庄很少有绿叶,使人吃惊,现在已经不是那样了。我想知道为什么。这本书谈到了巴拉聚克对石头的记忆,以及长时期的连续性与变革——即便中间受到国家大事的干扰(而这些大事也常常是由普通百姓在地方上造成的)。此外,由于不可能真正孤立地研究任何村庄,我很乐意把巴拉聚克融入周围地区迷人的背景里,远至迄今为止人们所探知的最为古老的洞穴壁画,以及每年成千上万的夏季游客发现的不那么古老的东西。
外人乍一看,巴拉聚克貌似是个有些衰败的村落。其农业经济,历经半个世纪的空前繁荣后,悲惨地崩溃了。村里的人口急剧下降,这一现象不仅发生在当地,也包括大部分法国乡村。但是,这是一个关于韧性的故事,常常带着英雄色彩,根植于深深眷恋土地和村庄的家庭,一代又一代。本书描述了一个我非常依恋的地方,这地方已经成为我和我的家人生命的一部分。
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说过,人类学家不写有关乡村的书籍,他们是在乡村里写书。我不是人类学家,但这个建议我听从了。不过,我当然没有把巴拉聚克当作实验室,也没有把我们的朋友和其他居民当作“线人”或样品。彼得·琼斯指出,相当多的研究法国乡村的作品都叫《我的村庄》。此外,本书也没打算让人陷入乡愁和怀旧,而最重要的,并不是为了刺激旅游业。鉴于我们家没人在巴拉聚克出生(尽管我们好多年以前就得到了居住证),而且如果在这个很多家庭都有几百年历史的地方,声称巴拉聚克是“我的村庄”,也未免太可笑了。虽然没有恶意,不过没在当地出生的村民仍然被当作“外乡人”(并不一定是外国人)。当然,如果谁能参与讨论村中大事——首先是学校,就标志着他被接纳了。我记得,有个朋友谈论起他装修房屋的工钱时说:“不能把谁都当作美国人啊”——他们以天真出名,而且有时候会为没必要的情况支付大量金钱。又说了几句之后,他突然反应过来,“糟糕!”他忘记我们就是美国人了(其实,我们当初来这个村子时,代号就是“那些美国人”)。因为他遗忘这一点而令我无比开心。但我们仍然是外乡人,和我们那些来自法国北部的朋友一样,不过我们已经融入了乡村生活。不论是在巴拉聚克每年住上一阵,还是一口气住上几年,都是我们的幸事。有时候,往来次数太频繁也挺奇怪的。去年的一天晚上,我应邀出席巴拉聚克的共产党支部会议,集会安排在河对岸奥东的一所特棒的老石头房子里举行。我们的主人时年92岁,1930年在巴黎加入共产党,他的妻子入党稍晚,但年纪更大。差不多十天以后,我跑到美国康涅狄格州北哈芬镇,参加了一个朋友参选第一竞选人的启动会议,会议在美国退伍军人协会大厅举行,装点着红、白、蓝色气球,自有一种古雅的气息。
几年前,有位来自美国的记者想报道我们在这里生活的故事,采访劳拉时问她对巴拉聚克的想法,她回答说:“它只是一堆石头!”她不明白为什么我决定写一本关于这里的书。“爸爸,会有多少人关心1827年巴拉聚克有多少头山羊?”有时候,她会想念美国的购物中心。年过15岁后的一天,她告诉我她改变了主意。我问为什么,她用法语回答说:“我喜欢法国,这里有帅哥!”劳拉现在最喜欢巴拉聚克的事情之一是,“它代表你怎么样,而不是你开什么车”。对于我来说,那是一种辛劳,是心甘情愿地翻阅故纸堆,以便重构和唤醒巴拉聚克的过去和现在,即使我正担心着它的未来。最后一章探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村里的变化和日后的故事,自然是利用档案文件,但也采纳了无数的谈话,我从那些交谈对象的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紧急补充,包括我的妻子和孩子,他们在过去十四年间多数时间都住在这里,有自己的看法,并成为故事的一部分)。在巴拉聚克出生或是在这里长期居住的人,大概会同意我的一部分观点,但也会完全反对我的其他看法。
村庄就是这样的。我牢记着这一点,并且要在众人之中特别感谢:泰蕾兹·米勒尔、波莱特·巴拉聚克、吕西安·莫利耶和凯瑟琳·莫利耶、居伊·布瓦耶和玛丽勒妮·布瓦耶、居伊·拉罗谢特和玛丽埃莉斯·伊莱尔、吉内特·吉内斯、让克劳德·米沙隆和吉内特·米沙隆、帕特里克·苏格拉底、让马克·迪皮伊—昂格贝尔和埃迪特·迪皮伊—昂格贝尔、埃尔韦·帕兰和弗朗索瓦兹·帕兰、凯瑟琳·于苏米、乔治·迪福、于盖特·拉罗什(还要追念雅克)、帕特里克·康斯坦和弗朗索瓦兹·康斯坦、雷蒙·舍瓦利耶、贝尔纳·沙鲁塞、波莱特·米拉贝尔、雅尼娜·皮内德、马克思·布里乌德和多里斯·布里乌德、克洛维斯·伊莱尔、福蒂内·鲁韦罗尔神父、鲁韦罗尔、皮埃尔·苏亚雷斯(并追念达尼埃尔),于盖特(萨佩德)·加梅尔、蒂埃里·拉谢利和我分享了他那渊博的史前知识,同样还有卡罗勒·拉谢利。初来巴拉聚克时,我们最早结识的人中就包括让·布瓦耶和他的妻子苏珊。让·布瓦耶是位退休的历史老师,曾在巴黎地区任教,他热爱巴拉聚克。他有一本没出版的作品,记述了这个村庄自法国大革命以来的情况,部分是历史著作,部分是回忆录。我在夜晚路过他的房子时,经常听到他在打字。他对自己村庄的热情启发了我,直至今日。他对他自己的文章所作的总结,足以打动任何曾经亲身到过巴拉聚克村内或周围的人,“在这些痛苦的书页里,有死在婴儿床里的孩子们,有在这片忘恩负义的土地上辛勤劳作的农夫们,也有被贫瘠的资源驱赶得背井离乡的青年们”。
我很佩服雅克·安贝泰什,他是我们孩子的老师,也是我们的朋友。他担任教师多年,就要退休了,但他对孩子们(及其家庭)的影响远远没有消失,能在他的学校上课非常幸运。我还想感谢以下诸位:普里瓦的省档案馆馆长多米尼克·迪普拉,以及他那始终如一提供帮助的馆员伊夫·莫雷尔,他刚刚完成关于阿尔代什地区制丝业的论文,并为本书提供了一张照片;吉内特·米沙隆、波莱特·巴拉聚克,还有尼马·沙鲁塞等提供了照片;彼得·琼斯对法国中央高原低海拔区有杰出的研究;迈克尔·索南舍尔允许我引用他的博士论文;埃里克·达里厄为1943年吉尔贝·塞雷的谋杀案提供了资料;朱莉娅·保利托协助我在最后阶段加速完成了手稿;珀尔·哈宁帮我审稿;耶鲁大学提供了研究经费和充裕的长期假期。
W.W.诺顿是一家优秀而且独特的出版商。这里有唐·拉姆的努力,我们第一次合作是在1984年。德雷克·麦克菲利则继承了这一优良传统。史蒂夫·福尔曼担任我的编辑多年,也是位老朋友了,他才华卓著并对我极有助益。他和他的家人也不辞辛劳地来到了巴拉聚克。第一次去耶鲁时,我以前的同事埃德蒙德·摩根给过我一个有些令人发怵的忠告:“有空闲就写上一行!”史蒂夫则反其道而行:“有空闲就删除一行!”但大家都是为我好。
我还要感谢其他的朋友:伊夫·卢康和科莱特·勒坎、莫里斯·加登和玛丽—克劳德·加登、克劳德·玛佐里克和西蒙妮·玛佐里克、汉斯·施密特和安娜玛丽·施密特、艾伦·福里斯特和罗斯玛丽·莫里斯;鲍勃·施瓦茨和玛丽埃塔·克莱芒、特德·马哥丹特和若比·马哥丹特、克里斯·约翰逊和洛伊斯·约翰逊、帕斯卡·迪皮伊、菲力浦·夏迈特和卡琳·穆热·夏迈特、菲力浦·卡尔缪和科琳娜·穆沙尔、让·塞罗和希拉·塞罗、安德烈·帕朗和克里斯蒂娜·帕朗;达尼埃尔·舍韦、多米尼克·舍韦和福斯廷·舍韦;令2000年“圣约翰篝火节”庆祝仪式生动活泼的让娜·因内斯和约翰·因内斯、狄克·布罗德黑德和辛迪·布罗德黑德、本·基尔南和格伦达·吉尔摩,那一次整个巴拉聚克都跳动起来。当然少不了维多利亚·约翰逊。
我幸运有很多良友,他们研读了本书的草稿,并提出众多建议,其中不少我都欣然从命。罗伯特·施瓦茨、艾伦·福里斯特以及保罗·弗里德曼在开头的章节中贡献了自己的专长。彼得·麦克菲、彼得·盖伊、克里斯·约翰逊、大卫·贝尔,以及杰伊·温特,他们仔细阅读了全部手稿,并给我鼓励,当然还少不了卡罗尔·梅里曼。
埃里克·福卢莱和马蒂约·福卢莱两位在康涅狄格的北哈芬镇花费了将近一年读高中一年级,他们使两个世界充分互补。
最后,感谢梅里曼家的卡罗尔、劳拉和克里斯托弗,他们多年来一直在两个世界里欣欣向荣。
2001年8月3日于巴拉聚克
本文摘选自《巴拉聚克——历史时光中的法国小镇》,作者:[美]约翰•梅里曼,译者:梁镝,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1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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